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秋的颱風季節剛過去，革命委員會又刮起了強大的紅色風暴。一夜之間，成千上萬的群眾被抓進變相的集中營。專政工具們以革命的名義，大割所謂的資本主義尾巴。那時候我剛出差在上海，從電話裏我得知：打辦人員抄了我們工廠，拉去生產原料，使我們企業停產倒閉。我清楚這是縣工交局長蔡繼卓對我們的報復。我不能沈默了，唐吉珂德對風車的宣戰，即是我此時心境的寫照。我從上海打電報給縣政府，列舉蔡繼卓的種種罪行。電波的傳遞，如爆開的炸彈，在海門和黃岩的官場掀起了軒然大波。他們動用了一切專政的工具，向我圍殲過來。
實際上我還在上海時就被人秘密監視了，待我上了浙江403客輪，就有「打辦」的宗達賢跟蹤，對我進行24小時的嚴密監視。第二天中午，輪船到達海門港時，椒江碼頭戒備森嚴，站滿了戴紅袖章的專政人員。在宗達賢的指揮下，十數名專政人員由王梅林主任率領從碼頭沖上輪船，他們和暗中釘梢的監視人員一起，捆綁並拘捕了我。儘管掙扎著拒捕，但仍被制伏，前呼後擁地押進了海門公安局。我成了要犯，他們一腿把我蹬進了拘留室。這十幾平方米小屋，裏邊已關押了幾十個犯人。一扇小門，掛著斤把重的大鎖，視窗的鐵柵上繞滿了鐵絲網，僅留下個小洞，作為外邊向我們傳遞食物、水的唯一通道。
我不甘心就這樣被剝奪了自由，好象覺得拘留我，還應該給一張《拘留證》之類的東西。我對著經過窗外的黃岩縣公安局（特派海門）局長林大興發問：「林局長，關我在此，為什麼沒給《拘留證》。「林局長鎖起眉心立即反問：「你是誰？」，我說了姓名後，林局長惡狠狠地說：「你就是嚴正學，我要先關你四十天！」局長，公民揭發當官的違法，犯那一條王法。反對旗手江青的革命路線，擾亂革命隊伍，你用國際明碼電報，攻擊革命領導幹部蔡繼卓貪污、姦淫知青……讓全世界都知道了，你還不認罪伏法。「蔡繼卓確實有貪污、腐化的罪行，我不能揭發嗎？」，聽我還敢反駁，林大興咬牙切齒吐出一個莫名其妙的罪名：「你再說就是破壞農出大寨，是現行反革命！」官官相護，在長官意志代替一切的時候，我的行為必將遭到嚴厲的制裁。（四人幫倒臺後，工交局長蔡繼卓因貪污，姦淫知青判刑8年。）
夜幕降臨，東半球又陷入了漆黑的世界，我開始了生平第一夜牢獄的生活。拘留室裏關押的都是紅色風暴打擊的對象。沒有什麼大罪名，所以心大家的情並不沉重，因為百無聊賴，只能在這小天地裏，輪流講各種故事來打發這漫漫的長夜。
蹲監獄最重要的是學會打發時間，我把研究看守當作消遣，對他們評頭論足。這二個鍾頭輪流換班的共七、八個看守，其中最壞的是被稱為S的老東西。一次送飯的時間，我故意在廢紙裏包了一把鼻涕，從視窗偷偷的丟下去。老S一個箭步竄過來，以為是傳遞情況的紙條，一把抓在手中，卻弄得滿手掌是粘呼呼的，獄友們禁不住哄堂大笑起來。這一夜，老S存心要整治我們，我們一講故事，他就拼命敲門訓斥，我們則捂著鼻子裝了腔對他喊話：「喂喂!老S，門敲破我們可都跑了，你可要坐牢吃官司的。」他停下剛轉身離去，我們又天南地北地海講。第二天是星期天，老S決定懲罰我們，他改變早晨放風的慣例，不讓「犯人」出來洗臉、刷牙，也不讓抬出糞桶。他不理睬我們的請求，我們沖著他抗議：「老S，電影裏的法西斯，還給犯人放風。你比法西斯更法西斯。牢裏的糞桶滿了，無法‘吐故納新’，你不給放風，又不讓我們大小便，我們宣佈全體絕食。」
