鳴放所提出的問題中，真正觸了毛的痛腳並最終引發空前規模鎮壓的，還是政權問題。
中共於一九五四年制定的憲法規定，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既然中共說自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當然就要它來領導。但它和中國究竟是甚麼關係呢？機械科學研究學副院長雷天覺用提問的方式放出了自己的意見：「黨究竟應在國家之上，還是應在國家之中？」
山東青島市民盟成員曲北韋也用提問的方式參加了鳴放。他在市政協會議上發問道：「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共產黨？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注１：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人民日報》。）
廣西省副省長、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說：「每個黨員並不等於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是反黨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在省裡還好一點，愈到下面愈成問題，區委書記和鄉支書就可命令一切。」 注２：一九五七年六月六《人民日報》。）
湖北省中南財經學院院長、民盟湖北支部主任委員馬哲民則批評道：「中共不少領導同志……認為目己就是真理的化身。… 他們儼然為『天生的聖人』。這就等於基督教徒說『我代表上帝』了。」（注３：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
北京大學有人署名「天水心」貼出一張大字報說：
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人民全體，黨即國家，黨即法律。所謂「民主」實際上已被黨主所代換。
略舉一二事例：
憲法規定人民有選舉權，然人民代表已由黨內定。人民不認識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
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然而報刊、廣播、電台均為黨所壟斷，凡發表與黨的調子不諧和的言論，概以反革命論罪。
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自由，然而凡結社、集會不經黨批准，並接受其指定領導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
憲法規定人民有人身自由，然而「肅反」表明：各級黨組織負責人都有權以黨的名義，限制任何一個正直的公民的自由。
大字報還提出：「反對以『黨主』代『民主』。把民主權給予人民，讓人民享受憲法所賦予的民主權利的充份保障。」（注４：成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中國往何處去》第三十七至三十八頁。）
竟見雖然尖銳，卻只是泛泛而談。相比之下，《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卻將矛頭直指中共主要首領毛、週二人，而且口氣頗有些咄咄逼人。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於一九五六月一日召開的座談會上作了一次發言，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他說「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黨這樣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竟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竟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一九四九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坐此交椅？」（注５：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
儲氏提出此問題，實在是因為他沒有學好毛主席著作。毛只說過在「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也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制度」，並沒說社會主義不搞一黨專政，而且他的意思正是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就「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制度」。一九五三年，劉少奇企圖「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推遲進入社會主義，被毛批了一通。到了一九五六年消滅了全部私營企業，農民也已將土地改革中分得的土地全部交出，變成了只憑「勞動工分」吃飯的合作社社員。