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1日訊】與上一次被送入醫院病房，簡直無法相提並論。不過，再三考慮之後，我還是用『加護病房』作為題目，來敘述我遭受牢獄之災的所見所聞，和自己身歷其境的一些感受。
監獄這種地方，並不普遍，更不是隨便甚麼人想進去就能夠進去的。看舊的公案小說，被官府捕獲投入監獄的，不是汪洋大盜，就是謀財害命的惡棍﹔再就是冤情難伸的民婦。我自忖從不傷天害理，也不無事生非，更不與人結仇積怨，監獄這種地方，絕對與我無緣。只是，在文革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在光孝寺大院這樣特定的環境，又偏偏碰上張代表這樣的軍人，『不普遍』變成了『普遍』，『不隨便』變成了『隨便』。我意想不到，但也無話可說——說了也白說。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上午十時左右，我正在大殿前榕樹下與一些同事閑聊。忽然從大殿左側，竄出十來個全副武裝的『工人糾察隊』，為首的一個青年工人，手持半自動步槍，冷冷的槍口指著我的肚子，口氣十分生硬的說：『你對解放軍有刻骨仇恨！』我立即回應：『我沒有仇恨。』青年人愣了一下，遲疑地說：『沒有仇恨？哪……』另一個五十來歲的漢子在旁邊說：『不要跟他囉哩羅嗦，帶走！』
這種場面，我在現代劇或電影裡見得多了。凡是國民黨的軍警特務緝捕共產黨的革命者，無不千篇一律地要大聲吼出這句台詞：『不要跟他囉哩羅嗦，帶走！』我有些奇怪，舞台上的情節，怎麼搬到台下來了？其實，中國人是天才的摹仿者，舞台上鬥爭階級敵人，戴高帽，掛黑牌，挺新奇的，各地就照搬。因此高帽滿天飛，黑牌遍地掛。北京的紅衛兵口唱『語錄歌』，腳跳『忠字舞』，首先把自己學校的校長活活打死，各地也紛紛照搬，又有多少校長教師死於非命！
你們這十來個荷槍實彈的人，來勢洶洶，嚇不倒我。光天化日之下，你們既沒有擺明身份，也沒有軍管會的任何證明文件，吼一聲『帶走』，就能把我帶走嗎？我腦子急轉了一下，不必跟他們硬頂。周圍都有人，諒他們不敢動粗。如果我硬頂，必有一翻糾纏，反而為他們製造『意外』或『失手』的可能，對我更不利。於是，我決定跟他們走。
他們押著我，並不朝大院外走，反而穿過宿舍樓的走廊，轉向西操場的第二排練場。我立即明白他們的意圖。武鬥期間，第二排練場是夜間警衛連絡中心，設有一台報話機，南與本大院前樓，東與東大門外的電影機械廠，北與市第一人民醫院，用報話機互通消息。預防被人竊聽，我們還設定一些簡單的暗語。大院防衛小組不知從哪裡弄到一些手槍和手榴彈，有些就藏在排練場大鏡子旁的壁櫥裡。我參加過多次夜間值班，最緊急的夜晚，也曾把手槍和報話機放在桌面上，以防萬一。停止武鬥，我們的夜間值班也自動取消了，我也再沒有到過排練場，也不知道手槍和手榴彈作何處理。現在他們把我押到排練場，搜查了半天，找不到任何一件武器，下不了台，正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他們橇開一處地板蓋，發現裡面有許多紙灰，就喝問我：『好大的膽子，你在這裡秘密燒燬檔案！』我立即反問：『你們怎麼知道是檔案？』那個五十來歲的漢子，就是剛才說『不要跟他囉哩羅嗦』的那個漢子，一言不發地走過來，稍稍貓腰，突然對我上腹右側猛擊一拳，又有人從後面踹我一腳，把我打倒在地板上。我立刻意識到，再不吭聲，他們會繼續毒打我。沒等那漢子抬腳踢我，我忍痛喊叫一聲：『打人了！』這一喊果然有效，為首的那個青年人，一步跨過去，擋在那漢子前面，他不得不把抬起的腳放下，倖倖地喝道：『看你再不老實！』
