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3月01日讯】

前言

“追韩信”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缩写，它是中国在两千年前“楚汉相争”时期的一段经典故事，也是平剧﹝京戏﹞里，极受观众喜爱的戏码之一。

我之所以会扯出“萧何夜下追韩信”的故事来讲，是因为曾读过我父亲的一首诗，想起他一生之际遇，是有感而写的。

至于“伯乐”，那是“伯乐相马”的历史成语故事，我相信曾在台湾成长受教育，现年四十岁以上之“长者”，应该都非常熟悉的。

但是台湾在“两蒋”逝世后，经过三十年以上之“教改”，华夏五千年历史在课本中遭严重删减，成了“外国史”，国文课本中的文言文也所剩无几，几乎成了另类的“文革”，那年轻的一代，可能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不着边际的“南岛文化”的一部分呢。哀哉！

暂时打住抱怨，现在得要言归正传。

父亲写的那两首诗

话说多年来，父亲在给我的家书中，偶尔会夹一、两首他老人家的即兴诗作，但是下面这首观国剧“追韩信”的诗，却是我后来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在一册台北市福建武平同乡会发行的“乡音”杂志中读到的，且录于下。

观国剧“追韩信”

国士宁辞万里求，相将三杰尽归刘，怜才莫谓寻常事，此道如今已不留。

身悲治粟知音少，铗唱无鱼感慨多，自古英雄常寂寞，人间难得是萧何。

只要稍微涉猎过秦汉历史的人，都熟知悲剧人物韩信的生平，他年轻时曾受过“跨下之辱”，从军后原本是“项家军”的一员，因未得重用而改投刘邦的汉军，最初也只是当个芝麻官，让韩信非常失望，在夜色中独自跨马悄然离营，“好在”汉军的萧何识才，赶紧快马将他连夜追回，并建议刘邦以“登坛拜将”之方式留住他。韩信日后成为汉朝的开国“相将三杰”之一，自是拜萧何所赐。

不过韩信的结局非常惨，还记得那句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吗？后来协同吕后，诛杀韩信三族的也正是萧何，所以人生中的“萧何”，也不见得全是正面的。

父亲爱读史书，显然熟知韩信之生平，不是在自比韩信，也许只是在诗中感叹自己的“怀才不遇”而已。

父亲写这首诗，一定正值情绪低落之时，因为老哥与我皆在美定居，老伴﹝我母亲﹞也通过加州第一届针灸特考，在不需西医之监督下，行医于美国各地，形单影只的他独居台北，再加上思乡﹝福建省武平县中山镇﹞却又不能返乡的愁绪，以致那段时期，他老人家明显地将内心之苦闷发泄在诗作上，下面这首诗是另一例证。

中秋感言

三五蟾光秋更妍，今宵怅未睹婵娟，嫦娥料亦情怀恼，懒展愁眉对大千。

那是某年的中秋夜，密云遮月，只能“三不五时”地透过云层看到少许“蟾光”，难免心中愁怅。诗中用“蟾光”虽然稍嫌“文言”了一些，但非常典雅地描述着“月光”，想是父亲为押韵而使用的字眼。“情怀恼”与“愁眉”正是他在自述心境。几十年后我重读此诗，还能深刻体会到他老人家在那中秋夜之凄怆情景。

由这两首诗也可看出，我父亲是非常感性的一个人。

我父母亲在成长时之境遇，各有不同程度的坎坷，生命中也都曾有过“贵人”们之栽培与提携，所以他们的晚年时光，在与我的言谈中，都让我感觉到他们一生中满怀“感恩”之情，就因为有“坎坷”际遇，才会感激“贵人”之适时出现，所以我也常在想，冥冥之中，一个人的“命”，似乎是前世早已注定的。

父亲在军旅生涯中所遇到过的“伯乐”

父亲过世已近三十年，遗留的一堆自撰文稿，我都审视过，他老人家这辈子还好没遇到“萧何”﹝不然就有韩信的结局，那才惨呢﹞，但赏识、提拔他的军中长官倒是有好几位，都算是我父亲的“伯乐”，他们不但“慧眼识良驹”，欣赏他勇于创新，尽忠职守，与埋头苦干的精神，也都能容忍我父亲那不擅言词，耿介与直率的个性。