中共正式宣佈全國進入社會主義，將那些黨外人士的椅子搬到「人民代表大會」去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細察儲氏的歷史，他並不傻。他在此發問，也許只是明知故問，為了向毛、週二人挑戰。一九四七年國共內戰時期，他就曾在其主持的《觀察》雜誌上著文說：「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坦白說，今日共產黨大叫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國的紛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他反對國民黨政權，但也從來不歡迎共產黨上台。他說：「今天能動搖國民黨政權的不是共產黨而是這一批自由思想份子……反過來說，今天能抗拒共產黨的，也不是國民黨，而是這批自由思想份子。」（注６：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觀察》第二卷第二期，轉引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人民日報》。）
由於他的雜誌一篇接一篇地刊登名為特約軍事記者、實為周恩來手下秘密工作人員的撰稿人的文章，報道國共戰事，氣得蔣介石大罵：「報上都登了，還打甚麼仗？」（注７：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國民黨封了他的《觀察》雜誌，將儲氏逼上梁山，採取了與共產黨合作的路線。
中共本來說執政後將成立「聯合政府」，但當時並沒有說明如何個「聯合」法。現在給「民主黨派」人士幾個部長當，已經夠客氣了。中共並未食言，只是這些「民主黨派」人士自己胃口太大，以為中共真的有心同他們平起平坐了。賊船是這班知識份子自己爬上去的，這就是為何毛澤東對他們說「你們是上了賊船了」的時候，頗為蔑視這班人的緣故。
對儲安平的說法表示贊同的人頗為不少，如《中國青年報》記者詹寰就說：「共產黨就是黨天下，沒辦法，這是根本制度問題，我完全同意儲安平的竟見！」「共產黨不僅是以黨代政，而且有黨無政！」（注８：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光明日報》。）
民盟副主席章伯鈞是國務院交通部長及全國政協副主席，他對「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狀況也頗有不滿：「國務院每次開會，總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竟見。生米煮成了熟飯，還有甚麼竟見可提？」「譬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並未討論過，就拿出已擬好的改革方案，向大會宣佈，就算通過，強制執行。這算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沒有說話的餘地，只可說是黨的專政吧？實際的情況就是共產黨專政，並沒有人民民主專政。」
章伯鈞早年留學德國，返國後參加大革命，北伐期間曾具有國共雙重黨籍。他是一個社會主者，但不是馬克思的信徒。他主張「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民主相結合」，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沒有加上英美的議會政治是一件大大的憾事。（注９：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人民日報》。）幾年來，他無可奈何地接受了共產黨專政的既成事實，現在似乎看到轉機，便提出搞「政治設計院」的主張：「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設計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注１０：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
有些人則不談大事，只用具體事例表明其不滿。如國家計量局副局長嚴希純（致公黨成員）這樣批評中共：「不管黨員稱職不稱職，就把他放在甚麼『長』的位置上……一個圖書館內有一個圖書館專家，做了十幾年工作，但領導上卻派一個文化不高的黨員作他的科長。這樣作，是不能使非黨人士心服的。」（注１１：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民盟廣州市主任委員梁若塵以廣州市博物館為例說，全館僅一個人事幹部是黨員，他便成了整個博物館的實際領導人，但他對文物史料一竅不通，因此大大妨礙了工作。
電力工業部工程師張金堂也用實例說明中共對非黨人士之不信任：「雲南燒壞了發電機，請了十個工程師去作決定，結論是技術操作上的錯誤，十個工程師都簽了字。但十個人中沒有一個是黨員，因而領導上不相信這個決定，結果還是把運行人員逮捕了。」（注１２：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報》。）
更多的人不似儲安平以「黨天下」概括共產黨控制整個社會的現狀，但用詞同樣激烈，第一機械工業部設計總局老工程師戴占奎鳴道：「國民黨黨員犯法，加倍處罰，共產黨黨法不分，黨員犯法，逍遙法外，姑息養奸」，把「中國舊有的優良傳統給毀棄了。」（注１３：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報》。）
