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開始我認識的所有美商代表中，美國商會主管麥可‧佛斯特（Michael Furst）是我最喜歡的一個人。部分原因是他在官僚內部爭鬥中非常頑強，部分原因則由於他到北京的金山不完全為了錢，而是為了領略攀登的挑戰。邁可喜歡危機，對美國商會所扮演的第三方溝通角色和起到的撫慰作用尤為自豪。他並不把這些純粹看做是為了自身商業利益的舉動。他會注視著你的眼睛，笑著問：中國人反美能對誰有利呢？我們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與中國人打交道，所達到的親密程度根本不是美國外交使團能想像的。我出去到山裏邊，和這些人一起喝白酒。我們知道該做什麼。（暗示國務院一竅不通。）
在一次非正式會見中，美國商會一位著名人士指出了問題所在：招惹中國人，肯定激起自卑心理。既然如此，盡量避免敏感話題又有什麼不對呢？話說得婉轉一點，避免站在使館一邊鸚鵡學舌一點也不費事。
艾茲拉‧烏戈爾（Ezra F.Vogel），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前柯林頓政府時期高級情報官員，極力主張擴大美中貿易，與美國在北京的商界人士聯繫密切。在轟炸使館事件一個月之後，他在香港科技大學發表演講，指出美國方面有意掩蓋這一事件。烏戈爾強調「受精確打擊的部位正好是使館保衛的要害部位」。他接著說，像許多使館一樣，中國大使館也有許多電子設備，」暗示它成為打擊目標主要是因為它的電子信號所致而不是誤炸。
烏戈爾的說法被原封不動地登在親北京的英文報紙《虎報》（HONGKONG STANDARD）上面。他們所持的說法在中國高幹子弟圈裏廣為流傳：所有塞爾維亞軍事通訊和電視信號經中國駐貝爾格萊德使館發出。這是米洛舍維奇指揮戰爭的神經中樞。美軍探測到這些信號，追蹤到中國大使館，然後試圖得到柯林頓總統的首肯以便摧毀它。與當年古巴導彈危機的情況十分相近，柯林頓撥通江澤民的電話，秘密通話，留下一個措辭強硬的最後通牒：把通訊設施立即從大使館搬走，否則由我們動手。但是與赫魯雪夫相反，江沒有動搖，這大概是猜測美國不會冒失去在華巨大投資的風險而貿然動武。就這樣貝爾格萊德成為這場超級大國京劇中的獨幕一章。（註：轟炸確認了美國的霸主地位，確認了中國一直是個受害者角色，並確認了中國構想的「中央王國」是個以五千年歷史主導世界的中國。所以隨著美國的解釋姍姍來遲，並逐漸出現在中國媒體上的時候，中國使館不在中央情報局的目標上以及不在中央情報局資料庫的說法，已不具任何意義，而變成一種對中國人的羞辱。）
烏戈爾後來對自己的看法這樣解釋，他只是「就地圖的說法提出一些嚴肅的問題」，他的觀點立刻成了他的同伴求之不得的禮物，並從此在中國官方控制的媒體上連篇累牘地被引用。
大多數美國商會成員私底下對此不屑一顧，質問：美國襲擊中國使館究竟能給美國帶來什麼好處？不過還是有幾個人會降低聲音，用眼角的餘光瞧你，向你暗示這絕不是一個意外事故。據他們講，這個結論是情報官員向他們的朋友透露的。這一類人多數在中國有廣泛的人脈關係，遠超過他們在美國的關係網。他們向他們的中國合夥人講這樣的看法似乎順理成章。即使一些國會議員以及他們的助手公費來華逗留時，也會主動暗示中國人的說法正確（他們絕不會公開站出來講這番話）。他們這樣做是為了迎合主人的面子需要，從而提高自己討價還價的本錢。
每年美國在華商會都會挑選一些最具影響力的美國公司駐京代表，組團前往華盛頓國會山莊遊說。五月九日引發危機時，恰巧趕上這次遊說活動。
以往這類遊說就是見見議員、呼籲放寬對中國市場的限制以及在政治上對中國經商的束縛。當使館被炸和中國反應強烈的消息傳來時，遊說團立即意識到國會山對中國各方面的興趣迅速上揚，對來自第一線的評估特別感興趣。商會代表這次會見重要參議員和國會議員特別痛快，即使需要延長會見時間也輕而易舉。他們趁機重談商業前景、勾劃中國市場驚人的進展、強調雙邊經貿關係的重要。
但是，美國商會代表也發現他們處在一種奇怪的身分危機中。他們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在雙方關係惡化時成為祭壇上的羔羊，是為了強調美國在華投資與政治無關，且極具積極的意義。然而，當國會議員對他們刨根問底，期望對中國下至街道、上至領導人的動機有所瞭解時，他們發現他們會身不由己地就外國人如何欺負中國人，給他們上一堂歷史課。在他們介紹為什麼中國對一些問題極為敏感時，這些代表們會不約而同地發現他們說話的方式，好像同當地人如出一輒，幾乎成了中國領導人的傳聲筒。美國商會的負責人不得不重新調整，做出新規定：不允許任何商會代表單獨會見國會議員，除非三人一組，統一口徑，以避免各說各話，引發混亂。