一盒盒飯菜排列在窗外的長桌子上，早上的，中午的，沒有一個人去吃它。幾個好心的看守來勸我們，老S則出外搬來了區黨委湯義方，又喊來局長林大興。對著他們一陣嘀咕之後，我被點名出去。牢門一開，我就徑直向院子裏的廁所奔去。我不理睬党書記的訓話，並告訴局長:「我肚子痛，憋不住了，得先方便，才能聽書記的訓斥！」。湯義方、林大興無可奈何地等著，一刻鍾，二刻鍾，林局長不停地在天井轉著圈子，三刻鍾又過去了……湯拍亳了桌子，林停下方步頻頻叫著我的名字。我系著褲帶低著頭急忙忙從廁所往外走，局長吼叫道：「不用系褲帶了，連同鞋帶一起交出來，你升級了！」老S搜遍我全身上下，我被關進後院的真正監獄。
拘留室後面邊，跨過二道上鎖的鐵門，裏邊是六間小小的小號牢房，7字型地佔據黑洞洞的空間。
我的天，所謂監獄，活像口棺材。四邊是條石疊的牆，直立會碰到水泥頂板，一扇用角鐵焊接的鐵門，把我們和外部世界隔絕。這四、五平方米大的地方已橫臥著六個人，角落裏還停放著糞桶。他們存心整治我，把我硬推進關人最多的一號，倒連累了裏邊的六個人犯。當日該號在押的犯人有林大剛、葉祥林、豆腐太子、泮錫忠等六人……女號也關著幾個人，都是被紅色風暴刮進監獄的，林為廠裏採購從上海回來，走出碼頭，就被專政人員拉去遊街的行列掛牌示眾，後邊拷打著鈦鑼的是女號王彩娥。
林先生比我年長幾歲，只聽說他父親林如青為共產黨出生入死賣過命，資助中共地下黨浙東三五支隊、幾次營救被通揖追捕的中共要員下海逃命，抗美援朝期間還損黃金給共產黨買飛機大炮，後來被救的徐德、陳蘭桃等成了中共高官，可林如青即一夜之間成了階下囚，未讓辯解就槍斃了。那年頭，權力代表一切，連鄉下的農會主席開開口都能殺人，不知勞苦功高的林如青會犯下什麼官禍？三十七歲被押上刑場、飲彈而亡、死不冥目，丟下寡妻和八個嗷嗷待哺的兒女……如今的林大剛，仍在「世仇分子」之列，讓你遊街是「給出路」，示眾倒成了「抬舉你」。到後來（1986年），胡耀邦撥亂正反，林如青又成為功高蓋世的起義英雄，說是錯殺，被追認革命烈士那是後話。說：「皇天有眼、感激涕淋」還大早，因為林大剛一家至今沒得到撫恤，充公的財物房屋仍是黨產被拒絕發還。
女監的王彩招是王通順的妹妹，也是我初中同學婁友恭的女人。頗有姿色的她，還總把頭從小鐵窗伸出來。監獄是「閒人莫入」的地方，但這裏不是。午飯後，區黨委湯義方的公子湯軍背一捍鳥槍進來了，他對著天井裏喳喳尋食的一堆麻雀開了一槍，麻雀轟地一聲全飛光了。我們因此低聲調侃：「鳥騎歪了！」，湯軍聞聲大罵：「監獄坯！」，不斷地用槍托砸著鐵門，他見王彩招的頭未來不及縮回去，一個箭步跑過去揪住王的頭發，就左右開弓煽耳光。王哭喊著，越是哀求，越遭瘋狂發洩。犯人看得心發怵，高喊著：「不許打人！」