【大紀元3月7日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新詞，是一九六四年參加『四清』運動，學習中共中央文件《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俗稱『二十三條』）。兩年後主席親自發動並領導的文化大革命，誓言清除『黨內走資派』，即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而且斷言：『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經過文革十年動亂，打倒了『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中央報刊簡稱『劉賊』），打倒了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林彪反革命集團』（簡稱『林賊』），最後又打倒了毛主席的夫人為首的『江青反革命集團』（簡稱『四人幫』）。但連一個走資派『實體』也沒有揪出來。
鄧小平是不是走資派？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江青，曾經不點名地指出：走資派還在走！鄧小平也一再『認罪』，並表示『永不翻案』。毛主席最後還是把鄧小平定性為『四五』天安門暴亂事件的總後台（中央報刊指稱鄧為『匈牙利的納吉』）。
陶鑄是不是走資派？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姚文元，奉命寫了一篇檄文《評陶鑄的兩本書》，即把陶鑄定性為『反革命兩面派』。不久便『追隨』劉少奇於九泉之下。
劉少奇、林彪、江青、鄧小平，都是中央領導核心集團的主要成員，距離很遠，不要說一般老百姓，就是省一級的幹部，也不見得能說得清他們之間的恩恩怨怨。陶鑄不同，他奉命治粵十七年，毛主席固然一清二礎，廣東人近距離的觀察和感受，尤其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身受其苦其害，刻骨銘心。陶鑄最終的下場，廣東人絕對想不到，也不可理解。
一九二七年共產黨發動的廣州武裝起義，陶鑄那時是起義隊伍中的一名隊長。失敗後，一直在南方從事地下工作。抗日戰爭期間，奉命從事游擊活動。解放戰爭期間，成為第四野戰軍高級政治工作者。一九五一年，陶鑄奉調到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任第四書記，主持兩廣的土改運動，提出『依靠大軍搞土改』的口號，消滅地主、富農階級的同時，還在黨內開展一系列『反右傾』鬥爭，甚得毛主席贊賞。一九五三年，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奠定了他封疆大員的地位。
土改運動取得完全勝利，當然是陶鑄一大政績。如果從黨內路線鬥爭方面看，更加出色的治黨治國才能，還表現在他主動並主導的『反地方主義』鬥爭上。鬥爭的結果，廣東幹部全被打了下去。原來的第一書記葉劍英調去中央軍委，第三書記方方調去北京任全國僑聯會主任，省委書記兼副省長古大存、馮白駒為首的大批廣東幹部，都被指控犯了『地方主義』反黨集團的錯誤，都分別受到處分。有的被調職，有的免職，有的降職，有的開除，有的判徒刑，甚至還有少數人被判了死刑。同樣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一部份的『兩廣縱隊』，被陶鑄貶為『無根之花』，番號被取消，人員被遣散。
反地方主義的邪火，燒遍南粵城鄉。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莫過于恩平縣『松仔嶺村』事件。這個所謂的『不法地主、惡霸串通打入機關的壞分子，勾結幹部，有計劃殺害農民積極分子和幹部，破壞當時清匪反霸運動，鎮壓農民翻身事件』，是陶鑄既打擊『地主階級』，又打擊『地方主義』，更兼揚名黨內外，一箭三鵰的傑作。
松仔嶺事件本來並不特別複雜，一九五０年八月二十二日（農曆七月十二日），恩平縣松仔嶺村發生了一件兇殺案。經縣公安局多次調查，歷時半年，終于偵破：死者馮群忠，蟠龍村人，與其父馮明理在恩平縣城經營一間鹹雜山貨店。二十日馮群忠回家過盂蘭節，二十二日晚在西頭市買了東西後回家，走到二靈宮後邊竹巷，遇到松仔嶺村村長何兆廷帶著幾個人攔住去路。何兆廷手執窄嘴短槍喝問：『你是誰？』馮群忠回答：『我是蟠龍村的。』何兆廷立即喝道：『你站住！不許動！』這時，隨同何兆廷『巡夜』的民兵何兆禎，上前抱住了馮群忠，何兆廷一聲喊『打！』許才過去打了馮群忠幾拳，何錦煥又打了幾拳，接著是許仲、何悅富又輪番打了一陣，最後是何兆廷過去打，並向馮的下體猛踢兩腳，馮立時昏死在地。
