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7月08日訊】

前言

「燕子」，是我父親給我母親的暱稱，自他們相識的1935年，直到父親他老人家離世的1995年，六十年間從沒有變過，這也是為什麼我父親一貫以「燕夫」為筆名寫作﹝主要是詩作﹞的原因。

當然，父親是軍人，他交付給國軍各軍事期刊的稿件﹝有一部份是譯作﹞，多半是軍事﹝國防策略，戰術或戰役研討﹞性質的，當然得要為其論述負責，所以使用的皆為自己的原名──「謝肇齊」。

至於我父親為何會以「燕子」稱呼我母親，那得要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談起囉。

「燕子」與「燕夫」的青島相親記

父親於1929年去英國留學，四年後的1933年秋始返國，隨即進入母校﹝黃埔軍校﹞任少校兵器與戰術教官，貢獻所學之際，還兼任了「隊職官」。在這兒我也順便解釋一下「隊職官」這名稱，那是管理軍校學生日常作息中、較低階的各級軍銜，譬如學生隊的團、營、連級之軍官等。

第一批歸國軍事留學生﹝皆為黃埔六期﹞，出國時是少尉軍官，返國後無一例外，全都連升三級﹝少校﹞。由於我父親在英國皇家軍校之專長是裝甲兵，所以一年後﹝1934年﹞當陸軍機械化學校﹝裝甲兵學校之前身﹞在南京成立時，他就被調到裝校，成為該校少數創校人員之一，不久後晉升中校。

之所以會「講」這些瑣碎事，只是想告訴你，1935年當「燕夫」展開熱烈追求「燕子」時，於眾多「好逑」君子中，我父親為何得以脫穎而出，「贏得美人歸」的主要原因──他的資歷與教育背景，就是要比「競爭對手」們要高上一大截。

話說我母親自北平師大女附中轉學到青島女中就讀後，在她班上算是比較「全能」的學生之一，且不提她自幼即品學兼優，在體能方面也絲毫不落人後，不但是學校游泳隊的成員之一，還在青島市的中學運動會中，「身輕似燕」地拿到過女子組跳高冠軍，這應當是「燕子」之名的由來。

那時青島有兩所培育海軍人員的軍事學校，海軍航海學校﹝以下簡稱青島海校﹞與海軍電雷學校﹝電機與水雷﹞，青島海校就是日後設於台灣高雄左營的海軍官校之前身，父親之主要「競爭對手」，應該是來自這兩所軍事學校。

青島海校是孕育軍官的搖籃，國府遷台後，有約三十年的光景，連續幾位擔任過海軍總司令者，皆為青島海校出身。其中一位佼佼者，是日後曾擔任過海軍總司令、參謀總長與國防部長的海軍四星上將宋長志將軍。我之在這兒特別提到宋將軍，因為他是我父親極少數跨軍種的好友之一。

在「松街的故事之三」，我也曾提到過幾位母親在青島女中的同班同學，其中一位是卜慶葵﹝她與我母親是結拜姐妹﹞，她與夫婿徐升平，就是在青島結識的，徐升平是當時在青島海校的學生之一。尤有甚者，他與宋長志將軍是海校同時期的在校同學﹝因時局變動太大，青島海校六年中，總共只孕育出三期的畢業生而已﹞。

青島女中是青島頂尖的學校之一，其高中部學生﹝尤其是高三的﹞也是海軍學生們交友之主要對象，日後得以結為連理的，應當不止徐升平與卜慶葵這一對，卜阿姨與我母親在台灣時的交往十分密切，早年在我們家中，不時可見他夫婦倆之身影。

母親自幼失怙，輾轉在各親戚家中長大，那時是住在她的九舅﹝我的九舅公范新懷﹞家中。交大電機系畢業的九舅公，當時在青島電信局任工程師，收入尚豐，不但接納了他的甥女﹝我母親﹞到青島來受教育，還將他在湖南長沙的父母﹝當然就是我母親的外公與外婆﹞接到青島來奉養，老中青三代同堂，對我母親而言，那是她成長時期最溫馨的一段日子。我母親儀容出眾，又是品學兼優的運動健將，所以當年在她青島家門口的「站崗君子」們當不在少數，九舅公就負責「篩選」他們。

九舅公是家中長子，也是范氏家族中出名的孝子，家中之「大事」皆由他作主，而那些守在家門口「站」我母親「崗」的諸君子，泰半不合他意，准許跨進家門的沒幾個，再加上我母親早就以「進大學」為首要目標，高三功課吃緊，那有時間浪費在「交友」上，直到‧‧，直到我父親的出現。

