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一節：進入工廠(5)
看到對方大概因為心緒煩燥，再去說些他所不願聽的話，弄得對方反而不高興，而適得其反。
那沙發上坐著的人盯著我，更感到渾身不自在，如此尷尬了幾分鐘，我便起身告辭，他也沒有任何挽留的話，站起身來，關照道：「老同學了，今後你一定要支持我的工作，有什麼情況我們常常通氣，你個人有什麼要求也儘管直說，凡我能辦的，我一定盡力去辦。」
客套話一邊說，一邊去開房門，最後叮囑我說；「以後你如果要來，在預先沒有通知我時，就要按約定的暗號敲門，暗號是這樣的：＊＊＊我們就知道是自己人來了。記住了吧。」
我看著他那寬大的眼鏡框裡透出一種令人猜不透的眼光，不自然的點了點頭，便出得門外，穿上自己的鞋趕緊離開……
剛走完那樓梯，見兩個氣沖沖的中年人向那扇已緊閉的門走去，然後使勁地敲那房門，可那門靜悄悄的一動也沒動，直到來人沒趣的走開。
我下了樓梯，一邊走，一邊還在回味剛才所見到的廠長，感到今天實在不該空手到來，自覺唐突，對這位千餘職工的頭，怪僻的神秘頗感不安，預感到今後，怕難以同他相處，心中未免泛起了一陣失望。
我們一家從蔡家場遷居北碚以後，劉啟建還暫留在衛東中學，我和母親以及兩歲的兒子，暫住岳父的私房中，我的母親和老岳父都已是年過七旬的人，母親又在縉雲咨詢門診上班早出晚歸，不到兩歲的兒子只好托鄰居劉大媽帶。
可是不久，劉大媽的外孫出世，本想請母親出面送去北碚機關托兒所全托，但看看不到兩歲的孩子就離開父母單獨生活，於心不忍。再說，托兒所也不可能在學期未了中途收插班生。
經過與本廠托兒所商量，暫時把兒子送到那裡去上日托班，從那時候起，我每天都五點半摸黑起床，在街上打回牛奶煮好後，再叫醒兒子餵了奶，便急匆匆地把他馭在肩上去上班。
從天生橋住地到工廠相距兩公里，而且通公共汽車，但是上下班那趁車的擁擠實在駭人，公共汽車一來，等在站上的乘客，並不排隊，而是一擁而上爭著搶坐位，擠上車以後，坐著的都是精強力壯的年輕人，別說我這種抱著孩子的人，就是單身年齡偏大的人，也常常在上車被擁擠人群推倒跌傷。
同時趁著擠車的混亂，扒手十分猖厥，像我這種經歷二十年監獄見過許多竊賊的人，也會在擠公共汽車時，遭到洗劫。
第一次從蔡家到北碚來，身上帶的三十元錢被扒一空，還是向駕駛員說了許多好話，才免交了車費。後來我吸取了教訓，上車時只帶著一元錢的車費，但即使只揣了一元錢都會被扒去。
偷扒成風，有兩個原因，一是老百姓太窮，無業遊民生活無著。二是文革遺風，道德淪喪，搶劫殺人已成普通的事。「打砸搶」既成為執政者認可的「好得很」的革命行動，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加以提倡，文革晚期刑事犯罪，便成了社會上令百姓心寒的公害。
中國老百姓長期生活在亂世，對文革業以形成的社會陋習已經習慣，加上處於弱勢狀態，事不關已別自找麻煩，是老百姓最常用的明哲保身態度，即使對眾目暌暌下的行兇搶掠也視而不見。
擠公共汽車，既有受傷和被扒兩大危險，加上住地到工廠不過兩里地，所以我就不再去湊那坐車的熱鬧。
每天一清早讓兒子喝過了牛奶，自己一邊啃饅頭，挾著帆布的工作包，馭著兒子，冒著清晨的寒霧，匆匆地走上公路，趕在上班前把孩子送到工廠的托兒所，再匆匆趕往黃色大樓。
時值初冬，每天早上這一趟就得弄我一身熱汗。好在我勞動慣了，權作早上鍛煉身體，開始時還覺得太緊張，過了一段時間漸漸形成習慣也就無所謂了。
到了下午五點半鐘下班，我又到托兒所接出孩子，依然地把他馭在肩上，當然回家就沒有上班那麼緊張，抓著兒子的小手，慢悠悠的往回走，一邊還問他今天阿姨教了他那些兒歌，跳了什麼舞？搬著指頭數數能數到幾？有時還教他背唐詩，在我的肩上響起，「鵝、鵝、鵝，曲項向天歌……」
那日子雖很累，但與天真可愛的孩子朝夕相伴，換來的天倫之樂讓我忘掉一切。有一次托兒所流行腮腺炎，孩子被傳染了，喉嚨和臉腫得胖官似的，晚上還發燒，整夜啼哭，我就把他抱在懷裡輕輕地哄他，給他講故事，唱兒歌直到睡著。
那一周我幾乎整夜沒睡覺，我可是快五十的人了，硬撐著，終於自己也得了病，咳嗽不止。
但我想到在鹽源時，得了病還要被抽打趕上山去，便無所謂了。依然一早起床生爐子打牛奶，然後馭著孩子，冒著寒霧，急急的往工廠托兒所趕。
有時路上碰到同廠的職工，逗著我馭在肩上的兒子，有意無意地向我發問，「老孔！這是你的孫子吧。」其實兒子也好，孫子也罷，這是命中注定的，也是中共給我造成的，既是命中帶來，我都認。(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