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毛澤東關於判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公佈後，誰也不再提共產黨整頓作風的事了。儘管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說過不要求各黨派整自己的風，各黨派還是安靜下來，各自回窩，整自己的風去了。
由於各黨派裡本有一批公開和不公開的共產黨員，以他們為骨幹，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各黨派內選定了一批右派名單，痛批一頓之後，統統趕出其領導機構。人們開始整日將「熱愛黨」掛在嘴邊。當「熱愛黨」比「熱愛共產黨」顯得更親切，卻絕不會引起「熱愛哪個黨」的誤會時，我們就知道，那些「民主黨派」已經死去了。
中國民主建國會的黃炎培於七月十二日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在痛斥民主建國會首領、國務院糧食部部長章乃器為「右派野心份子」，細數他「惡劣的品質，凶狠的行為」之後，一本正經宣佈：「我們今天對章乃器展開鬥爭，就是整個反對右派的鬥爭中間的重要一環。」如果不看文章的署名，人們真會以為這是一個共產黨首長的政治報告。為了痛打落水狗，民主建國會出版了兩本專集，往章氏身上潑盡了污水。
章乃器在歷史上是幫過中共大忙的。抗戰初期，章就任國民黨政府的安徽省財政廳長前，周恩來囑他與中共領導的新四軍搞好關係。章想方設法每月補助新四軍三萬銀元，（注２８：《安徽文史資料》第二十五輯第四頁，轉引自徐承倫《抗日戰爭初期章乃器在安徽》，載《安徽史學》一九八六年第四期。亦見章乃器遺稿《七十自述》。）並為中共培訓了一批財經幹部，為此毛澤東曾向他致謝，稱他做了好事。戰後國共內戰，國民黨政府經濟瀕臨破產局面，有人蔣介石建議起用章為財政部長，蔣歎氣道：「我是要用章乃器，可他不為我所用。」（注２９：《人物》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一九四八年底，章氏拋開在香港已具規模的產業，接受毛的邀請秘密到了東北解放區。《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這首歌，他建議在「中國」之前加一「新」字。毛對他說：「你提的意見很好，我們已經讓作者把歌詞改了。」從此這首歌傳遍了全國。
這樣一個人是絕不可能反共的，那麼究竟是甚麼使毛澤東將他定為敵人的呢？
綜觀章乃器的反動言論」，主要是「攻擊社會主義」：「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我們從資本主義還可以汲取精華，去其糟粕，可以找出有利於生產與管理的經驗和知識，服務於社會主義；但是官僚主義是百無一用的糟粕。官僚主義一旦加之於社會主義事業，它的效率就會低於現代資本主義企業，其原因即在於此。」（注３０：《新華半月刊》一九五七年十三號第七十七頁。）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恩來將章乃器召去，說馬上要開國務會議，要撤他和章伯鈞、羅隆基的職。章伯鈞和羅隆基不得出席申辯，但允許章乃器出席。章乃器說：「那還申辯甚麼呢？我願意放棄出席權利。」這正合周恩來的意，便回答說：「那也好，辯論起來我們人多，你說不過我們的。」（注３１：章乃器遺稿《七十自述》。）就這樣，章乃器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屈辱生活。在中共的強大攻擊下，他的妻子和兒女均作了向黨靠攏的撰擇，與他劃清界線，從此斷絕了來往。唯剩幼子章立凡不願離開，與也相依為命。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共產黨子弟組織起紅衛兵，大鬧「紅色恐怖」。年已七十的章乃器與許多人一同挨打，不少人喪生，他卻因每日練功而體格健壯，活了下來。可是不久兒子章立凡因「為父親翻案」而被抓進牢房，他就成了形影相吊的孤老。從那時到去世，他再也沒有見過一個親人的面。
一九四五年七月，黃炎培曾訪問延安。當時，毛澤東問他有何感想，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矣』。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總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勞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毛當時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注３２：轉引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延安文藝業書》報告文學卷第五一六頁。）
