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14)

三、水深火熱
　　
一九六六年秋天，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風暴也降臨到我母親居住的小村莊。河南這個地方很怪，自從解放以後無論什麼政治運動來了，河南都總是站在潮頭浪尖，甚至還花樣翻新地想別人之不敢想，做別人之不敢做。在滑縣老家，也成立了以鄭八為首的造反組織，天天拉成分不好的人批鬥。起初，造反派還把時年僅十五歲的母親劃作「可教育好的子女」，讓她進學習班，唆使我母親與外公外婆劃清界限、「揭發」我的外公外婆。而這個學習班的「畢業證」就是在批鬥大會上，當著「革命群眾」的面踹自己的父母一腳，或者煽一耳光，以示徹底決裂。有一些人頂不住令人窒息的政治壓力，的確這麼做了。

　　　　當時造反派們還許諾說，如果我母親跟自己的父母劃清了界限，那麼不但可以免於挨鬥，甚至還可以參加紅衛兵組織去革別人的命。然而，雖然我母親當時只有十五歲，卻特別有骨氣，無論造反派如何威逼利誘也不肯與之同流合污。既然拒絕選擇「革命道路」，我母親也就作為「地主階級狗崽子」陪著外公、外婆挨鬥。在批鬥會上，滅絕人性的造反派給她的脖子掛上一個十斤重的大木牌。然後，他們像欣賞一件親手創造的藝術品一樣看了看，覺得還不夠刺激，於是又一左一右加掛了兩塊磚頭。母親的腰被壓成了九十度，細細的麻繩深深勒進這個十五歲少女稚嫩的脖子裡。

　　　　整人成了一些人賴以娛樂和尋開心的方式，人性中最醜惡的一面，在統治者的慫恿下肆意妄為地釋放出來。鄭八他們做了個蔣介石的模擬像，讓原來的地主、富農及不肯與他們劃清界限的子女跪在地上喊爹，不喊就打。我外婆腦子聰明，一聽就知道這是個陷阱。於是她對外公和母親都做了交代：無論造反派怎麼勸、怎麼打，都堅決不能喊。有些老實人就上當了，喊蔣介石「爹」，造反派一聽，更是找到了「地富反壞」們仇恨新社會的證據，就把他們往死裡打。造反派還給他們戴上高達一米五的大高帽子，押著他們在各個公社之間巡迴遊街示眾，有時要連續不斷地游上三五天，連續不斷地被驅趕走上幾百里路。鄭八為當年娶大姨未遂的事情，對我們這個家庭一直懷恨在心，於是格外「優待」我們家。在批鬥大會上，他讓外婆這個小腳女人站在一個破凳子上，連罵帶打一會兒以後，再一腳踢翻；然後連打帶拽放到凳子上，再一腳踢翻。

　　　　後來，造反派們又採取了「分開批鬥」的方式：外公被作為「地主分子」在一個會場批鬥，外婆作為「地主婆」在一個會場批鬥，母親則作為「地主羔」在另一個會場批鬥。每天都命在旦夕，因此每次被批鬥之前，我們外公、外婆、母親三個人都要和猶太人進集中營那樣做一次訣別。面對隨時可能到來的死亡，面對那些喪心病狂的法西斯打手，面對那些泯滅人性、喪盡天良的禽獸和畜生，我的外公、外婆和母親表現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超常的勇敢，也表現出了血濃於水的親情。

　　　　二○○三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幾個朋友悠閒地坐在一家咖啡廳裡，一邊品著咖啡，一邊心平氣和地討論：為什麼我們中國人現在如此冷漠、麻木？為什麼有些人那麼殘忍和缺乏人性？為什麼到處充斥著假冒偽劣？為什麼有些人為了發財不顧道義與良心、不擇手段？為什麼搞傳銷的人專事「殺熟」，連自己的父兄姐妹都可以坑？為什麼當官的只要一有權就大肆貪污腐敗、欺壓百姓？為什麼這個社會充斥了見死不救、見利忘義和見錢眼開？為什麼有那麼多知識分子墮落成沒有骨氣的政治娼妓，只會一味昧著良心歌功頌德？為什麼那幾個向克林頓發難，以顯示自己特別 「愛國」的北大學生一畢業，竟然如飛鳥投林般奔向自己曾經痛罵的美國，而不留下來報效祖國？我說，要想揭開這個謎底，就請到一九五七～一九七六年這二十年的歷史中去尋找答案，看看那時統治者鼓勵的是什麼，扼殺的又是什麼……