戴占奎所言，正是中央林業科學研究所鳴放期間的主題。該所辦公室主任兩年前強姦了其家中女傭，所的黨支部不依法行事，卻只召開黨內會議，給了那人一個「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了事，辦公室主任的官還可照當，而且替他保密，不讓黨外群眾知道。鳴放中，群眾得知此事，便貼出無數大字報，將批評矛頭對準了包庇罪犯的黨支部。（注１４：香港自聯出版社印行《鳴放回憶》第七十九頁。）
福建師範大學學生貼出的第一份大字報《黨委在幹甚麼？》由二十二人署名，內容也是說校人事科長利用職權，威脅利誘並施，姦污女助教、女學生，而校黨委熟視無睹，千方百計包庇，任其「在我們新中國神聖的高等學府中為非作歹」。（注１５：林學政《陽謀》，《從大陸看大陸》第一一二頁。）
黨外人士對中共不滿，說：「只要是共產黨員，不論工作、地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顧……舊的統治階級是沒有了，但是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特殊的階層。」（注１６：同注１。）
很多黨員也一樣不滿。一九三六年參加共產黨的山東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周次溫就這樣說：「我是戰時入黨的，假若是在解放後的現在，這樣的共產黨，我根本就不會參加。」（注１７：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戟引自陳權《鳴放選萃》第一八五頁。）
中共哈爾濱市委宣傳部報刊處副處長傅信也認為中共已經變了質。他認為共產黨的幹部利用特權剝削人民，是剝削集團。他說，這種剝削很巧妙，不必佔用生產資料，「直接利用特權而無償地占用勞動人民的剩餘勞動」。（注１８：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
傅信沒有舉例，但國務院參事徐行之則講得很具體：「北京醫院專門給七級以上的高級幹部看病，這種照顧也是應當的。但是有些高級幹部的家屬也去享受公費醫療的優待，有的甚至一起把四、五個得了感冒病的孩子也送去住院。有的因為天剛冷就乾脆把自己的父親母親送到醫院住院了。」（注１９：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轉引自《鳴放選萃》第一八五頁。）
外貿部民主建國會副主任毛宗堯也是就事論事：「生活上，幹部的待遇也很不一樣，經理的褓姆一人一間房，而一般幹部是三代同堂。我是十口之家，只住了三十三平方公尺的屋子，白天把衣服放在床上，晚上放在桌子上。……對面的空房空了幾個月也不讓我住進去。……黨員幹部坐轉椅，非黨幹部坐硬板凳。一樣的科員，但是屁股不一樣。常言說：『菩薩廟裡的菩薩怎麼壞的，就是被捧壞的。』」（注２０： 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轉引自《鳴放選萃》第二○六頁。）
由於共產黨聲稱與各黨派「互相監督，長期共存」，實際上卻將各黨派視作可任意擺佈的棋子，那些黨派的人士長期敢怒而不敢言，現在得到機會，便把悶氣大大地放了一通。們平素最深惡痛絕的是共產黨派遣黨員到各黨派中去擔任領導職務，把持各黨派的活動。前國民黨政府廣東省主席、民革中央常委陳銘樞便說：「共產黨派黨員參加民主黨派，是封建王朝稍有頭腦的政治家所不敢的。」當時各黨派被控制到這地步，以至欲使用一名工作人員也須由中共統戰部派遣或經其批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九三學社主席許德珩在鳴放座談會上發言溫和，但也提到九三學社內的職員問題困難重重：「社內所中意的人選，統戰部不派，這樣如何才能使本社社員安心工作？」
中共這樣做，自有其理由。「新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人人都拿政府的工資，民主黨派錄用員工，薪水卻要從政府支取，政府自然不能不聞不問就照單全收，一定要從中挑選可靠的。中共的統戰部雖然不是政府的一個部門，但中共本無黨政分家的概念，為了管理方便，就讓統戰部審查、控制各黨派人員錄用，實在是自然得很。所以，民主黨派不幸要從共產黨管理的荷包裡拿飯錢，想獨立也無從談起。
這些黨派在國民黨時代經濟上是獨立的，不需按月到政府那裡去支取薪水。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它們也就獨立於政府之外，而不是執政者的附庸。由於鼓吹實行民主政治，說它們是「民主黨派」也還恰當。但如今共產黨執政，號稱實行社會主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麼都是「國家」的。共產黨控制了國家，當然也就控制了這些政黨。說這些黨派是「民主黨派」，早已名不符實，共產黨尊稱其為「民主黨派」，只是照顧歷史，兼為自己增添些民主色彩而已。