当然，下文所提到的几位“伯乐”们，不仅仅是我父亲的“伯乐”，也是众多人心目中的“伯乐”，后世景仰他们的人多着呢。

“中国装甲兵之父”徐庭瑶将军

我早已在众多文稿中，提到过徐庭瑶将军，他不但是我父亲军旅生涯中的第一位“伯乐”，也是我父母亲于1936年在南京成亲时的证婚人。他为人谦和低调，带兵时指挥若定，北伐与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而不自居，荣耀皆分归部属，是十分难得的一位战将与好长官，也是众多黄埔早期毕业生之“伯乐”。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前一年，徐将军就已因功升任北伐军第一军的第二师少将师长，可见蒋总司令很早就对他有着充分的认识与信任。

徐庭瑶将军是中国第一所正规军校，保定军校第三期的毕业生，与他同期毕业的同学中，有白崇禧、蔡廷楷、张治中、陶峙岳等知名将领。您看倌若是曾经涉猎中国的抗日战史，当记得1933年的“长城战役”罢？如果您还是“雾煞煞”，那总该记得那29军﹝军长宋哲元，属冯玉祥西北军系﹞的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阵亡于1937年7月28日﹞，率非常“原始”的“大刀敢死队”趁夜奇袭日营，痛宰日寇头颅逾千的轶事罢？那领导“长城战役”的中方最高将领又是谁呢？

长城抗日战役的总指挥官是何应钦将军，属下有近二十万的重兵，其中协同西北军参战的黄埔子弟兵是17军，军长正是徐庭瑶将军，他率所属第2师﹝师长黄杰，日后的国防部长﹞，25师﹝师长关麟征，日后的黄埔军校第二任校长，我父亲谢肇齐则是日后的第五任校长﹞，与当时中国唯一的德械83师﹝师长刘勘，日后在陕西剿匪的宜瓦战役中成仁﹞，战史上著名的山海关战役、喜峰口战役、南天门战役、古北口战役等，17军皆全程参与。

1976年，香港邵氏公司以台中成功岭为背景，拍摄了一部名为“八道楼子”的电影，这是表扬“长城战役”的南天门战役中，七位中国士兵在一座名为“八道楼子”的长城碉堡中，顽抗近千日寇之攻击达一周之久，于毙寇一百六十七名后﹝数字与过程，是根据日寇战志﹞，全员壮烈牺牲的史实。

也就是在长城战役中，那段遭日寇机械化师团痛击的惨痛教训，促使徐庭瑶将军建议蒋委员长尽速成立装甲部队，被蒋委员长指派赴欧考察，返国后统筹“装甲兵”之建军业务，所以徐将军日后被誉为中国的“装甲兵之父”，是理所当然的。

1936年，交辎﹝交通与辎重﹞学校在南京成立，这就是日后的陆军装甲兵学校之前身，蒋委员长深知徐将军是国军中极少数具有科学新知的将领，乃指派他担任教育长，也就是实际负责校务的人﹝当年在名义上，三军各校之校长皆由蒋委员长兼任﹞，几位1933年学成返国的国府第一批留欧军事留学生，包括我父亲在内，就被徐将军延揽到交辎学校任教，他们也都成为中国的装甲兵创军“元老”啦。

徐将军发现我父亲在传授战车知识之余，也非常关切他的五十余位“战一期”学生﹝第一期的战车学生队，应该算是黄埔十五期学生﹞之生活起居，乃任命我父亲兼任学生大队大队长。

交辎学校后来更名为陆军机械化学校，除招收学生外，还代训了十几位刚毕业于黄埔十期交通科的少尉军官﹝约一年﹞，这些“学官队”的少尉学员之中，包括尹学谦、郭东旸、赵志华、胡炘等，日后之中华民国装甲兵将领们。

其中的尹学谦将军曾在我父亲主持的“贵州札佐陆军演习场”里，担任过装甲实习团团长，在札佐时也是我们谢家的邻居，两家关系十分密切，尹将军就是前中原大学校长尹士豪博士﹝已病故﹞之尊翁。

这样看来，徐庭瑶将军不但是我父亲的“伯乐”，也是多位装甲兵司令、副司令、装校校长、师长等之“伯乐”呢。

中国的装甲部队第一次正式参战，是1939年12月18日在广西南宁开打的昆仑关战役，属于我方主力部队之一的是38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正是徐庭瑶将军﹞，其属下的第五军，就是国军的第一个机械化军﹝军长杜聿明，物理学家杨振宁之岳父﹞。第五军发挥战力，将参与该战役的日军第五师团的主力全歼，日军的21旅团之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遭当场击毙。

后来在清理战场时，发现日俘中杂有不少被日寇在台湾征召来的兵，所以凡是能说“华语”的俘虏皆被善待。与日后中国远征军在中南半岛所俘的台籍兵待遇相当，到底是“血浓于水”的。