「打人犯法！」。但法在他老子手中，這個「小高幹」仍邊揍邊吼：「你告得了我嗎？」……我壓著滿腔的怒火，輕聲對他說：「湯軍，你媽文革初被當作‘梅花黨’就關這裏！」，看他不息手仍肆無忌憚，揍得王嘴鼻都是血，於是一聲怒吼：「你打的是你媽！湯軍，」，湯的手是鬆開了，竟立即舉起鳥槍向監號瞄淮，犯人們四下竄逃躲成一堆時，員警王彩娥來了，拉著湯軍說：「是好人打壞人！看，弄贓了手。「小高幹」邊走邊往牆上著擦血手，退了場。王員警本該早來干預這血醒的虐囚，據說是因為王彩招（犯人）曾對王彩娥（員警）說：「我們一樣，都是女人，就是‘招’和‘娥’的區別！」，如今總算被打得長了記性！
折騰了半天，夜幕已徐徐降臨。晚飯後，我把剩下的飯菜和著開水攪拌，然後從獄門的小鐵窗往下倒；其他六個犯人就跟著喊起來，並對莫名其妙跑來的值班員警王彩娥說：「新來的犯人要死了，又吐，又拉還抽著筋，要是傳染病什麼的，我們可就跟著完了。」看守和員警不願深更半夜送我去醫院急診，就主動提出讓我搬到隔壁牢房的建議，我說：「也許就是水土不服，我換換環境就會好的。」
監獄，是「共產主義」的天下。相同的命運、使我們在物質上從來不分你我，長時間的孤獨，需要交流，推心置腹的傾訴，什麼秘不告人的隱私都不復存在了。悶得發慌時，就高聲地喊、唱、鬧。今天，我成了六面碰壁的人，面壁而坐，首先看到的是獄牆上題的一首打油詩：
「獄門響一聲，
心裏砰砰驚，
要想心安寧，
做鬼勿做人。」
我苦思冥想，只見獄壁上種種漏痕，水跡血印都浮現起來。這裏有絕望獄友留下的抓挖痕，也有發狂獄友頭碰獄壁時灑下的片片血跡和血手印…… 一隻綠頭大蒼蠅飛過來，發出嗡嗡的聲音，我的目光隨著它旋轉，最後在獄壁上停了下來。蒼蠅和血跡的組合，變成了昂首挺胸的紅綜烈馬，蒼蠅爬動好像是烈馬的眼珠轉動起來。此刻，整個牢房顫抖起來，我見到一群桀傲不馴狂奔的馬。
強烈的表現欲望使我撿起磚屑、木炭拼命刻畫著，同時抓起那瓶寫交待用的墨水，往牆上亂潑亂倒……。同牢獄友阿忠以為我發瘋了，使勁地抱住我的雙手，我只好用頭髮在牆上刷並用腳在獄壁上亂蹬亂踢。我不能讓這閃現的靈感息滅，我那狂放不羈的內心世界正被喚起。我憑一顆動盪不安的靈魂，以動盪不安的經歷，去表現這同樣動盪不安的世界。誰再能遏止我強烈衝動的情緒，我把人世間的苦難，我的悲哀和不幸以及對自由的渴望，都渲泄在這斑斑駁駁的獄壁上。在這裏藝術是一種表現，一種內心感情的發洩，這裏只有本能的欲望和快感，沒有功利、沒有目的、也沒有別人的欣賞和貶斥。我的畫是我心靈的視像—- 一個別人看不見的精神世界。我以荒誕的畫面去表現同樣荒誕的社會！讓怵目驚心的點線面去表現同樣怵目驚心的現實！