事隔十二年，滿腹經綸的黃老先生自不會忘記毛澤東那番漂亮的言詞，他完全可以著文問毛：你不是說要走一條民主的新路嗎？你不是說要「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嗎？為何人民才監督了一個月，你就翻臉不認人了呢？你熟讀《紅樓夢》，難道不記得「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客，眼見他樓塌了」的醒世明言嗎？但是，黃老既沒有勇氣，也沒有條件發表文章批評毛澤東食言。連他那在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當教授的兒子黃萬里都成了右派，他還能有甚麼力量制止毛的所作所為呢？
這些所謂「民主人士」，非但不挺身而出，斥責中共背信棄義、踐踏民主，反而紛紛搶著向中共獻忠心，表示要當「左派」，做「紅色老人」，巴結唯恐不及，遑論對中共實行監督。
黨外人士中公開對反右的做法流露出不滿的，似乎只有張治中。這位解放戰爭未期國共談判的國民黨一方的首席代表，自談判破裂留在北平與共產黨合作以來，基本上是賦閒在家。他對反右的做法實在不滿，終於打破沉默，對受到中共保護、未定為右派的「民主人士」沈鈞儒（民盟主席）等人委婉地說：「反右應著重擺事實，講道理，情緒激昂一點還可以，但拍桌子、破口大罵是不是好？以勢壓人人怎服？」（注３３：《人物》一九九一年第二期第三十二頁，張治中生前秘書余湛邦的文章。）當然，張治中只能說到這裡為止，批評中共的膽量他是沒有的。七年前中共「鎮反」，將在他投共後追隨他，到北平投奔中共的堂弟張韶舞抓到浙江平陽公審，當場就地搶決。張聞訊，只是在家中痛哭一場，不敢對中共道一個字。儘管他知道張韶舞的罪名只是抗戰期間任平陽縣縣長時，為政府徵兵徵糧比較賣力而已。
民盟中央主席沈鈞儒雖然支持中共反右，但對那麼多人成為右派感到不解。聽說教育部副部長柳（水是）、上海經濟研究所所長沈志遠等人都成右派後，他說：「這些人過去都是老朋友，做過許多工作，為甚麼現在都變成了『右派』？」（注３４：見當時的中共統戰部部副部長金城的文章《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幟》。）這位八十三歲的老人雖然被中共確認為左派，但誰人能說出他內心的憤怒或悲哀？
每個人都有一些人性的弱點。在那種正派人動輒得咎的情形下，能夠堅持正義、不同流合污，的確很困難。二十多年後，名作家巴金這樣回憶當年的事：馮雪峰是個「耿直、真誠、善良的人，我始終尊敬他」；「我想不通他怎麼會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作了聯合發言……我們也重複著別人的話，批判丁玲的『一本書主義』，雪峰的『凌駕在黨之上』，艾青的『上下串連』等等，等等。我並不像某些人那樣一貫正確，我只是跟在別人後面丟石塊。我相信別人，同時也想保全自己。」（注３５：巴金《隨想錄》第一集第一三○至一三一頁。）
要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生存下來，不像巴金那樣做點違心的事是不可能的。為此，中國最優秀的京劇藝術家梅蘭芳先生不得不奉命在批判「京劇界的敗類、右派份子李萬春」的大會上發言。
「看著李萬春長大的」老一輩藝術家荀慧生被迫在報上表態，說李「昧盡天良，顛倒是非，狂妄地向黨進攻」，是個「為虎作倀的敗類」。（注３６：《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十八期第二十八頁。）
後起之秀，女演員杜近芳亦曾奉命登台批判戲劇家吳祖光。二十多年以後，杜近芳已是五十歲的人了，她在紀念慘死於文革的戲劇界老前輩田漢的會上見到吳，站起來深深地朝他鞠了兩個躬：「吳先生，我對不起您。在一九五七年，我在大會上批判過您。我向您道歉！」
即使在反右前，眼見了「肅反」等運動的恐怖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知識份子的懦弱，巴金便預言：「今天誰被揭露，誰受到批判，就沒有人敢站出來，仗義執言，替他辯護。」（注３７：同注３５，第一三一頁。）
巴金的預言基本上成了事實。百萬右派幾乎每一個都發現平素的朋友、同事毫不憐憫的加入鬥爭自己的行列。對此無法忘懷的青年作家從維熙三十年後回憶道：「我尊敬的前輩作家老捨在《北京文藝》上著文時竟說：『從維熙寫《並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動農民造反。』」（注３８：從維熙《走向混沌》第三十五頁。）從並不記仇，他明白「反右的鑼鼓敲響，知識份子人人自危，誰都怕陷入右派泥沼」，也就全理解了。