我可以作出判斷，這十來個全副武裝的『工人糾察隊』，絕不是鐵板一塊。有人恨不得把我痛打一頓，也有人分明在保護我，這一點也不奇怪。軍代表要一碗水端平，對廣州對立的兩大派，至少在表面上不能有偏輕偏重，奉命組成的『工人糾察隊』，兩派的成員都有，不是同床異夢，也是貌合神離。受軍代表指派出來『執行任務』，遇到觀點相同或相反的人，自然就會有不同的態度。這固然是中央極感頭痛的所謂『派性』，我倒是覺得，有點派性不是甚麼壞事，至少可以相互制約，減少一些胡作非為。
我有腰腿痛病，平常彎腰轉身都有困難，現在挨了一拳，又被踹了一腳，倒在地板上一時起不了身。那為首的青年想扶我起來，我說我腰腿有病，不要動我，讓我再躺一會兒。這裡抓不到我的任何『辮子』，張代表又急忙籌劃著下一步的鬥爭。我當時並不知道下一步將會發生甚麼事，我和『工人糾察隊』，都被撂在排練場裡，好像被人忘記了。
到了下午兩點鐘左右，『工人糾察隊』撤走，我被帶到大殿裡來。從早上到現在，我滴水未進，口乾舌燥。我知道，張代表既然決定要整我，『戲』才開幕，不會很快收場。我必須保持鎮靜，盡量減少消耗體能，以應付可能更加險惡的環境。
一進入大殿，我就掃了一眼。來的人好像不少，全都站著，有的靠前些，有的靠後些，並不整齊。我好像也感覺到，院裡對立的兩派都來人，多數派來的人多，大多站得靠前些﹔少數派來的人少，都站得靠邊靠後些。我和大家面對面站著，十幾秒鐘毫無動靜，有點冷場。後邊有人喊了一句口號，好像是『打倒甚麼甚麼手』，我一下沒聽清。隨後，少數派的那個頭頭從後面走上來，在我的左側站住，並對我喝道：『把手伸出來！』
我想，大庭廣眾，諒你不敢對我動粗。我剛把雙手伸出去，那頭頭就將一瓶墨汁，澆在我左手上，我急忙把手收回，墨汁全潑在地上。突然，我的後脖頸受到重重的一擊，回頭看了一眼，見是那個姓牛的舞蹈演員，原來在我背後偷襲，用『掌刀』狠狠一劈。我覺得腦袋嗡地一響，兩眼金星四濺，不自覺地兩手抱頭，連忙蹲下。我好像聽到有女人叫道：『不准打人！』
不等我站起來，又有兩個小青年急急走上來，用準備好的一條繩索，打著活扣，一下就套在我脖子上，要將我捆綁起來。忽然又上來兩個人，一左一右攙扶著我站了起來，好像在幫忙捆綁我，其實，又把我脖子上拉得太緊的活扣，盡量鬆開。
捆綁完畢，兩個小青年又押著我走出大殿，在正中大門外石板台階上站定，台階下一個年輕的解放軍，拿著照像機準備給我拍照。他顯然是個新手，拍了兩張，忽然停下，好像覺得不對——我站在台階上，對我仰拍，形象顯然高大——於是，他又擺擺手，反掌往下壓。兩個小青年會意，硬按著我跪下，我又順勢低下頭，不讓他拍到我的臉。年輕的解放軍連喊兩聲『把頭抬起來』，我故意不睬他。忽然又過來一個人，從後面揪住我的頭髮，使我仰面對著鏡頭，才最後完成這個『受私刑』的鏡頭。我非常氣憤，這樣拍下來的一張現場照片，大可以拿去向上級邀功。但你們也許想不到，會是你們胡作非為的罪證。
我又被押到前樓大門旁的傳達室，這時才發現，我兩個膝蓋都磨破了，血慢慢滲出來，把褲子的膝蓋處染紅了。小時候在鄉下，蹦繃跳跳，容易摔跤，摔破膝蓋，也記不清有多少次了。有時，摔得厲害，膝蓋擦掉銅錢大的一塊皮，流血了，也沒有哭。奶奶在我流血的膝蓋上滴了兩滴煤油，又在我小屁股上輕輕拍一巴掌，說：到外面玩去，小心點，不要摔跤。後來長大了，沒有摔過跤，也沒摔破過膝蓋。如果不是在大殿門口石台階上被強按跪地，絕不會磨破膝蓋。