我父親的出現亦非偶然，是經一對夫婦介紹的，他們是龍靈﹝父親黃埔島上同期還又同連隊之好友，日後的國軍將領﹞與禹竹筠﹝母親在長沙女中初中部的同班同學﹞，龍將軍與我父親都曾是南京的中央陸軍官校的同事﹝在我父親被調到機械化學校去訓練中國的第一批裝甲兵之前﹞，經禹竹筠之「強力推薦」，我父母先結為筆友，幾封信後，他倆就發現對方都是幼年喪父，成長之環境十分艱難，這相似的家庭背景，也加深了他倆之間的相互傾慕，僅一、兩個月後，我父親就決定坐火車到青島去相親。當年沒有高速鐵路，由南京到青島，大概最快也得要坐上十幾二十小時的火車吧？父親八成是請了好幾天假才得以成行。

約定相親的那天是禮拜天，父親一早就盛裝﹝西裝﹞以赴，首次見面，兩人給對方的印象都非常好，我母親的外公與外婆對我父親讚不絕口，直誇他舉止穩重，儀容整齊，談吐不俗。但他倆的長子﹝我的九舅公范新懷﹞則比較「挑剔」些，他嫌我父親比我母親年長十一歲﹝其實是十三歲，父親還多瞞了兩歲，他是1905甲辰龍年生的﹞，但我父親當時剛升任裝甲兵中校，又是屬於「鳳毛麟角」的留英返國的軍事留學生，再怎麼「挑剔」，也還是他甥女婿的上上之選，所以九舅公也極力促成這段姻緣。

話說當天眾人在客廳相談甚歡之際，門外突然有「男聲」響起，在呼叫我母親的名字，九舅公可能早已習慣了這些「站崗者」，臉色一整起身應門﹝沒有開門﹞，隔著門告訴「那小子」，今天家有遠客造訪，「莉麗」不能外出。

那個年代連電話都不普及，更何況手機呢，也不知道男女約會是如何訂的，就這樣一個早上，吃了九舅公「閉門羹」的小伙子居然有三檔次之多，他們可能都是青島海校的學生。此刻我父親心中已瞭然，「莉麗」的追求者眾，捷足者先登，只得加緊他的「攻勢」。

「燕子」與「燕夫」成婚於南京

回到南京，我父親給「莉麗」的情書已開始稱呼她為「燕子」，他倆結婚後，我父親發表詩文時，就得意地使用「燕夫」這筆名。

您看倌也別被「燕子」之名給唬啦，我相信母親絕非什麼運動健將，那時候「腹滾式」或「背滾式」跳高尚未「發明」，以那傳統「燕剪式」的跳高，她若是能跳過一米的高度，就算是很了不起的啦。

言歸正傳，我父親在短短幾個月內，坐了三趟由南京到青島的「慢火車」，加上每週兩、三封的情書攻勢，我母親「招架不住」，高中畢業後，就與父親於1936年7月4日﹝恰巧是美國的國慶日﹞在南京成婚，母親當時尚未滿19，而父親卻已32歲了。婚禮的證婚人是他的直屬長官，「中國裝甲兵之父」徐庭瑤上將。

徐庭瑤將軍戰功彪炳，曾得過青天白日勳章，是抗日名將，對我父親而言，有「知遇」之恩，國府遷台後即退休，家住台中﹝當年的主要裝甲兵基地﹞。我在台北建中讀高三那年，父親驅車載絳妹﹝我的堂妹謝絳光，請參閱我「讀建中那一年」一文﹞與我返家過農曆年，年初三開車回台北時途經台中，父親曾順道去徐府拜年，那是我此生唯一的一次見到徐將軍，印象頗深。

「燕子」當初答允這樁婚事是有條件的，她要求婚後得讓她還可以去讀大學，「燕夫」對此毫無異議，他自己就是苦讀出身，資助妻子拿個學位是理所當然，唯一的限制是，這所大學得就近設於南京﹝以免分居兩地，有感情生變之可能性﹞，還必須是間女校。

當年設於南京的唯一女子大學是京陵女大，所以我母親於1937年六月中，輕鬆地考上了京陵女大，豈料放榜幾周後，抗日戰事就爆發了。1945年八月日倭雖然無條件投降﹝與參戰各國簽有正式降書，絕非鬼子們厚顏稱之為「終戰」的歷史事件﹞，但國共內戰隨即展開，我母親就此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抱憾終生。