是役我方虽胜，但国军自己也有近万伤亡，包括几位我父亲的“战一期”学生，就是在此役英勇殉国的。

来台后，徐将军自请“解甲归田”，只在名义上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他的众多旧属，包括我父亲在内，每逢年节时分，还是会到他的台中寓所拜候老长官，此时徐将军早已无权无势，他们当然不是来“巴结”的，足见徐将军当年高风亮节，待人恳切，在军中甚孚众望，自始至终广受部属之尊崇与爱戴。

徐将军于1974年逝世，享寿八十三。

豁达、平和，且极负“建军远见”的何应钦将军

讲到何应钦将军，他是有特殊历史地位的中国风云人物之一，坊间盛传他与蒋委员长在“西安事变”的解决方案中产生歧异，日后遭蒋委员长“冷藏”，“不信任”或是“不倚重”，我认为这都是“牵强附会，想当然耳”的忆测之词。

将何应钦将军列为我父亲的“伯乐”之一，是因为我母亲在松街疗养院的病房里曾提到过，我父亲这辈子最快乐得意的时光，就是在贵州札佐创建了一个全中国唯一的陆军演习场。

这演习场是“师级”单位，直属军政部，而当时的军政部长正是何应钦将军，他对我父亲有着完全的信任，不但让我父亲独当一面地主持场务，且言听计从，所以札佐演习场成了许多归国军事留学生施展所学的最佳单位，因为若是他们一返国就立即“下部队”，直接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枪林弹雨中那儿有机会将国外所学，有系统地转移给各阶层的官、士兵呢。

日后随国府迁台的留欧军事留学生只剩十几位而已，包括曾任国防部长的郑为元将军﹝意大利﹞，副参谋总长执行官的余伯泉将军﹝英国﹞，与密研飞弹与核弹的中山科学院院长唐君铂将军﹝英国﹞等高阶将领，他们都曾在札佐演习场贡献所学，也全视何应钦将军为“伯乐”。

抗战时期，何将军曾数度亲临贵州札佐陆军演习场视察，在1944年初的一次视察中，何将军见到我父亲还是挂戴着上校官阶，不禁好奇地问；

“演习场的规模早已超过师级，你属下的三位团长也已全是上校官阶了，你怎么还只是上校呢？”

“没有长官为我报升呀。”其实当时军中不成文的规矩，只要“占了缺”，就可以自行报升的。

“你还真有够憨直的。”何将军不禁当场轻轻摇头。回重庆后，立即将我父亲报升为少将。

蒋委员长也曾亲临演习场视察，十分满意。返重庆后，令中影厂长龚稼农到演习场拍摄演习纪录片，供全军参考。

1944年底的独山战役，演习场的近万官兵全部投入战斗，归孙元良将军﹝名演员秦汉的父亲﹞统筹指挥，虽然击溃了来犯之日寇第三与十三师团，但札佐演习场的辉煌日子，也因战役之结束，编制遭撤销而告一段落。

独山战役后，我父亲被调到何应钦将军﹝此时正在军事委员会担任参谋总长﹞的总长办公室任高参，除协助策划下阶段的国军训练事宜，也是何将军在接见外宾时之口译官，与涉外文件之翻译官。

我父亲在何将军面前办公年余，常见蒋委员长在公文上批示“交总长裁决”，可见蒋公对他有着相当程度的信任。您见过历史上让何应钦将军留芳万世的“中国战区受降典礼”，那张日寇弯腰鞠躬，送上降书的照片吗？蒋、何之间若是没有足够的“交情”，这么光宗耀祖，传颂千古的“好康”大事，会让何将军去“独享”吗？

在蒋公1949年被迫隐退期间，何将军奉命担任代总统李宗仁政府内阁中的国防部长一职，让国军得以直接听命于滞留浙江奉化的蒋公，维持了他对国军之指挥权，这更彰显了蒋公对他的极度信任。

来台后何将军立即引退，只是在名义上担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之主任委员，但蒋公将所有的战略顾问﹝上将级﹞皆放在何将军名下，不也正显示尊重他长期在军中之崇高地位吗？

由于我父亲曾担任过何将军办公室的机要幕僚，关系匪浅，所以我父亲在台湾主持校务之各级军事学校的校庆或毕业典礼上，常邀请何将军担任“神秘嘉宾”，以给毕业生们一个惊喜﹝因为何将军曾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级人物，军职退休后，极少现身军事单位﹞，何将军也欣然应邀出席。