傳遞訊息的第一要素是不要低估中國的反應，但在解釋時，不必循規蹈矩，把它當做是中國大眾的一場馬戲演出。中國領導人有他們自己的統計調查（就像您也有您自己的統計調查一樣，議員先生）。不要把北京街頭展現的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當成普遍的現象或未來中國的發展趨勢。就把轟炸使館引發的反應當成是雷達螢光屏的一景好了，只是一時的挫折，不是中國真正特點的表露。（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發生後，為中共遊說的人也採用了相同的辦法，只不過更為隱晦罷了。）
訊息的第二個要素是美中關係的未來遠比這一進程中出現的任何挫折都重要（鑒於這個原因，華盛頓制定政策決定的人士最好不要過於誇大其詞）。美中貿易協會主席羅伯特‧柯白（Robert Kapp）形容雙方圍繞這一政治議題的討論令人「震耳欲聾，競相利用媒體做政治攻擊，兩國有時……甚至到了帶有露骨的種族歧視般的含沙射影。」柯白提倡雙方各打五十大板，他用的「種族」一詞對中國沒什麼震撼力，但在美國卻影響巨大，足以禁止這類的政治討論。
第三個要素是針對中國聽眾的：只要有媒體在場，盡可能地表示悲哀。幸運的是，中國政府的喉舌、中央電視台的一個攝製小組恰巧也在華盛頓。至今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商會代表們同意出席在中國大使館舉辦的一個早餐會。當他們出現在大使館門前時，中央電視台的攝影機早已恭候多時。進餐前，不知誰領的頭，也不知出於什麼緣由，這些美國商界代表居然一起祈禱或短暫默哀。
在這之前，中央電視台在美國拍到的只是柯林頓總統表示遺憾的幾個沒有任何份量的辭彙，以及國務卿、中央情報局局長和北約負責人較為正式的致歉，都表示了深切悲哀，但又都刻意以息事寧人的口吻表示這一事件僅是個技術錯誤。這類內容對中國政府處理國內發生暴亂的中期有用，以便顯示中國的國際大國身分和合法性。這種被理解為缺乏誠意的致歉可以有效地把中國人的憤怒維持在沸騰狀態，由此為中國政府提供談判的籌碼，以及把這種情緒充分利用的機會直至經過六四鎮壓周年為止。但這一事件最終會淡化下來；北約司令部畢竟沒有人被拉出來槍斃。如何控制住中國民眾的情緒，同時又能加強領導層的地位呢？這就必須要有一個像樣的道歉。
現在中央電視台終於有了中共領導層求之不得的機會：洋人叩頭！中央電視台可以把早餐會上拍攝的情節配上中國播音員沉重悲傷的語音，來表現美國商界悲痛的道歉。美國工商界巨頭鞠躬，不是向上帝，而是向中共！對中央電視台而言，這是多麼珍貴的鏡頭，對在華的美國商界是多大的推動，真是雙贏！
吉姆‧斯特拉特福（Tim Stratford）那時是在華商會會長（福特駐華高級代表）。他向我抱怨了中央電視台這種不負責任地利用早餐會鏡頭的手法，說中國大使館曾向他許諾，早餐會絕不會用於政治宣傳，還說他們欺騙了美國在華商會，使人們相信商會出席早餐會就是為了拉關係賺錢。依我之見，斯特拉福德的正直引人爭議，但也絕不是個傻瓜。他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人物。但是，儘管存在他回憶的上述情況，我還是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鞠躬呢？（在無神論的北京，我自始至終就不記得有誰在出席早餐、午餐、晚餐或舞會等與經商有關的活動時會先禱告或者鞠躬什麼的。）即便這次早餐會創下先例，為什麼非要當著中央電視台的面鞠躬呢？
使館轟炸後不久，《人民日報》號召全中國加快解放軍武器裝備的現代化以便「保衛國家主權和尊嚴」。軍隊將領則公開聲稱要恢復空間核子試驗，以顯示他們要與美國領導的北約盟國抗衡的決心。在這類的咆哮下，地質移動發生了。在鄧小平時期，軍方的目標和設想以服從國家經濟建設為前提，待到國家經濟達到成熟階段再做考量。江走的也是這個路子。使館轟炸事件像個催化劑，促使經濟顯得外表成熟（真實情況絕非如此），加強了「強硬」派勢力（主要證據是隨後每年官方國防預算呈兩位數增長）。改革派對此持不同看法，認為任何強硬派的方案有賴於持續的外國投資。
使館轟炸事件後，美國公司採取的做法向中國政府發出了一個信號，即他們願意合作。現在的美國商業利益不僅與美中兩國的睦鄰關係牢牢地拴在一起，更與扶助中國領導人建立他們所希望的力量均衡緊密相連。
如果這聽起來有些自相矛盾，別介意，我們在北京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相矛盾的。
(待續)
轉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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