禍到臨頭仍然敢說真話的人還是有的。《戲劇報》編輯張郁就公開站出來說，中共拿吳祖光開刀是「對中國善良的知識份子的不信任」，是戲劇家協會「為了要在戲劇界抓一個右派份子報成績」。很自然，他為此付出代價，成了「反黨急先鋒」。（注３９：《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十七期第十五頁。）
上海同濟大學研究生、中共黨員吳中在眼見那麼多人成為右派後，挺身而出，說：「被指為右派份子的背後，沒有政權，沒有法律，沒有國家機器作為後盾，他們所有的只有道理和真理。而黨卻有一系列的政權機構為它撐腰……有槍桿子握在手裡的。今後誰還敢再開口？」「黨本來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可是忽然來了這麼一手，不由人不聯想到『葉公好龍』這個故事……」（注４０：香港自聯出版社《鳴放回憶》第一二一頁。）為了這幾句話，吳也進入了右派行列。
在高壓下為右派的觀點辯護是需要勇氣的。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農工民主黨舉行大會，會議雖然仍由章伯鈞主持，主題卻是批判章氏的「政治設計院」。在一片討伐聲中，唯有一九二○年在北大任講師時與李大釗一起參與組建中國共產黨的張申府（當時為北京圖書館研究員）明白表示說：「章伯鈞所說的『政治設計院』問題，並不一定是錯了。」他因此也成了右派。
張申府成為右派聽來有些不可思議，但卻是事實。一九二○年底，他到法國里昂中法大學執教，首先介紹了天津學生劉清揚（女）入黨，隨後張又與劉一起介紹周恩來入了黨；以後到了德國，又同周恩來一起介紹朱德加入中共。張回國後，正值國共合作，廖仲愷請他推舉國外留學生回國工作，他開列了一個十五人的名單，第一個便是周恩來。這樣，周便回國當上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注４１：人民出版社《懷念周恩來》，張申府《留法前後我同周恩來同志的一些接觸和交往》。） 逐漸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一九五七年時，要是周堅持不贊成給張扣上右派帽子，張應當能夠倖免。也許是張的「政治設計院」的主張涉及中共一黨專政的制度，太致命了，連周恩來也覺得無法保得住他。毛澤東的態度也許是周不願出面保自己的入黨介紹人的另一原因。一九一○年代未期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張申府曾是他的「頂頭上司」（毛氏自述），給過他氣受（毛抄寫潦草，張令重抄之類）。毛討厭這些大知識份子，認為他們「最無知識」，派給他們「右派」帽子時當然不會懷惻隱之心。看透了毛澤東肚腸的周恩來，一貫以不與毛衝突為首務，自然也任由自己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而不吭聲了。
小人物中也有敢於站出來為「大右派」辯護的。
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學生黨治國，是一九五四年陝西省高校考生第一名，一位極有才華的青年。學校批判錢偉長、黃萬里兩位教授時，他走上講台去為他們辯護，說他們不是右派。這樣，他成為「極右份子」，被送去勞改了。（注４２：陳祖芬《理論狂人》，見《人民文學》一九八六年第七期。）
化學工業部一位普通科員閻義采在章伯鈞已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鼠之後，寫了一篇《兩黨制適合中國國情》的文章，說：「我認為民盟章伯鈞先生提出在政治上向美國學習，在中國實行『兩黨制』的主張，對人民來說，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只有『兩黨制』才能真正起到互相監督的作用，才能真正實現『百化齊放，百家爭鳴』。」（注４３：一九五七年八月三日《人民日報》。）當然，閻因此而成了「反黨份子」，儘管他也是個共產黨員，自一九四五年起就參加了革命。
自然，絕大多數人沒那麼勇敢，他們不願成為犧牲品，就只好「黨指向哪裡就打到哪裡」了。
被迫的或者主動的與右派劃清界線的人，只比右派多享受了幾天「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而已。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又號召「拔白旗」，一批人被「拔」。如北京大學一級教授傳鷹。一九五七年時，傳未落網，但五八年卻成了北大頭號的「大白旗」，終於未能逃脫被整的命運。