毛澤東拜斯大林為師，建立了一個集全社會經濟與政治權力於一身的政府，使自己成為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統治者，然後將這種一切歸政府所有，而政府的一切又由共產黨安排的制度定義為「社會主義民主」，這與他執政前所主張的「人民民主」已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共產黨不讓其他小黨派參政已有違其執政前建立「聯合政府」的許諾，它在各黨派中安插不暴露真實身份的「地下黨員」，更是自打其「互相監督」的耳光。而各黨派對其組織內何人系中共秘密黨員只能臆測，平白生出許多矛盾，積怨已久。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後，羅隆基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要共產黨員退出民盟，當時未有結果。現在民盟中央副秘書長張雲川便把問題點明了：「請（中共中央）統戰部將盟內還未公開的黨員身份公開，看看他們的作法如何，以便互相監督。」
名作家肅乾於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短文，其中引用了一位民盟成員的牢騷：「從政治鑒定，評級評薪，到領結婚登記的證明書，孩子能不能進機關的托兒所，都掌握在人事科手裡（各單位人事科均由黨員把持－－引者），還談甚麼互相監督。」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景超認為，民主黨派沒有自己的通訊社，中共又實行保密制度，使各黨派無消息來源，根本無法與共產黨「互相監督」。他要求中共允許民主黨派建立一個足以與共產黨的新華通訊社競爭的通訊社，並解除實為「封建愚民政策」的保密制度。
中國致公黨主席陳其尤舉了一個例子，說明「互相監督」之不實。一九五五年肅反時，「致公黨有一成員在科學院工作，被捕了。」「但是不久他又出來，而且恢復了工作。至於到底為甚麼被捕？又為甚麼釋放？致公黨根本不知道。究竟為甚麼不給民主黨派知道呢？」（注２１：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人民日報》。）
農工民主黨中央執局委員嚴信民認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意味著共產黨與各黨派平等相處，可是「現在民主黨派同共產黨……離事實上的平等還遙遠得很。……平等的權利是宣佈了，民主黨派卻沒有資格去享受這項權利」。（注２２：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對於這個「互相監督」，武漢華中師範學院的一位教授艾瑋生（民盟成員）則真截了當地說：「當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一個領導，一個被領導，……互相監督是解釋不通的。」「民主黨派只能在共產黨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見，譬如共產黨提出一個文件，民主黨派便在文件上改幾個字，像『之』字改成『的』字，『我們』改成『大家』等。民主黨派只能施工，不能設計。所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應該改變。」（注２３：）
民主黨派人士都是自視才高的知識份子，他們對於國家建設的確也有很多設想，對於「只能施工，不能設計」，充當政治花瓶，自然不滿。如中國伊斯蘭協會副主任、北京伊斯蘭經學院副院長馬松亭就發騷說，「政府把他和達浦生（中國伊斯蘭友好協會副會長）當作兩盆花，一盆擺在伊斯蘭教協會，一盆擺在回民文化協進會」。（注２４：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報》。）
可是，不滿歸不滿，「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他們每月要從共產黨那裡支取薪水，除了跟著指揮棒轉外，實在也無他路可走。於是便出現章伯鈞所說的現象：「民主黨派人士在政協、人代會上的發言異口同聲，千篇一律，直正的意見得不到發表，不滿意的意見不敢講。」民盟女中央委員周穎則說得更坦率：「民主黨派的工作只是歌功頌德，錦上添花，火上加油。」
章、週二人只覺得「異口同聲，千篇一律」不正常，卻不知道這正是毛澤東蓄意造成的。毛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露骨地說出了他對付民主黨派人士的辦法：「他們是知識比較高的階級，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辦法一是出錢贖買，二是出位子安排。共產黨加左派占三份之一，三分之一非舉手不可，不舉手就沒有飯吃。」（注２５：引自作者保存的一九六七年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的《學習資料》第二冊（一九五七－－一九六一）第五頁。）他將那些人安置在政治協商會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位子上，只是為了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只是叫他們舉手。所謂「人民民主」、「互相監督」，不過是趕時髦，貼個現代標籤罷了。
「民主人士」中有善於隨遇而安、與世無爭的人，但也有很多頗想幹些事業的。這些人對於有職無權的處境便深為不滿。