下面这段往事，是父亲亲口讲给我听的。

1962年，何将军以嘉宾身份，出席三军联大的毕业典礼，典礼结束后，我父亲邀何将军到他的校本部办公室稍作休息，何将军目光盯着我父亲端详了一下，突然叹口气说；

“唉，我老啦！”

我父亲本就不擅言词，正愣在那儿不知到该如何应对时，何将军笑着接下去；

“你看，连我的学生﹝意指我父亲﹞都有白头发啦，我能不老吗？”

这也正彰显了何将军与我父亲之间的师生情谊，是十分亲切与融洽的。

我父亲生涯中的“萧何”- 沈发藻将军

时间点回到1946年，何将军应他另外一位学生﹝沈发藻将军，黄埔二期，时任陆军总部主管训练的第五署署长﹞之请，将我父亲调去协助他处理训练署内之业务。沈将军是功勋彪炳的抗日战将，“训练”不是他最擅长的，我父亲上任后，立即辅佐他进入情况，也得到了沈将军之完全信任。

所以我常说，人的一生命运，是前世早已注定的，如果我父亲这辈子曾经遇到过“萧何”的话﹝当然是追韩信的萧何，不是那个杀韩信的萧何﹞，非沈将军莫属。

1947年，积极鼓励我父亲去报考位于堪萨斯市郊的美国陆军参谋学院﹝当年是要经过驻日本的美军太平洋总部“考选”的﹞，赴美受训十个月的，正是赏识他的沈发藻将军。

1948年底，我父亲第二度留学返国后，被派赴甘肃去担任骑兵第17旅旅长，1949年三月，临出发那天，行李皆已登船，在南京长江码头边拦阻我父亲上渡轮的也是沈将军，时任第四兵团司令的他，在最关键的一刻，令副官携70军32师师长之任命公文，飞车到码头把我父亲“追”回南京，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我至少在两篇文稿中，提到过这段我们谢家于1949年春，在长江码头边几乎演出“生离死别”的戏码。当时驻扎甘肃天水的骑兵兵团有四个骑兵旅，在红朝十月建政之前八天，因骑兵兵团直属的两位长官，张治中与陶峙岳﹝皆为保定军校三期毕业生﹞叛变降共，三位忠贞国军骑兵旅长遭长官设计﹝佯称要开军事会议﹞，同时遭逮捕且立即被枪决，我父亲要是去了甘肃就旅长职，也必遭死劫。

一年多后，若非沈发藻将军﹝时任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是孙立人将军﹞出书面担保，将流落九龙牛池湾难民营的谢家四口接到台湾，我的个人历史也许会完全重写。所以沈将军不仅是我父亲的“伯乐”之一，也是谢家宿命中的“贵人”呢。

台湾经济起飞年代的“伯乐”

以上所提到的“伯乐”，还只是我父亲军人生涯中的“伯乐”而已。下段要“讲”的这位“伯乐”，他影响的范围就太广啦。

许多人将蒋经国列为上世纪台湾经济起飞年代的“伯乐”，网罗菁英参与经建，国府也确实是在他领导之下迈步发展经济的，但是如孙运璿、李国鼎、尹仲容等经济起飞阶段的“功臣”又是打那儿“冒”出来的？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位是蒋经国当年经营赣南时的“班底”，那他们的“伯乐”又是谁呢？

原来精选这些菁英份子“出山”的“伯乐”，正是老总统蒋公本人！因为他们全都毕业于“国防研究院”前几期，而“国防研究院”之筹建与前几期学员之挑选，也全是老总统躬亲全程主导的。

下段要“讲”的“国防研究院”之往事，绝对不是道听途说的，它们全都是“第一手”消息，因为我的父亲谢肇齐，是参与筹组“国防研究院”的十五位常驻筹备委员之一，筹委会在名义上虽有约五十位筹备委员，但对常驻筹备委员们而言，这是他们的专职工作，其他列名的筹备委员﹝多位是阁员级﹞，则是在议题拟订后才来开会，参与讨论的。

据我所知，筹备委员中，军方代表有知名度颇高的胡宗南将军，与我父亲的终身挚友龚愚将军﹝字乐愚，两人是黄埔军校与英国皇家军校的同学﹞，以及有“台版钱学森”之誉的唐君铂将军﹝黄埔九期，英国皇家军校与剑桥大学毕业﹞等将领，我父亲因家眷在高雄，除长假外，皆住在位于草山的阳明山庄员工宿舍里﹝好像超过半年﹞，所有的“国防研究院”筹备会议﹝有不少是老总统亲自主持的﹞，以及日后开训，都是在阳明山庄。