「失而復得」的老照片

我已多次為文，細述那極度動亂的年代中，我們一家四口是如何避難的，最糟的是在逃離廣州市時，所有父親之日記﹝歷年來斷斷續續寫的﹞、文稿與詩作，還有數百張家庭與親友的照片，全都散失在戰亂中。

大陸變色後，我們一家四口被困在九龍的難民營約十個月，直到1950年初秋，始拿到國府寄來的「入台證」與船票，離開了牛池灣那間在下大雨時，屋頂會叮咚作響的簡陋鐵皮屋。到達基隆港時，在碼頭接船的，正是「燕子」與「燕夫」這世姻緣之牽線人──龍靈將軍夫婦，我們在台灣的頭幾個禮拜，就暫住在他們位於台北市泰順街的陸軍總部眷村宿舍裡。

在龍家的某晚，「大人們」晚飯後閒聊，我父母親提到他們倉惶逃離大陸之際，那些散失在廣州的早期照片，正不勝欷歔時，龍伯母回房搬出他們的家庭相簿，翻出了近十張我們一家的老照片，全是我父母親當年寄給他們作紀念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張，是我父母親的結婚照。看到這些「劫後餘生」的照片，大概也憶起這兩年多來的顛沛流離的生活，我這「燕子」母親激動得當場飆淚，我那時雖然才只六歲，但腦子裡已烙下畢生難以磨滅的記憶。

那幾張照片中，還有一張是母親與我在青島市金口一路14號庭園中之合影，斯時我尚未滿三歲，父親當時正在美國堪薩斯州的陸軍指揮參謀大學受訓一整年，我們母子三人與褓姆張嫂，就借住在七舅公范澄川﹝青島市十三間紗廠的總廠長﹞的超大型宅院裡，這也是我手中現存最早期的一張自己的照片啦。

綜觀我父母親這一生，有兩對與他們關係非常特殊的夫婦，第一對是前面提到的龍家夫婦，那是因為他們是雙重的同學，父親與龍靈將軍是黃埔島上同連隊的同學，母親則與龍伯母禹竹筠在長沙女中初中部同班。

第二對夫婦是陳庭縝將軍與陸素影夫婦，陳將軍不但是我父親在黃埔島上的同學，還是同時期留英﹝英國皇家軍校﹞的同學，陳庭縝將軍之事蹟，我已在「國府早期的軍事留學生」一文中略述，他是與日後主導中山科學院的唐君鉑將軍﹝台灣版的錢學森﹞並駕齊驅的軍事科學家，可惜他不及隨國府去台灣，陷共後迭遭清算鬥爭，雖受盡折辱，但幸得善終。他的夫人陸素影，則是母親的青島女中高中部同學，她倆之間的故事，我已在「松街的故事之三」中詳述過，請讀者自行參閱。

我父母親對龍靈將軍夫婦之撮合他倆，是終生感激的。1988年我因公返台北，驚聞龍伯伯數月前因車禍﹝居然是在一間商店的騎樓下，遭一輛摩托車撞傷﹞，導致行動不便，長期住台北榮民總醫院療傷。其實那次返台我行程滿檔，但當父親告訴我，已喪偶的龍伯伯時日不多時，我毫不猶豫地推辭了一個晚宴，隨父親到石牌榮總去探望他。上次見到他老人家是1969年8月，在我負笈美國之前去他家辭行，時光匆匆，已二十年未見過面，

下了公車﹝我們不是有車階級﹞，父親熟諳地帶領我進入榮民總醫院龍伯伯的病房﹝顯然他常來﹞，他老人家正斜坐在病床上閉目養神，父親上前輕輕地將他推醒，這是我此生最後一次見到他老人家。當天別的事我不記得了，只記得這兩位畢生摯友在臨別時，眼角都是泛著淚光的。

在回程的公車上，鄰座的父親神情肅穆，沒多說話。我那年才四十出頭，尚屬年富力壯，不能深刻體會到老人家的心情，如今年近八旬，終於瞭解到，在眼見﹝或是得知﹞老友即將凋零時，那份「江水東流」的蕭瑟感。