到了下一年（一九五九年），毛又指揮全國「反右傾」，又有很多人落了難。譬如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反右時的左派鄒魯風，曾在《光明日報》上著文批判許孟雄教授，說許「不學無術」，對馬列主義「一竅不通」，並正言告誡許：「你的狂妄的叫囂，正是『蜉蝣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鄒在別的批判右派的文章中曾說：右派「都是些高級知識份子，他們的陰謀也是『高級』的。說它『高級』，是因為他們不僅要篡奪高等學校的領導權，而且要篡奪我們國家的領導權，企圖發動匈牙利事件，使千百萬人人頭落地。」（注４４：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這是反右中左派們所能想得出的最嚴重的罪名。像鄒這樣堅強的左派怎麼會在兩年後就成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挨鬥自殺，實在是個謎。
如果既未在一九五八年被「拔」，又未在一九五九年被「反」，也須夾緊尾巴做人。隨後三年，在「大躍進」帶來的饑荒中，知識份子同全國人民一起挨餓。廣東的「大右派」羅翼群的「反黨言論」－－「農民在餓死的邊緣」－－不幸成了事實。幾億農民到了餓死邊緣，兩千萬以上農民成了餓殍。可是饑饉剛過，毛澤東就大聲疾呼：「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九六三、六四年開始批這批那，又有人成了政治運動的犧牲品，孫定國則是其中之一。
一九五七年冬，九三學社和《光明日報》聯合舉辦千人批判大會，將儲安平拉去當眾批判。會中作主要發言者，是從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特別邀請去的的孫定國。孫能文能武，抗戰時先後做過山西新軍的旅長和八路軍的軍區副司令。一九五七年他是當校的哲學教研室副主任，因為懂馬克思主義，又有口才，在批判儲氏、逼使他低頭認罪一役中立過功。但是六年後孫自己也被批判，趕出了黨校。一九六四年底，他被弄回黨校，接受再批判，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伯達讓他在幾千隻眼睛面前站起，挖苦他是「大名鼎鼎的哲學家」、「冒牌的哲學家」，又罵他是「大流氓、大壞蛋、大騙子」，「你是死不要臉！」當天夜裡，他留下了一張遺書，跳進了校內湖中的冰窟窿。他在遺書中寫道：「我今天才體會到鄒魯風的心情……」（注４５：林青山著《康生外傳》第二二二頁。）
如果說一九六四年的打擊面還不夠寬的話，到了六六年文革，五七年的左、中、右就差不多一鍋端了。這裡不妨舉幾個例子。
一九五七年八月，首都戲劇、電影界接連舉行過四次批判吳祖光的大會，每次都由田漢主持。由於吳曾對「今天的政府機構和過去封建統治的機構有甚麼不同」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究竟表現在哪裡」發表過疑問，田漢便著文批判吳「包藏禍心」，「一貫對我們的制度有反感」；他還將吳受邀在座談會上的發言標上《當「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的題目，在報上發表，用以作為吳「反黨」的鐵證。吳是人人喊打的落水狗，劇作家曹禺甚至發表文章，說「吳祖光向我們摸出刀來了」。（注４６：《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十五期第十五頁。）名作家老捨也打了一桿子，這大約是因為不打一桿子自己要惹禍，打一桿子也傷不到哪裡去罷。後來吳到北大荒勞改，吳妻將他收藏的齊白石的畫拿去變賣，恰被老捨買到，說等吳歸來時「物歸原主」，可見他在會上、報上發表的斥罵吳的話並非由衷之言。
九年後，文革乍起，吳祖光幸運的活了下來，而老捨、田漢卻相繼死於非命。老捨是遭毒打後投湖自盡，受罪只是一時，田漢就慘了。試看文學教授秦似《悲田漢》詩「光天競指鹿為馬，暗室難堪尿作茶」二句之自註：「田漢有糖尿病，在獄中備受折磨，甚至尿脹亦不得解，遂不得已而解在臉盆內。監守者竟逼他喝下肚裡去。」受此侮辱，何如一死了之。
民革（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王崑崙早在一九三二年就成了秘密的中共黨員，於是中共讓他出頭大肆批判其民革同事龍雲、黃紹宏、陳銘樞等右派。但到了文革，他又被誣為「特務」、「反革命」，坐了八年牢。由於毒刑拷打，到釋放時已成了半癱的廢人。
