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全面變動的歷史階段，傳統的價值系統受到了最嚴厲的挑戰。這一百多年中，我們一方面看到傳統價值觀念的解體，另一方面也看到種種現代觀念的出現。但是價值系統所涉及的不僅是觀念世界，更重要的是日常人生。
從思想層面進行觀察
我們觀察一個社會的價值系統，尤其應當著眼於該社會成員的實際行為；這主要是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對象。不但如此，價值系統的社會實踐又往往因階層、族類、性別等而異。例如今天在西方學術界十分流行的所謂「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之別，便和價值系統的問題密切相關，同一價值觀念在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層面中，並不必然發生相同的作用。
由此可知，如果我們要認真討論中國的價值系統在這一個半世紀中的變遷，似乎只有在社會科學家和史學家進行了大量的經驗研究以後才能著手。但這個先決條件在今天還遠未具備。1949年以後，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在中國大陸幾乎完全停頓了。少數調查報告也是在最近十年中才開始的，還不能為我們提供充分的資料。
由於受到資料的嚴重限制，我們現在還不能對現代中國價值系統的流變提出比較準確的論斷。本文基本上是從思想層面進行觀察；這是出於三重考慮：第一，對於傳統價值系統的全面攻擊是從知識界、思想界開始的。第二，中國知識分子雖居於所謂「四民之首」，屬於精英文化的層次，然而由於中國並沒有森嚴的階級制度，許多知識分子部是從民間來的，因此他們對於傳統價值系統的批判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反映了整個社會的動向。第三，從以往的歷史看，中國知識分子雖不能說是文化價值的創造者，但他們在闡明（articulate）、維護和傳播文化價值方面，則往往起著重大的作用。現代的價值觀念和行為的變遷，追根溯源，也是從知識階層逐漸向全社會滲透的。但是這篇文字只能就個人所知及解析略陳大概，其中一些局部的觀察和整體的結論都有待於將來經驗研究的驗證。
儒家的價值系統動搖
中國傳統的價值系統是以儒家為中心而形成的，漢代以後有佛教和道教的崛起，許多民間的價值觀念往往依托在佛和道的旗幟之下。但是整體地看，儒家的中心地位始終是很穩固的。因此傳統價值系統的動搖也始於現代知識分子對儒家失去了信心。
儒家的理論從個人的修身逐步擴大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的整體。近代中國對儒教的批判最初雖是從治國、平天下（所謂「外王」）方面入手，但很快便發展到齊家的層面，最後連修身也不能倖免。於是儒家的價值系統整個都動搖了。
我們通常認為儒家的權威要到清末民初才受到正面的挑戰。就影響的廣度和深度而言，這個看法是有根據的。然而就起源而言，我們卻不能不把中國的反儒教的運動上推至19世紀中葉。洪秀全等人信奉上帝會而到處焚毀孔廟及其他寺廟，並禁士人「讀孔子之經」，這可以代表中下層社會的邊緣分子對於儒教以至整個文化傳統的一種激烈的反抗。因此曾國藩的〈討賊檄〉才特別以「名教之大變」為號召。
這一規模浩大的民變已透露出傳統價值系統的深刻危機，它絕不僅僅是一次政治、種族或經濟的抗爭。更值得指出的是：太平天國的基督教義雖極盡歪曲之能事，但畢竟代表了中國人第一次利用西方的觀念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施以猛烈的攻擊，這一象徵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西方勢力入侵造成激盪
西方勢力的入侵不僅在中國中下層邊緣分子的心靈中造成巨大的激盪，而且也立即使士大夫對儒家發生深刻的懷疑。太平天國時代的汪士鐸（1802至1889年）便是一個較早而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汪士鐸親歷太平天國之亂，隱身江寧差不多一年，但後來曾入胡林翼和曾國藩的幕府，頗多策劃，極受胡、曾的推重。所以胡林翼說他「博大精深，胸有千秋，目營八極」，又說他是「曠代醇儒，孤介不可逼視」。曾國藩也稱道他「學問淹雅，人品高潔」（均見鄧之誠〈汪悔翁乙丙日記序〉所引胡、曾書札）。然而這位「醇儒」卻對儒家有很激烈的評論，他在《乙丙日記》中說：
由今思之，王（弼）何（晏）罪浮桀、紂一倍；釋老罪浮十倍；周、程、朱、張罪浮百倍。彌近理彌無用，徒美談以惑世誣民。不似桀、紂，亂祇其身數十年也。周、孔賢於堯、舜一倍；申、韓賢於十倍；韓、白賢於百倍。黃、堯、舜以德不如周、孔之立言。然失於仁柔，故申、韓以懲小奸，韓、白以定大亂，又以立功勝也。◇
摘自《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時報出版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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