僅數月後，龍伯伯就辭世了。

與海軍宋長志將軍結為好友之經過

時間點回到民國四十四年，斯時我父親在黃埔軍校第五任校長任內，正值黃埔仿美國西點軍校，改為四年制時的第二年。也就是在這一年，我父親難得地結識了一位不同軍種的好友，他就是當時的海軍軍官學校校長宋長志將軍。宋將軍日後由海軍總司令，一路遷升至參謀總長與國防部長，在台灣軍界是位知名度頗高的人物。

黃埔軍校改制的艱辛歷程，與我父親在改制期間所承受之壓力與委曲，絕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帶過的，以後在適當時機，我會參照父親遺留的文稿，還原這段珍貴的改革歷史，移交給國軍軍史館保存，這也是幾位父親的摯友們對我的期待。

黃埔軍校在民國四十三年改制時，在學生的課程中，仿美國西點軍校學制，增加了「數理」與「工程」項目後，原有的師質已不夠承擔，當時高雄地區沒有四年制大學，所以也請不到合格的教授來上課。

所幸台南工學院﹝國立成功大學前身﹞院長羅雲平﹝日後我讀成大時的校長﹞鼎力相助，策動工學院教授們遠道來陸軍官校兼課，還曾應邀親自來鳳山數趟，協助陸官編排理工課程，在我父親遺留下之手稿中，羅校長之古道熱腸讓他非常感動，也是他生平最景仰的學者之一。

所以當海軍軍官學校於民國四十四年改為四年制時﹝晚陸官約一年左右﹞，校長宋長志將軍一定也是同樣被學制與師質問題，搞得手忙腳亂。

呃，不是在講「燕子」與「燕夫」的故事嗎？為何會扯到看似毫不相關，那陸官與海官改制的事呢？

由於宋長志將軍在我母親就讀青島女中時，正是青島海校的學生之一，前段提到的徐升平﹝與我母親的青島女中同學卜慶葵日後結為連理﹞，就是他的海校同學。徐、卜聯姻也不是巧合，那是我母親另一位青島女中同學徐蓮牽的線，而徐蓮正是徐升平的親姐姐。這裡我所提到的幾位，後來都到了台灣。

青島海校有第三、四與五期的畢業生，其中包括三期的馬紀壯與劉廣凱，四期的宋長志，五期的鄒堅，這四位皆曾前後擔任過中華民國的海軍總司令一職。青島電雷學校也出過一位日後的參謀總長，他就是黎玉璽將軍。徐伯伯﹝徐升平﹞在海軍中之期別甚高，這一票海軍總司令級人物，都是他在青島海校時期的同學。

這兒還有件值得一提的往事，1949年國共內戰時期，有兩艘被困在長江的海軍軍艦，冒著江陰要寨之共軍猛烈砲火，成功地突圍歸隊，海校四期的宋長志﹝逸仙艦，國府自建之輕巡洋艦﹞與白樹棉﹝信陽艦，接收自投降後的日本海軍﹞當時就分別擔任這兩艦之艦長，他倆的忠勇愛國之忱，時至今日仍讓我思之而肅然起敬。

這兩位海軍將領，日後曾先後擔任過海軍軍官學校的校長﹝合共長達九年﹞，作為下一代中華民國海軍軍官養成搖籃之表率，他倆當之無愧。

我與白樹棉將軍相當有緣，在我讀建中高三那年，曾與他同住在台北大直三軍聯大的一棟軍官宿舍中，生活上有不少互動，請參閱我那篇「浮生六記所衍生的故事」一文。

逸仙艦與信陽艦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台海衝突中，皆為我方之主力艦艇，立過赫赫戰功。中華民國的海軍健兒們一向勞苦功高，我服役的1968到1969年，曾被調駐外島﹝馬祖東犬島﹞，在驚濤駭浪中由中型「美字號」換乘小型「合字號」登陸艇赴東犬搶灘，我們這群空軍高砲部隊的幾十個「菜鳥」乘客，都驚嚇得有「世界末日」之感，艇上的海軍健兒們則個個身手矯健，熟練且鎮靜地協助我們安全搶灘，對他們而言，這顯然還是小場面﹝因為至少不是在槍林彈雨中﹞。請參閱拙作「服兵役的那一年」吧，我有詳盡敘述過的。

大概因為是同學之關係，徐、卜夫婦倆成為宋長志將軍的長期密友，而徐蓮、卜慶葵與我母親那時都住在台灣南部，她們三位在青島的年代就已是結拜姐妹，本來關係就極為密切，在台灣自然更是時相往來的「姐妹淘」。徐蓮是徐、卜家孩子們口中的「大姑」，不過久而久之，也變成我們謝家兄弟倆口中的「大姑」啦！我在台南成功大學讀書時，「大姑」正好住在台南機場附近，就近照顧了我四年，我時常受邀去她家「打牙祭」，她老人家也是我此生非常感念的長輩之一。