京劇藝術家周信芳參加了幾十次反右鬥爭會，幾乎每次都聲色俱厲地斥責右派份子。他真心地熱愛共產黨，並於一九五九年要求加入中共。幾年後他也成為鬥爭對象，被捆綁雙手遊街示眾，終於折磨而死。其妻也被慘無人道的拷打致死。
上海《新聞日報》社長金仲華，也是緊跟中共刻薄咒罵「右派份子」的一員小卒。九年後，他也被中共扣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份子」的帽子，被鬥爭、抄家之後，終於自殺，骨灰也被當局拋棄而不可尋。作家巴金在悼念他的文章中這樣記述了他的死況：「金仲華孤寂地吊死在書房裡，住在樓下的八旬母親只聽見凳子倒下的響聲。」（注４７：巴金《隨想錄》第五集第三十二頁。）
京劇女演員言慧珠在批判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陳仁炳的鬼把戲》的文章中說，她「感到社會主義社會比舊的社會制度好一千倍、一萬倍！」又說「我要大聲告訴右派份子，我們堅決走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注４８：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報》。）九年後，這位被公認為中國最優秀的旦角演員的藝術家也像金仲華一樣懸樑自盡，告別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
中國史學界有兩位權威人士，一是北大歷史系主任翦伯贊，一是離開清華教席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反右開始後不久，翦伯贊作為黨員，緊跟中央，公開懷疑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三位右派部長在私底下有過串連，在鳴放中分工合作。「章乃器的說法是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復辟；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就是政治上改制，要倒退到資本主義的民主；而羅隆基則要和共產黨算舊賬。」翦氏這樣分析，只是憑「據說」而已，可是這一來，他們便成了一個陰謀集團－－正與中共指稱的「章羅反黨聯盟」合拍。吳晗則於六月中旨主持北京民盟的反右大會，決議要求對章伯鈞、儲安平、羅隆基等人「按組織紀律嚴肅處理」。中共讓吳晗主持北京民盟的反右大會是耍了花招的。吳晗的公開身份是民盟成員，但他已在三個月前秘密加入了中共，成了中共在民盟的代理人。（吳一九四九年一月曾給毛澤東去信，要求加入共產黨，毛答覆同意，但說時機尚值得研究。到五七年三月，這「時機」到了，吳被吸收加入中共，但身份不公開。）（注４９：《黨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第六十至六十二頁。）由此可知，這所謂「民主黨派」不過是中共操縱的民主玩具罷了。中共執政前，作為清華的一名教授，吳□常與社會學系主任潘光旦以及費孝通、錢偉長等民盟同志聚會，商談如何與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相配合，反對國民黨政府。而今潘、費、錢均被中共黨作敵人處置，吳晗竟不明白自己早晚也會成為毛澤東的階下囚，他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初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言猛烈抨擊右派，該發言以《我憤恨！我控訴！》的醒目標題在報上發表。
九年後，輪到翦、吳兩位下油鍋了。毛澤東說：「翦伯贊、吳晗是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注５０：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八月毛第一次在天安間檢閱紅衛兵時，在城樓上對北大附中的女紅衛兵小將彭小蒙說：「娃娃，對翦伯贊，你們批判了嗎？」
「他這種人，書讀了不少，可是越讀越反動。像他這樣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對人民還是有用的，可以掃掃地，搞搞衛生嘛……」（注５１：見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九○年三月號《寫血書給毛澤東》，文章署名「佚名」。文中彭小蒙回憶道：「事隔二十年，毛主席的話我可能記得不很準確，但基本內容決不會錯。」）