何兆廷以為馮群忠已死，即指揮許才等五人，將馮抬到二靈宮後面晒穀場。又叫何悅福回村拿來了繩子，將馮的手腳捆綁起來。當時馮還活著，發出微弱的呻吟，何兆廷見狀，又叫許仲狠力揪馮的陰囊，直到馮氣絕。何兆禎托來一條長木棍，又從寶君禾寮拔起一根竹竿，將馮的屍體抬走。五個人分三批，輪流把馮一直抬到海邊雜草處才放下。何兆廷脫下死者的褲，發現下體流血，即死者的內褲將血跡抹揩乾淨，再將染有血跡的內褲，裹上石頭沉入水潭。然後，何兆禎攀上一棵樹，何兆廷用繩子套住死者的脖頸，幾個人七手八腳地將馮的屍體吊在松樹上。事畢，五個人才從狗廟側路悄悄回去。
何兆廷等五人為甚麼要殺害馮群忠？經深入調查取證，並審訊疑犯，終于弄清了殺人的來龍去。原來，蟠龍村馮姓與松仔嶺村何姓，因地界糾紛經常發生械鬥。一九四七年，松仔嶺村的頭人何榮（兼管公嘗又開小商店）因祖墳在蟠龍村地界內被人毀壞，以致兩村積怨纏鬥。解放後，松仔嶺村村長何兆廷帶領民兵、生產組，在蟠龍村對面崗地上開荒，被蟠龍村人制止，又引起一場鬥。事後，何榮乘機唆使何兆廷等人要殺蟠農村農會副會長馮瑞麟，為何姓報仇。不料何兆廷錯殺了馮群忠，在和何榮商量後，急忙連夜將馮的屍體吊在松樹上，偽裝成自殺。何榮仍然拿了一筆錢，交給何兆廷，作為他們為何姓『報仇』的犒賞。許仲、許才各得港幣五十元，何錦煥得港幣六十元。何兆廷並吩咐大家『切切不可漏出消息』。
負責偵破這一殺人案的，是該縣公安局局長馮漢英，他將該案的審訊筆錄和偵查材料全部送交法院審理。恩平縣法院經過開庭審訊復核，並作出判決。法院認為，這起殺人案是一般社會刑事案件，按司法三級制上報，不必經中共縣黨委復核。於是，縣法案逕直上報粵中中級法院復核批准行（『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期間，地區中級法院有批殺權），並上報廣東省高級法院和中南區院復核批准。法院判處主要兇手何榮、何兆廷、何兆禎三人死刑，許才、許仲等五人分別判處十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其中何泮被判十年，不服上訴，稱自己沒有參加殺人。粵中中級法院後改判為八年。一九五一年四月，這一兇殺案就此結案。
世事多變，風雲莫測。誰能想象得到，一年後，這宗一般社會刑事案件，竟演變為轟動全省、遠播全國的重大冤假錯案。
一九五二年四月中旬，中共粵中地區委員會在江門市召開土改幹部擴大會議，又稱春耕整隊結合『三反』檢查。在各縣分組討論中，恩平縣三區區長顧江，交代自己重大貪污問題時，企圖脫身轉移目標，借故提出松仔嶺村的群眾發動不起來，是與對兇手何兆廷等人判刑過重有關，並說這是『階級立場』的問題，等等。
於是，松仔嶺村兇殺案，又引起當時參加會議的華南分局第四書記陶鑄的關注。很快，陶鑄通知華南分局，派出社會部副部長田星雲，負責對此案進行復查。
田星雲打著陶鑄的旗號，『欽差大臣』一般，十分招搖。人在粵中地委，尚未到恩平縣作實地調查，就主觀地肯定『這起案子搞錯了』，對原案作出否定的結論。他下令把關在監獄服刑的許仲等人釋放，並令恩平縣法院副院長吳朗攜帶該案全部案卷，連同許仲等人送來江門，他要親自接見他們。第二天，田星雲在地委小客廳接見了吳朗和許仲等五人，恩平縣縣委書記鄭鼎諾作為縣的主要領導人，也陪伴在場。田星雲直接了當地對許仲等人說：『這個案搞錯了。即使是你們搞的，也不應當這樣處理。現在要釋放你們，回去後要好好生產………』。
當田星雲在翻閱吳朗送來的案卷時，鄭鼎諾問站在一旁的何泮：『這個案是不是你們搞的？』何泮答：『我沒有參加。』鄭鼎諾又問旁邊的許仲：『是不是你們搞的？』許仲答：『是我們搞的。』
儘管許仲承認是他們殺害了馮群忠，田星雲還是把他們釋放回家。
田星雲來到恩平縣，在三區區長顧江等大力協助下，利用何、馮兩姓宗派糾紛的關係，只用了八天時間，就完成了調查搜證工作。然後，寫了一篇長達一萬餘字的《恩平三區松仔嶺事件調查報告》，並於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在華南分局機關報《南方日報》上發表了。