傳達室裡只有一張凳子，梁姨(專職門房傳達)見周圍沒人，讓我在凳子上坐下，並讓我喝下大半碗涼開水。她一句話也沒說，站在門口守著。我也沒說話，只在心裡感激她。我仍然被捆綁著，也無法揣測將會怎樣來折磨我。我沒有害怕，剛才梁姨偷偷給我喝了一碗水，好像一股清泉，滋潤了我煩躁的心田，使我可以沉靜下來，回顧一下自己二十年來走過的這段路程。
我一直相信，解放軍是『為人民服務』的，是可以信賴的革命武裝。電影故事片《董存瑞》、《上甘嶺》，曾經激勵過我。長篇紀實小說《歐陽海之歌》，鼓動我寫作的翅膀，甚至高玉寶的《半夜雞叫》，也展示了『文化軍人』的美好前景。現在我要反問自己，對解放軍到底了解多少？
我當然知道，幾百萬軍隊，不可能要求每個軍人都是模範，更無法保證沒有老鼠屎。不過，如果老鼠屎太多了，難免要壞了一鍋湯。我不說在我們大院裡執行軍管任務的張代表，是一粒老鼠屎，他的所作所為，都是他的上級支持的。他的上級，還有上上級，從上到下，都支持現在這一整套方針、政策、做法。軍管是當今的太上皇，可以發佈公告，未經審判，取締他們認為是『反革命』的民眾﹔可以公然開槍，射殺他們認為『不服從命令』的青少年學生﹔可以任意揪鬥他們認為應該揪鬥的人。
十八年前，我也和許多熱血青年一樣，自願投奔解放軍，成為一名革命軍人。那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成立。我在家鄉的縣城讀書，最感不便、甚至可說身受其害的是物價暴漲。百萬、千萬、乃至億元面額的新版鈔票，一夜之間頓成廢紙。對國民黨政府完全失掉信心的同時，『解放區』就具有無比的誘惑力。我正是抱著一種朦朧的個人追求，冒險投奔解放區的。
一切進行得非常順利，很快就成為一名解放軍，身穿藍色軍裝，頭戴五角帽，一日兩頓大灶，一夜六十里行軍，適宜的地點和時間，就停下來唱唱歌，扭扭秧歌舞。一群年輕人，來自五湖四海，雖然飯總不能吃得飽，但相處融洽，日子過得相當快活。
一九五０年三月，我以一名革命軍人的身份，被保送去廣州，進入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戲劇部深造。我在這裡認真學習，像一塊海綿，吸取各種新鮮的知識﹔我刻苦工作，帶頭參加許多文藝宣傳演出活動，很快就被吸收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我沒有流露出革命軍人的優越感，在同學中平等待人，相處甚歡，還意外地得到一位海外歸來的女同學的愛情。要說得意，這個時期，恐怕是我一生中最感得意的了。
一九五一年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對照政策，我老老實實自報『地主家庭出身』，覺得自己這個革命軍人突然矮了半截。在『消滅地主階級』壓倒一切的政治攻勢面前，我感到極大的壓力，抬不起頭。父親是一名鄉紳，私立小學、中學董事長，沒有想到竟然被鬥爭後處決。這當頭一棒，幾乎使我難以自持。陶鑄提出『依靠大軍搞土改』，我雖然被指定為學習組副組長、土改隊副隊長，但那位半文盲的解放軍連長的幾句話，已經令我不寒自慄。他瞪著我說：『我告訴你，我是共產黨員，你是青年團員，我是組長，你是副組長，我是僱農，你是大學生，不管怎麼說，你都得服從我。』我算甚麼革命軍人？我第一次嘗到『秀才遇著兵，有理講不清』的滋味。