翦氏在歷盡侮辱後，於一九六八年秋與妻子一起服藥自盡。據說他死後，人們從他的左右衣袋裡找出兩張紙條，寫有「共產黨萬歲」和「毛主席萬歲」的字樣。是真是假，並不重要；倒是毛澤東果真「萬歲」活到今天的話，翦伯贊恐怕還是「反共份子」一個，決無翻身之望。
吳晗的遭遇比翦氏更悲慘。他被捕入獄後，妻子也被關進勞改隊的一間小浴室，直至全身癱瘓沒救了，方許可其年幼的子女接回家，第二天便含冤而逝。七個月後，也即翦氏夫婦自盡的一年之後，吳晗的孩子被通知道：「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他臨死前提出過想要見你們，可我們不知你們的地址。」那十五歲的女孩受不了打擊，精神分裂，歷盡幾年磨難之後，也選擇了死。
還有甚麼比這些令人痛心的事實更能描繪毛澤東時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處境和遭遇呢？
反右過了三十年，在文革中吃盡了苦頭的漫畫家華君武痛定思痛，自述道：「批判胡風，反右派、反右傾、大躍進，我都畫了一些漫畫『配合』，曾經畫過胡風、浦熙修、丁玲、蕭乾等，……當時自己洋洋自得，出版社也把這些漫畫印成小冊子廣為散發，現在回頭看看，真可以說是『不堪回首』。…… 想想人家已經遭受了不白之冤，我還添油加醋地去諷刺人家，實在很不應該。」（注５２：《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二期第三十一頁。）
一九八四年，反右時的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長宋振庭給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衍寫信，對自己在文革中寫文章批判周揚、夏衍，「傷及長者」表示「悵恨不已」，同時又表示當年主持省內文教、電影界的反右，「整了人，傷了朋友，嗣後歷次運動，傷人更多，實為平生一大憾事。」
宋振庭悔恨自己傷了哪些人已不可考，但有一個被他傷了的人可能是他永遠忘不了的。宋是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部長，該省省會長春市委的宣傳部部長范政是其直接下屬。范因父親李常青（即本章前面所逑的教育部某司司長）及四位叔叔均是一生獻給中共革命的老黨員，少年時代便入了中共。他自幼聰穎過人，十四歲起便開始寫劇本，寫過一部在知識青年中頗有影響的小說《夏紅秋》。反右中他被指為鼓動文藝界自由化，再加上一些別的罪名，成為右派。范後來被調到長春第一汽車廠任熱處理車間主任。文革初期，右派份子個個是鬥爭對象，范被工人批鬥、侮辱，憤然臥軌，碎屍三段。罪人自殺，無人收屍。他妻子不得不去收了那「自絕於黨」的丈夫的屍體。
為安撫宋振庭不安的心靈，夏衍將文革中自己被關在牢裡吟就的一首打油詩寄了給他：
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注５３：《散文世界》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夏衍是中共的一名高級幹部，他對毛澤東一個接一個的搞運動，一批接一批的整人的手腕算是看透了。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誰種下仇恨他自己遭殃。」這是抗戰時流行在中共解放區的一首歌裡的歌詞。當中共各級幹部們在一九五七年將其管轄下的知識份子圈成右派、送去勞改營的時候，也就埋下了九年後他們自己的名字被劃上叉叉，押上鬥爭台的種子。
中國人民大學的黨委書記胡錫奎反右時是個積極份子，他毫不手軟地抓了好幾百名右派學生。他在反右的高潮中咒罵那些右派教授們，說「其目地是……使共產黨的領導權化整為零，全部消滅。……把高等學校變成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據地。」他以為他這樣做是忠於黨的行為。因為要忠於黨，因為腦子裡有「階級鬥爭學說」，自然不會憐憫那些上了名單的無辜學生和教授，他大大超額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標。到了文革中，他自己被抓入監獄，並於三年後死在獄中。他的骨灰被丟棄而不可尋。今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裡，他的骨灰盒中盛放的只是刻有「胡錫奎」三個字的一枚私章而已。胡遭此下場，不是由於知識份子的報復，儘管被他抓的幾百名右派中有很多人的遭遇比他悲慘得多。當然，那更不是由於上天報應，而只能說是他們「緊跟毛主席幹革命」的必然，只是他們自己認識不到而已。
第十四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