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三節：文化的浩劫——人權的厄運(1)
1968年這一年4月21日的晚上，我戴著銬子睡在床上，翻來覆去沒法入睡，白天激動的餘波在靜夜中又喧沸起來，我真想同劉順森，或者張錫錕傾訴我的內心，但是我無法接近他們，聽見那睡在我前面的周學祝所發出的鼾聲，我便輕輕地坐起身來，這一天正是陰曆的三月下旬，滿天濃雲，院子裡很黑。
我想到院壩裡走走，但那是決不允許的，何況我戴著手銬，崗樓上的哨兵是要干涉的，弄得不好還會招來意外的麻煩。
我此刻想到「這大監還不如小監，倘如此刻我還在小監中，無論是糧庫還是羊圈，我嚴可以起身在屋裡徘徊，調整一下自己的神經。因為今天，對我來說，可算開始了一個新的起點。當著萬名流放者在審判台上「宣誓」，可不是一時痛快搏取他們對我精神上的一句稱讚話那麼簡單！
回想三十年我的人生歷程，還不滿二十歲被濛濛幢幢圈成了「右派」，中國人講名份！孔子就說過「名不正則言不順」！
「右派」這頂我根本就戴不住的帽子壓在我頭上，實際上是用歧視，飢餓和勞獄壓迫我稚嫩的神經，扭曲、扭曲再扭曲。
過渡的刺激使我神經失常，過渡的失望使我想了結自己的生命！我就這麼為反抗個人的不幸，苦苦掙扎到今天。當我親身經歷了中國百姓的苦難，才在我無知和虛幻的頭腦中，紮下了對暴君仇恨的根。
然而：「決策不仁者險，陰計外洩者敗」。這便是我今天在審判台上表達的意願，也許，到了這個時候，我一直被扭曲的神經才得以恢復！看到了中國的前途，也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戴在我頭上沉重的大帽子被我甩掉了，我此刻的心情不再那麼壓抑，三十歲是我人生中一個新的里程碑！
（一）鉆死角的災難
「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還是愛國主義」一發表，本該由毛所戴的叛徒、內奸、賣國賊罪名統統都戴在劉少奇的頭上。等待著把一大批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五類份子」又要增丁添口了。
那些正被劃為走資派的人，為了逃避厄運，表現自己對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忠誠，更以「極左」面孔對我們進行瘋狂的虐待。
新的場部領導派出了工作組坐鎮農六隊，制定了批鬥計劃，將六隊「頑固不化」的反改造份子進行了排隊，準備一個一個的推上鬥爭會收拾。
這樣的批判鬥爭，從55年反胡風運動開始，至今也有十三年的歷史，掌握鬥爭會的老當權派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知道鬥垮一個被推上批鬥席上的人，首先要有一個足以使被鬥者精神互解的「鋼鞭」，將被斗者行為中可以引起公憤的東西無限誇大，不惜無中生有的捏造。
例如：過去管過財務的，可以以帳目不清為突破口逼他承認自己貪污；愛佔小便宜的盡可以歸入偷盜；個性強，愛與別人逞強打架、必可以說他是「流氓」；有男女親密跡象的，更可以無中生有的說成「通姦」等等。
但是對於監獄長期關押的我們，什麼都扯不上，於是只好在「語言」和「思想」上做文章，被斗者語言稍有不慎，便會被無限上綱，扣上「對社會主義或三面紅旗進行惡毒攻擊」或「對偉大領袖造謠誣蔑」之類的大帽子。
當然，像我這樣，不用他人戴帽自己就會承認的極端頑劣份子，便會以「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代言人」「帝修反的應聲蟲」之類套上，最後只有用「死路一條」來結論了。
然而，經念得不靈，敲木魚的人會厭煩，有時鬥爭會反被鬥爭者搶了理，數落起老百姓的苦難，共產黨宣傳盡說假話之類的時候，甚至主持會議的還要借被鬥爭者之口，趁機大發牢騷，使鬥爭會越來越開不下去。最後，變成了參加會的人胡謅瞎扯的龍門陣會。
自從『毛主席語錄』問世以後，組織鬥爭會時根本就不講什麼事實。主持人都學會用毛主席怎麼說就給被鬥爭者定了匡匡。偶然出現那被鬥者，據理力爭，那麼要使鬥爭會取得勝利結果，還必須仰仗操縱會議的打手班子。
文革一開始鬥爭會，無不以語錄開始，打手退神光，演出一出一出的醜劇。
四月二十一日，場部宣判大會以後，鹽源農場的氣氛一天緊似一天，首先是崗哨上的衛兵「加強防範」，列出許多新的規定，晚上解小便上廁所，只要一跨出監門必須呼喊報告。如果報告聲音太小，被認為沒有喊，輕則被老管們叫到崗樓下面罰站，重則哨兵從崗樓上下來人，一頓的毒打。
進出大門，必須先立正呼喊報告，得到崗樓兵允許後才准開步，否則便要被院子裡的巡邏哨兵攔住又是一頓打！在這種緊張的「階級鬥爭」氛圍下，鹽源農牧場批鬥牛鬼蛇神的鬥爭會，便從農六隊開始了。(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