就因為這層層疊疊的私人交情，當宋長志將軍在海軍官校改為四年制時，我父親跨越軍種，幫他解決了不少師質、設備與課程問題。宋將軍與我父親一樣，都是十分重情義的人，他日後貴為參謀總長、國防部長，而我父親早已是一介平民，退伍後在台北的幾所學校教英文，但當他有私人宴會時，我父母都還常為他家的座上客，交往密切。

扯出這段似乎毫不相關的「瑣事」，無非是為下段故事作「引子」。

觀賞平劇時發生的趣事

下面這段往事，是2012年母親在松街療養院的病房裡，精神尚可時講給我聽的。

那個年頭，平劇﹝京戲﹞還相當流行，陸海空三軍分別有專屬的陸光、海光與大鵬平劇隊，在各軍種駐防地巡迴勞軍演出。宋將軍與我父親成為好友後，會互請對方來各自的軍校看京戲或是影歌星勞軍晚會，每年總有好幾次。有一次﹝應該是在1955年﹞由海光平劇隊擔綱，在左營海軍官校演出，我父母親應邀觀劇。

平劇演出當年也算是盛事一樁，我父親的一票喜愛平劇之好友，包括劉安祺將軍與陳叔同先生等在內，也必定列在觀眾席中。我曾在眾多文章裡提過劉安祺將軍，陳叔同先生則是文人，是當時台灣新生報社的南部版主任，他與我父親大概是在高雄某詩社的吟詩活動中結識的。

叔同先生是陳布雷先生﹝先總統蔣公在大陸時期之文膽﹞的親弟弟，1950年代晚期至1970年初，也曾長期擔任過蔣公之機要秘書。叔同先生非常講義氣，1990年代在台灣出版的「傳記文學」與「中外雜誌」上，各有一篇敘述我父親當年「行事作風」的正面文章，就是由他老人家提供內容，甚或是親手執筆的。

那一次平劇演出地點既然是在左營，可以想見台下大部份觀眾是海軍人員。軍中是講求階級倫理的，所以我父母親是坐在觀眾席的第一排，其他的則依官階之高低，依序坐在後面幾排，卜慶葵則隨夫婿﹝海軍上校徐升平﹞坐在第二或第三排。

平劇晚會上，坐在徐伯伯旁邊的是另一位與他在青島海校時期的同學，官階亦為上校，這位軍官剛剛才從台北大直的海軍總部調到左營軍區任職，有點兒「人生地不熟」，平劇開演不久，這位上校軍官忽然驚訝地瞪大眼睛，與徐伯伯「咬起耳朵」來。

「你看，坐在第一排的那位女士，好像是當年青島女中的那個‧‧余莉麗‧‧？」

「對！就是她！」徐伯伯笑彎了腰，立刻當笑話講給身旁的徐伯媽卜慶葵聽。

「那位坐在她旁邊的是誰？」他又問，我父親當晚穿著便服。

「是她的先生，陸官校長謝肇齊。」這會兒是徐伯媽回答的，因為徐伯伯早已爆笑得講不出話來啦！

直到今天，我還在猜想，這位上校是否就是當年我父親到青島相親時，造訪九舅公家的三位「男生」之一。我當然曾經問過我母親這人是誰，但她老人家只是含糊地岔過話，說她早已記不得啦﹝我當然不相信﹞。

附帶一提，徐伯媽卜慶葵之職業生涯相當傑出，曾為屏東縣選出的兩屆省議員，也長期擔任過省立屏東女中與省立彰化女中的校長，自是桃李滿天下。

題詩紙摺扇的故事

我父母親雖然不算是年齡差距太大的「老少配」，但還是相差了十三歲，所以在他們一甲子的相處中，總是父親呵護著母親，偶有爭吵，也是父親讓步的時候多。

父親讓步的方式，是寫首詩討她歡心，父親的詩一向對仗工整，絕非打油詩，遇有母親十分中意的詩，父親還會去買把紙摺扇，以毛筆題詩於上，還得意洋洋地署名「燕夫」。他對外投稿﹝非軍事性質﹞時，也是用「謝燕夫」之筆名，顯然是以身為「燕子」之夫為傲。