四、亡命天涯
　　
　　　　在文革前的幾年，雖然農村還實行人民公社制度，但由於實行「三自一包」，幾年之中農村還是出現了微小的貧富分化。勤儉持家的人稍微富裕一些，好吃懶做的人要窮一些。前面提到的鄭八雖然是村治保主任，但因為好吃懶做、揮霍無度，吃的雖好卻家徒四壁。鄭八的幾個孩子從生下來一直到文革，居然沒有蓋過被子。文革一開始，鄭八就帶著他的幾個兒子來我們家抄家，把被子都抱走了。幾個兒子晚上把搶來的被子往身上一蓋，興奮地說，原來蓋被子睡覺竟然這麼舒服。其實當時的中國，除了少數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以外多數人都是赤貧的，也非常可憐。但高明的統治者恩賜給這些可憐的人一個樂趣：從人群中劃出「極少數」更可憐的一群來讓這些人折磨、虐待，從受虐者的慘狀中讓那些折磨他們的人找到自己高人一等的感覺。

　　　　隨著造反派日復一日的折磨，外婆的身體越來越差，腹部腫得像一口大鍋。外公比較麻木，身體也比較硬朗，倒是還扛得住；而外婆這個人自尊心強，忍受不了這種侮辱，就跑到村外上吊自殺，幸虧被人發現後救下來了。此事發生以後，造反派們就當著外婆的面對我外公和母親宣佈了一條紀律：每天必須看著外婆，不許她自殺；如果外婆自殺了，那麼就拿外公和母親是問。外婆怕牽連外公和母親，只好放棄了自殺的念頭。這就是那個時代：求生不能，求死也不能。

　　　　外婆自殺未遂並沒有激起這些平時互相以「自家」、 「親自家」相稱的造反派們的絲毫憐憫，依舊不依不饒。而且，隨著「鬥爭經驗」的日益豐富，批鬥的手段也越來越毒辣：在遊街時，把這些戴著木牌高帽的批鬥對像用繩子拴成一堆，弄一些威力大、聲音響的二踢腳往他們頭上扔。伴隨著「彭彭」的巨響，一邊是這些老弱婦孺們驚恐萬狀地躲避，一邊是興致勃勃的造反派們開懷大笑。每到此時，外公和外婆都緊緊地護住我的母親，生怕她太小，禁不住嚇出個三長兩短。有個精神脆弱的批鬥對象，從此嚇瘋了。

　　　　其實，外公、外婆和母親所受到的這些迫害，在當時來說還並不算特別恐怖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很多地方發生了針對成分高者的屠殺行為，有的全家慘遭滅門之災。例如湖南省道縣，在一九六七年夏季短短兩個月之內，就有四千多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被殘殺，上至八九十歲的老人，下至幾個月的嬰兒，都不能倖免；其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比起他們的命運來，外公、外婆和母親的遭遇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恐怖的利斧不僅僅砸落到我們家頭上。當時大隊長的女兒小名叫改改，就是那個和我母親一起長大的、經常欺負我母親的女孩。改改在文革初期也成了紅衛兵，最初抄家、批鬥別人的時候也是耀武揚威。結果過了幾個月，他爹因為糧食關時貪污引起眾怒被整倒了，改改也霎時間從神氣活現的批鬥者、紅五類成了批鬥對像、黑七類，驚恐不安地和我們家一起受刑。改改他爹脾氣大，挨批鬥沒幾天就氣死了，他媽受不了這種刺激，不久就瘋了，我小時候在農村住時還經常見到這個瘋老太太深更半夜要去公社「告狀」。改改也慌忙在離家五六十里地開外的一個村子找了個婆家嫁了。改改的模樣和人品都不怎麼樣，又是黑七類，正經人家不要，只好找了一個瘸子。

　　　　在一九六七年春末夏初的一次批鬥中，一枚威力巨大的二踢腳在我母親耳邊轟然炸響，把十五歲的她的右耳炸聾了。那次批鬥結束後，外婆對我母親說：「秀菊（【注】我母親的小名），這老家實在是沒法活了，我和你叔（【注】滑縣方言管父親叫「叔」，母親叫「嬸」）也算是活夠了，不怕死……可你還小，趕快找個好人家逃命吧！再待在家裡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沒命了！」當時，聾著一隻耳朵的母親已經被嚇得神情恍惚，茫然地點點頭答應了。

　　　　然而奇怪的是，儘管我們家是「賤民」，但當外婆放出話來給母親尋婆家時，前來說媒的人卻絡繹不絕。很多提親的對象，不是這個村的支書，就是那個村的民兵隊長。其中原由就是我母親模樣長得非常漂亮，又被外婆教育得極為賢惠。儘管批鬥我母親時這些人可以高呼口號，甚至動手打人，但他們心裡並非不清楚是非。陷害別人是為了保全自己，或者是撈取向上爬的政治資本；而現在利益就在眼前，什麼階級立場、階級感情都立刻不重要了。這就是經過文化大革命這場「觸及靈魂的大革命」洗禮後，中國人整體所具有的心態。

　　　　但是我的外婆對滑縣這塊土地早已恐懼萬分，寧死也要把母親送得遠遠的，因此對支書兒子、民兵隊長們的求婚，一概婉言謝絕。就這樣，我在鄭州的大姨找了住在鄭州拾破爛的老鄉張大娘，由她把我母親介紹給了我的父親。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我的母親十六歲，我的父親三十二歲。(待續）(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