国防研究院筹备完毕后，于1959年4月15日召训第一期学员﹝1960年二月农历年前才毕业﹞，军方筹委中，只有胡宗南将军与我父亲两人，被选为第一期受训学员。这第一期的五十六位学员中，包含了孙运璿与连震东等人，接下来的第二、三期学员中，就有“经济起飞”年代的知名人物如李国鼎与尹仲容等在内，他们都是老总统亲自点名来受训的。没有蒋公之高瞻远曯，慧眼识人才，经济想要“起飞”也难。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台湾在民国五、六十年代开始的“经济起飞”，老总统是筹划者﹝伯乐﹞，蒋经国则是执行者，启用了一批极为优秀的经建人才，如孙运璿、李国鼎、尹仲容等，

顺便说明一下，蒋公创设国防研究院之原意，是因为他清楚了解，要对抗中共，在国防思想就不仅是军事上的对抗而已，其他如外交、政治、经济、文化、与工、商业上，都得要站在最前线，这也就是所谓“总体战”的观念。当然，这段文字是摘录自蒋公在国防研究院第一期开训典礼上的训词，属于公诸于世的“大溪档案”中之一小部分，不是我随意创造的名词。

所以这前后十二期的数百位国防研究院毕业学员，除来自于军方外，也有非军方的政治人物，还有不少民间的工商界人士。几十年后，这“总体战”的观念，不也正是中华民国当政者奉行的共同准则吗？它的源头，正是“国防研究院”秉持的“总体战”中心思想。

但是“总体战”之成功与否，必须要有清廉的各级执行官员为后盾，以上所提到的关键人物如孙运璿、李国鼎、尹仲容等，他们在位时之清廉自持，秉公忘私，明智果断，在在让身为晚辈的我感佩万分，没有他们的宏观思想﹝例如筹立半导体产业﹞与无私贡献，那儿有现今之中华民国。希望今日之中华民国当政者引以为鉴，身居庙堂就要当“伯乐”，提拔人才，不要私下掩护贪渎之小人，自掴耳光。

还要补充一点，前几期的国防研究院学员，受训期间是住在阳明山庄宿舍中的﹝当然周末可以外出﹞，每天早睡早起，如同军事管理。早餐后，八点钟上课前，还有太极拳师父来带领学员们打拳健身，这是老总统特别指示的课程，想要成为国家之栋梁，当然得要有强健的身体为后盾，我父亲日后终生保留晨起打一趟太极拳的好习惯。1992年春天，他老人家曾在达拉斯住了几个月，以近九十之高龄，晨起打太极拳仍然是他遵循的“日课”之一。

后记

我是在“感恩”的心境下，写这篇短文的。

我在台湾成长与受教育﹝1950年到1969年﹞，那儿没有违背人性的共产政权，没有阶级斗争，没有三反五反，更没有那翻天覆地、颠倒是非黑白，血流成河的文化大革命。我的基础教育是在台湾的“四维八德”课纲下完成的，“礼运大同篇”里所描述的，就是我一生憧憬的祥和社会。在台海对岸陷入水深火热之际，我接受了如此扎实的儒家教育，能不“感恩”吗？

让我们这一代，能在台湾“身心健康”地成长的那个“格局”，就是我们应该“感恩”的对象。这“格局”的建立，直接维护、发扬了“传统中华文化”。其实那遭“毛痞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肆意蹂躏的，岂止是传统中华文化而已，连人性都被强迫“禽兽化”啦，习近平就曾亲自批斗过他的父亲习仲勋，这是什么样的人间地狱，相信看倌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在此也衷心希望台湾执政者在搞那“南岛文化”教改时，国文课本中仍然保留着有普世价值之“礼运大同篇”，因为那不但是五千年中华文化之精髓，也是全球“世界大同”的标竿。连“毛痞子”的“文化大革命”都无法消灭的传统儒学，那儿是几个不学无识，“小鼻子，小眼睛”的官员与立法委员们，就能蛮横地以“教改”之名消抹得掉的。

因“前人”植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和平土地改革与经济起飞﹞，后人始得以乘凉﹝台湾的工业发展与民主制度﹞，“半导体”之成为“护国神山”，是七十年来，一点一滴辛苦灌溉的成果，所以我“感恩”，感谢这些“伯乐”们。

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是靠当政者之“清廉”维护的，违法乱纪是祸害之源。

请当政者切记！切记！

【谢行昌，2024年元月，完稿于美国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