這些被父親題過詩的紙扇，有十好幾把，母親可是把它們都珍藏在一個上了鎖的壁櫃裡，從不輕易示人。可惜的是，我們於1965年黃曆年過後，由鳳山搬遷到台北，在打包行李時，才發現那些父親題過詩的紙扇，已被白蟻蛀得七零八落，不堪保留啦。

我這「燕子」母親此生最大的遺憾，還是那因抗日戰爭爆發而失去讀大學的機會，我去台南讀成大時，或許刺激到母親「奮發向上」的某條神經，她開始在台北的一位頗負盛名的中醫師陳怡魁那兒學習針灸與中醫醫理，還拿到了正式的針灸師執照。我於1969年離台負笈美國數年後，母親也因通曉英語﹝我父親是她的多年家教﹞，被一位對中醫針灸非常有興趣的美國醫師聘請，於1975年來美行醫，當時她老人家已經五十七歲啦。

約六年後的1981年，母親在通過加州第一次舉辦的針灸師驗證考試之後，已不需在西醫監督下施針，她日後遷居華人聚居的北加州，在灣區各處自行開設針灸診所，一直工作到1998年。父親雖然英語流利，但不願移居美國，想是思鄉情濃，一心以為將來由台灣回家鄉福建武平探親要方便些﹝惟始終未成行﹞。「燕子」與「燕夫」就這樣分居兩地，母親每年返台兩次，每次只不過短暫地停留兩週而已。

所以，當我於1980與1988年，兩度「旋風式」地因公短暫返台，與獨居台北的父親見面時，都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在那見到久別兒子時的興奮情緒後面，有著一份隱藏不住的落寞神情。

1992年，生活上已難以自理的父親，終於被我們「架」到美國舊金山，由我嫂嫂﹝她是職業護士﹞負責照料，三年後的1995年，滿懷鄉愁的父親病逝於加州。

父親彌留時的最後一句話是對我講的，他要我「好好地照顧媽媽」。

2012年母親彌留時的最後一句話，也是對我講的，她平靜地告訴我，「我要走了，爸爸和躍飛都在那兒等著我呢」。

「躍飛」是我那1953年慘遭中共活埋的舅舅，享壽僅33，是母親唯一的親弟弟。

父母親的這世姻緣，在2012年三月，我們兄弟倆將母親的骨灰，葬在美國舊金山半月灣百齡園父親的墓旁時，劃下了句點。落葉雖未歸根，還勉強算是圓滿的罷？

後記

撰稿之際，適逢2022的西洋母親節，所以在文章中提供了幾張失而復得的母親之老照片，也算是紀念我這「失去母親」的母親節罷。

此外，我在本文所提到的幾位先輩，皆為我父母生前「意氣相投」之終身好友，母親在松街療養院給我「講古」時，多次提到他﹝她﹞們，也是她老人家畢生感念之對象。

母親生前曾多次引用關漢卿在元曲「四塊玉」裡的那一段：

『南畝耕，東山臥，世態人情經歷多。閒將往事思量過，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什麼！』

將她自己一生的恩恩怨怨一筆勾消。我這退休電子工程師一生所讀的古籍不多，但在母親的強力要求下，這一小段元曲我確實是可以「倒背如流」的。也就是因為我父母親對這段元曲的意境有深切之體會，所以他倆在辭世時，神態都十分安詳。

人生在世，不過短短數十寒暑，若能真正放下心中累積多年的怨恨與不平，在人生的夕照中，一定可以心平氣和地面對那終極的黑暗。我偶爾涉獵佛學書籍，常見有「明心見性」四字，或許也有著這首元曲「四塊玉」想要傳達的意念罷？當然，我不是佛家入門弟子，這全是個人之淺見。

老哥與我，都以我倆的父母親為榮，在我的筆下，兩老自然是「偉大」的，但實際上，「燕子」與「燕夫」都只是這大時代中平凡的市井人物。我這退休工程師，十年來以「直白」的方式，憨憨地儘力筆耕，也不過是冀圖借用自己父母親的瑣碎往事，襯托出故事背景裡的那個動亂大時代中，一些真實發生過的事情而已。

大陸上的考古學家根據近年來出土之文物，證明在我們所熟悉的中國史書裡，有遭「御用寫史者」竄改事實之痕跡。也許數百年後，華夏子民們也可以藉由我們這些「草根文學」作者群所留下的一堆「斷簡殘篇」，看﹝找﹞出歷史之真相吧。

【謝行昌，2022年5月完稿於美國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