藝術本來是宗教和宗教式的信仰危機後的一種精神寄託。現在看來，不以嘩眾取寵為目的，而是認真執著地去追求實在很痛苦。在藝術土地上耕耘、播種，沒有「春華秋實」，亦不能指望「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必然。藝術改變不了人類的命運，它只能是人類精神的寄託、靈魂的歸宿，並為人類社會的變遷留下淡淡的痕跡。世界是個迷，沒有必要再去作簡單的褒和貶，何必機械地分辯善惡是非。面對暖昧難解的人生，在哲學也顯得蒼白無力的時候，在宗教和各種主義成為虛偽和空想的年代，藝術即是唯一能夠慰藉人類靈魂的地方。繪畫應該是畫家真實感情的軌跡，是畫家內心的律動。藝術家是最不會安份守已的人，他們撿起藝術這塊石頭，拋進平靜的水面，讓生活激起波瀾，使麻木的芸芸眾生復蘇。記得有人說：「古代藝術是大師們創造的，現代藝術是一群瘋子—- 一群介乎精神病人和正常人之間的人創造的。」
又過了一天，我的牢房中又關進一個因貪污和強姦罪入獄的人。此人捕前是葭止鎮委書記，叫朱普根。入獄後他整天悶不出聲，不吃不喝低垂的腦門耷拉在褲膛上。傍晚的時候，他突然歇斯底里地發作起來，一隻手不住地在胸口比劃著，念念有詞道：「我是共產黨！怎麼讓共產黨員坐共產黨的監獄？我，怎麼能和這些地、富、反、壞分子關在一起……」。我們這間牢房確實關過一名將處極刑的人犯，他從杭州解押下來，手鐐腳銬地在我們監裏住了一夜。這一夜，三步一崗，戒備森嚴，因此，我們之間不能互相詢問，在他進監時看守說他是押回溫州正法的死囚，但他泰然的神態，確實使我們敬佩。
而眼前這豬公嗷嗷直叫真叫人厭煩。阿忠過去煽了他兩巴掌，讓他知道我們是好人，而他才是壞蛋！接著又蹬了他一腳，讓這個「共產黨「跪地請罪。我告訴他：「我們哀傷是因為我們被剝奪了自由，而你，只是痛惜失去了特權。」好在第二天「共產黨」被上送黃岩蒲草田監獄，不然真不知道如何和這頭公豬一起挨日子。
「秋後問斬」是中國刑罰的傳統。到了那一天，殺頭的、陪殺頭的、還有那些不殺頭的都得拉到街上去亮相。犯人被五花大綁，遊街示眾，尚使還有阿Q式的人物，還能吊起嗓子喊著「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之類的話去挨子彈。到如今刑罰又有了新的發展，譬如，槍斃前給喂上個鐵毛桃，或者，上下牙被用鐵絲拴住或在頭頸上栓上細尼龍繩，甚至乾脆割開犯人的氣管，任憑你有天大的冤枉也喊不出聲音來。還有，是我們這批還輪不到殺頭的，還得綁著去陪槍決！有經驗的獄友告訴我們：每年這個時候，總有這麼一批人會遭殃的，我心裏更加明白：專制的党書記、生殺在握的政法委還有貪瀆腐敗的工交局長蔡繼卓是不會忘記在這種場合懲罰我。
這二天放風時，我看到水溝邊采水的蜜蜂，原來又是瓦鬆開花的季節，大批工蜂正在海門採集瓦松花越冬。我讓獄友們每人捉上二、三隻，養在紙折成的籠子裏。到了批鬥示眾那一天早晨，獄友們都學著用蜜蜂在自己或眼瞼或人中部位蟄一下。待到軍警將我們五花大幫後拉出監獄，在提上刑車時才發現我們一個個都歪臉凸嘴，顏面腫大。公安局長林大興嗷嗷地罵著，但他弄不清我們怎麼都變成象像剛用過大刑似的，喊來區黨委湯義方、陳廣洲，又請來書記楊華明，怕押到刑場示眾，會適得其反。終於決定把我們推下刑車，押回牢房，就這樣我們逃脫了強化專政的一次制裁。（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