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赴京申冤，罪加一等
一、“右派”难友李恩章
从南川回来后，其他人都各自回到了原单位和家人团聚了。
我虽然有单位，但住房已被单位收回，我虽然有妻子女儿，但她们已离我而去，我已经无家可归了。当我看到我原来居住的楼房上的灯光时，我想起了我的爱人、孩子……我长叹一声，物是人非。南唐李后主那首“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的哀词涌上我的心头，不禁潸然泪下。
我只得寄居在黄沙溪交通街17号我的老保姆刘简玉的家里。
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常在傍晚独自一人到江边散步，看着滚滚东流的长江水，一股孤独悲伤失落之感涌上心头，心里不胜凄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天黄昏，李恩章忽然来找我，他说：“咱们走吧！现在正是去北京上诉的机会。”他这么一说，把我提醒了，于是，我们两个立即决定赶明天晚上的火车去北京。
这儿，要谈谈李恩章是如何也被打成“右派”的。
他是因为我！
反“右”时，李恩章是反“右”核心领导小组的成员，在划我为“右派”分子的问题上他与崔振杰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李当面质问崔振杰：“王开泰在‘鸣放’中给你提的意见，是属于工作范围的意见，怎能把这些意见说成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呢？”，崔蛮横地回答说：“谁反对我，就是反对党。”李当面顶撞崔说：“按你的逻辑来说，我也是个共产党员，你反对我，是不是也是反对党？……”崔气得面红耳赤，无言以对。李恩章还坚决反对崔给我搞假材料，欺骗群众和上级党组织的卑劣行为。然而上级党组织只信任崔振杰，不相信李恩章。
李恩章的祖宗三代都是贫雇农，是共产党基本群众，李是44年参军的老同志，大鸣大放时没有“鸣放”，只因为我说了几句公道话，而遭到了灭顶之灾！
1958年2月26日上午，上面突然通知我参加批斗大会，我走进会场一看，原来是批斗李恩章的大会。
此时已经斗红了眼的崔振杰，将李恩章看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用除掉我的那套卑劣手段，报请上面批准，把李恩章也打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自1957年毛泽东亲自领导“反右”斗争后，整个国家便处于一种近似于癫狂状态。谁要和单位独揽大权的一把手有矛盾，一把手便很容易地置对方于死地：抓住对方的一点“小辫子”，背地里收集一下“材料”，说这个人有问题，呈报上级。上级党组织也不调查，更不和受害者本人见面，大笔一挥就判下“死罪”。我和李恩章的“右派”一案就是如此，这叫做先定性（案）后批斗。1957年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单位再也没有人敢得罪独揽大权的一把手了，只能说奉承话，不能说逆耳的真言，只能当驯服工具，不能有独立思考，更不能与领导唱反调。谁反对有绝对权力的一把手，谁就是反党。并且由此开创了“因言致罪”的先河。
值得提一提崔振杰在把李恩章打成“右派“之前做的一件事。
在划我为“右派”前，崔振杰私下里向李恩章提出了两个诱人的条件。第一，在整我的过程中，如果李坚决支援崔，那么事后可以提升李为学校专职支部书记（校级干部）；第二，李的爱人王凤鸣在“大鸣大放”时，对学校领导（即崔本人）提的意见不予追究，决不会将她打成“右派”分子。这两点，崔在李家里当面向李恩章夫妇作了许诺和保证。值得敬佩的是，李恩章在崔的利诱拉拢面前，坚守了做人的良知和正义。他不仅当面回绝了崔，还向上级有关部门揭露崔的行径。崔振杰对李恩章恨之入骨，他不仅把李恩章打成“右派”，还把他妻子王凤鸣也打成了“右派”。
据后来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绍成说：“王凤鸣的‘右派’一案连个上报批准手续都没有。”一个无辜女人就这样被整了22年！
李恩章夫妇被打成“右派”后，两个幼小的子女也跟着遭了殃。“文革”时期，王凤鸣领着两个可怜的幼子被撵出家门，强迫住在猪圈里……
李本人在长寿湖农场“劳动改造”期间，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残酷的摧残折磨，几乎被整死。但他始终不低头“认罪”。有人暗示他，可以写个假“检讨”，改变现实处境，他坚决用“我无罪！”回拒。他的骨气成了当时长寿湖劳改农场“右派”中有名的典型。
每当我在回顾这段历史，总是对李充满了感激敬佩之情，然而我也一直心怀内疚，因为李恩章和他家庭的悲剧是由我而引起的。
李恩章在农场劳动时，也多次向上级领导写过申诉材料，同样是如石沉大海。他也向曹子敬场长反应崔振杰对他的迫害。曹深知崔的为人，虽然内心同情李恩章，但他不敢支持他“翻案”，只是无可奈何地劝他好好劳动。
因此，在农场时我俩就商量，我们只有一同去北京直接向党中央申诉。(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