一九五五年『反胡風』運動，震驚全國文藝界。胡風三十萬言的『意見書』，被視為與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唱對台戲。前者作為供批判用的材料，後者是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文獻，我都讀過，沒有覺察出有甚麼對立的地方。更何況，我根本不知道胡風為何許人也。只覺得人民日報上的『按語』非常嚴厲，把胡風定性為『一個明火執杖，暗藏在革命隊伍內部的反革命集團』。畢竟這件事距離我太遙遠，等到有一天，我所在單位的一位主要領導，忽然被隔離審查，才使我大吃一驚。經過一年多的『肅反運動』鬥爭，這位『延安老幹部』才被釋放回來，說是『搞錯了』。把一位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老幹部，隨便懷疑是『胡風份子』，是大水沖了龍王廟，還是有人蓄意陷害，我無法分辨，也無從追究。
胡風被判入獄，中央又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方針。我心裡有些疑問，怕不是裝飾著花環的陷阱罷？不久，我的疑問就有了殘酷的答案：我前後工作過的兩個文藝雜誌編輯部，所有編輯人員，幾乎全軍覆沒。我雖然沒有掉下陷阱，還是嚇出一身冷汗。從此，更加夾緊尾巴，不敢放言無忌。不是信得過的朋友，絕不隨便說話，更不苟言笑。久而久之，連笑的本能也退化了。
大躍進時期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有幸深入農村，親歷各式各樣的曠世奇觀和災難，親耳聽到一位老農民無限感慨地說：『社會主義是這樣，共產主義想就知。』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啟發教育，從這時開始，我學習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聽，用自己的頭腦想。這個過程當然十分痛苦，但也逐漸看到某些真相，明白某些事理。
我被扔在傳達室，好像被人忘記了。不過，我自己很清醒，我仍然被一條繩索捆綁著，我被強按著跪地，膝蓋磨破流血了，我被打過、鬥過。除了好心的梁姨剛才偷偷給我喝了一碗水，整整八個小時，我沒有吃過一口飯。
下午五時許，來了兩個年輕的軍人，把我押出大門口，走到一輛解放牌大卡車旁邊，對我喝道：『上車！』我說：『我被你們捆綁著，怎樣上車？』他們兩人相互看了看，一人先跳上車，抓住繩索把我往車上拖，一人在下面幫著往上推。上了車以後，又一左一右抓住我的胳膊，把我的胸脯抵壓在駕駛室後面的擋板上。我剛站定，車就開了。
卡車開出光孝路，左轉彎朝中山路一直往東開去。一路上，看著街道兩旁不多的行人，駐足抬頭觀看，車子又好像開得特別慢，我的感情很複雜，不僅有『遊街示眾』的羞辱，也有被押赴刑場的慷慨。三十分鐘後，車子開進沙河路警備司令部的大門，我被交給了一位軍官。
軍官為我解開繩索，讓我在水龍頭洗掉手上的墨水跡，還給我一枝藥棉，沾上紅汞塗抹膝蓋的傷口，然後才對我說：『如果真的犯了錯，想明白了，說清楚，也就沒事了。』我當然明白他說這些話的用意，安慰我，讓我情緒平靜下來，不要一時想不開，發生意外。無論如何，是一番好意。我還不至於那麼傻，這點羞辱就受不了。
軍官又讓我上了一輛吉普車，他坐在駕駛員右側的座位上，車子就開出大門，朝中山路往西而去。我不知道要把帶到哪裡去，又不好問，即使問了他也不會說。管它呢，總不會把我拋在荒郊野外罷！車子一直開到中山八路的西村，枴了個彎，在一個大鐵皮門口停了下來。
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廣州最大也最老的西村監獄。
7/3/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