《調查報告》開宗明義指出：『按照陶鑄同志的指示，深入區村，實地勘察，訪問貧僱農號召有關幹部回憶，審訊有關案犯，經過八天調查研究寫出了這份調查報告』。《調查報告》的結論：兇殺案死者馮群忠『是蟠龍村大惡霸馮瑞麟與死者之妻梁心女合謀殺害的，與何兆廷等人根本無關』。『是不法地主、惡霸串通打入機關的壞份子，勾結幹部，有計劃殺害農民積極份子和幹部，破壞當時清匪反霸運動，鎮壓農民翻身事件。』『松仔嶺事件的發生和長期被掩飾下來不是偶然的，從中可以看出恩平縣的領導權實際上是被地主惡霸篡奪了，恩平縣政府、公安局和法院已不人民民主專政的機關，而變成了專農民之政的工具了。必須進一步純潔隊伍，繼續清理鑽入內部或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份子、地主惡霸份子及反革命骨幹份子，嚴懲那些利用職權、為非作惡、死不悔改的地主惡霸代理人才能把土地改革工作搞好。』
根據上述這個結論，提出四項處理意見：第一，為何兆廷建立烈士紀念碑﹔第二，對馮英漢、吳朗等判處死刑，鄭鼎諾等有關案犯分別判處死刑、徒刑﹔第三，粵中中級人民法院院長謝創應作檢討反省﹔第四，廣東省法院亦應有所檢討。
隨後，馮漢英、吳朗等執行槍決，鄭鼎諾判五年徒刑﹔還有大批基層幹部和群眾，受到株連，被刑坐牢或開除、處分等。何兆廷定為烈士，在松仔嶺立了紀念碑。同時，在恩平縣，乃至全省，結合土改『整隊』，不斷展開清算『地主惡霸集團罪惡活動』的鬥爭，把廣東的幹部都打成『不純份子』，受到嚴重打擊和歧視。廣東的黨，也被說成『解放前就與地主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係』，甚至說『是在地主階級的基礎上建設起來的』。
現在可以清楚的看到，這是陶鑄爬上廣東第一把交椅，採取第一個重大步驟，而特意製造的一個駭人聽聞的冤案，禍及廣東全省，波及海外華僑。如果聯係『彭德懷冤案』、『劉少奇冤案』、甚至陶鑄自己的『冤案』，不難判斷，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極其罕見的『說謊黨』、『製造冤案的黨』。
陶鑄死後三十年，他在廣東製造的冤案，才有限度的得到『平反』。幾乎和毛相類似，全國的重大冤案，也是在毛死後，才可能有限度地得到『平反』。令人不可理解的是，經過如此慘烈禍害、給中國人民造成如此深重災難的中國共產黨，在公開宣稱執行『改革開放』路線之後，仍舊惡習不改，甚至變本加厲，又連續製造了震驚世界的『血腥冤案』，又繼續向全世界販賣早已破產了的謊言。
忠於毛和毛思想，陶鑄恐怕是眾多大員中最出色的一個。他在詠『大躍進』的詩篇中，就有這樣的詩句：『唯有聖明堅躍進』。又特別指示創辦了一份理論雜誌《上游》，作為省委機關刊物，從思想路線上指導全省各級黨委，帶領廣大民眾切實貫徹『大躍進』的種種措施，從大辦公共食堂、大煉鋼鐵，到大鬧饑荒。六十年代，陶鑄升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為配合中央『大宣傳、特宣傳毛主席及其偉大著作』，曾經坐鎮從化溫泉別墅，親自領導、策劃，在中南局機關報上，推出了一系列《論頂峰》的文章，鼓吹『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他署名出版的兩本書，篇幅不大，但『篇篇都閃耀著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即使毛的御筆姚文元，奉命拿陶開刀，也頗費周章。最後，還是毛定下調子，封給陶鑄『反革命兩面派』的頭銜。至於批陶文章怎麼寫，或斷章取義，或無中生有，或移花接木，或無限上綱，都是毛整人貫用的手法，於是陶所熟知的把戲，就由文痞姚文元去發揮吧。
現在，回頭再來看看『何謂走資派』，也許能看出一些門道了。
一，用了整整十年工夫，花費無數人力物力，動員黨、政、軍所有力量，成千上萬的無辜者丟了性命，國家到了『崩潰邊緣』，走資派卻一個也沒有揪出來，連影子都見不著。
二，大吹特吹毛和毛思想，的確到了『頂峰』的界限，無法再高了。如果放眼世界，距離『全球一片紅』，又還差遠了。事物的發展，有起有伏，有始有終。『頂峰』過後，就是『低谷』，如今的毛和毛思想，已是日薄西山，人命危淺。作為一個時期的『文化渣滓』，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還在繼續污染環境。有必要用現代文明的手段：一是透明，二是隔離，像對待SARS瘟疫一樣，把它掃進歷史垃圾桶。
三，毛的名言是『黨指揮槍』，他又經常反而用之，讓『槍指揮黨』。如今，毛雖未能『定論』，卻早已『蓋棺』。人民和土地提供了舞台，讓許多風流人物登台表演，最後是歷史當判官，那怕你有多大權威，手裡掌握了多麼強大武裝，都逃不掉歷史的評判。
6/13/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