原國民黨河南省政府主席、華中剿共副總司令張軫，思想一貫左傾，身在曹營心在漢，加上其年方十八歲的夫人與中共有秘密接觸，在她說服、安排下，他暗中去上海與中共接上了頭。一九四八年他率兵到湖北即宣佈起義。隨後湖南的程潛、陳明仁亦起義，國民黨在華中遂崩潰瓦解。有此巨功，解放後張被任命為河南省副省長，並被授予國家一級解放勳章。然而在共產黨領導下，他的日子過得卻很不如意。黨號召整風，他這樣「鳴放」道：「我告訴朋友，『我是個黨外人，做掛名的副省長裡面的一個，是個閒散的人，稱不上官僚。』」「遇著黨員要低頭，開起會來是湊數的木偶，所發表的講話，是黨擬好了的文章，照章一讀，或不須經過照讀的麻煩，黨就在報上替代發表了……官都不成為官，僚是潦倒的潦……」他還舉了一個例子說明自己的處境：「有一次，由於初次不瞭解黨的規矩，在會的講台上，我以為我是副省長，自然站在前排的正中。哪知領導幹部指責我：『哪個排定你站在這裡的？這裡是省委書記、省長站的位置。你知道不知道，隨便亂站，破壞會場秩序，是犯錯誤的。』我就知趣後退向台下走，那幹部如巨雷一聲喊道：『張同志你走到哪裡去？你發態嗎？你真不進步，你的位置在前排右角。』（注２６：見當代出版社刊行《鳴放革命實錄史》第六十四至六十五頁。）
其實，有職無權的花瓶並不只是副省長。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黃炎培過去多次拒絕國民黨政府的邀請，不肯做官。中共執政後，他在周恩來的勸說下終於同意出任政務院（國務院前身）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長。他年過古稀而當官，連他的子女也不理解。他這樣回答子女：「以往堅拒做官是不願入污泥。今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注２７：《新華文摘》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第一七三頁。）他自以為做了「人民的官」，其實是一廂情願。有一次他要求得到一張全國各省工業廳廳長的名單，遭到拒絕，理由是「保密」。貴為副總理、部長尚且有此遭遇，一般人的處境和所謂「聯合政府」是怎麼回事，就更可想而知了。
森林工業部林業經營司副司長張楚寶是九三學社成員，有一次司內開會，身為共產黨員的司長聲色俱厲地對他說：「公文你要先看，你是正司長？你是共產黨員嗎？」張不敢頂撞，只是在鳴放時訴了一下苦，說「這些都使我情緒消極」。（注２８： 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
陝西師範學院中文系古代史教授王尊一是位七十高齡的老學者，他在《陝西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六月十五日《人民日報》轉載時反右已經開始，文章就成了罪證：
「元朝時候，把全國人民分為四等，……統治權在蒙古人手裡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漢人和宋人只是處於被統治者的地位罷了。我們把這種政治叫做『民族壓迫』。再如清朝入關以後，政治要職都設復職，如內閣大學士和六部尚書，滿、漢人各擔任一職，滿人官品高，漢人官品低，滿官有職有權，漢官有職無權。這種政治我們也把它叫做『民族壓迫』。但是，反觀今天，全國人民也可分為四等，第一等最高貴的人是共產黨員，第二等是共青團員，第三等是民主黨派，第四等是群眾。……國家機關、學校、企業的首長，也是多設復職。正的總是由黨員擔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職無權。這種政治的形式……和元朝、清朝又有甚麼區別呢？」
其實，即使黨外人士任了正職，也一樣是有職無權。郵電部部長朱學范是長期「左傾」的原國民黨政府的官員。為「統戰」計，中共給了他一個部長的頭銜，但往往部內的事下邊的黨員司、局長都已經知道了，他還不知道。他批准成立一個教育科，可是管事的黨員副處長不同意，結果便無法成立。當他不同意開除一個人時，監察室一位黨員副主任堅持要開除，結果便開除了。他在局長會議上作報告，只能照本宣科，念完才能談點他自己的意見。部內有些事務乾脆先由黨員副部長簽完字再交給他個押，自是履行了手續。（注２９：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
又如上海一間大學曾發生過這樣的事：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因公外出，事先貼出告示，說在他離職期間「校內一切事務均由校長代理」，等於公開聲明校長是個傀儡。天津市有間醫院，院長非共產黨員，副院長卻是黨員。此副院長常未經討論自己決定問題，院長批評他時他竟答道：「有甚麼事，我負責好了。」院長自知本人的地位，只好說：「這樣，要我幹甚麼？」
民主黨派不滿被排斥於權力中心之外，「輪流執政」的意見自然就提了出來。不過，各黨派的領導人似乎都很有自知之明，並不認為那是現實可行的方案，因此他們並沒有提出這個意見。章伯鈞、羅隆基、龍雲、黃紹弘、陳銘樞、章乃器等所有「國家級」的大右派份子無一人主張「輪流執政」。倒是有位小人物，天津市一位中學教師黃心平這樣說：「既然允許民主黨派存在，為甚麼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樣可以刺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為人民服務。」不過，即使他希望這樣做，也並不認為這是個現實的方案：「這是一個觸及共產黨利益的意見，問題是共產黨肯不肯放棄政權。」（注３０：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報》。）
提出類似意見還有一些，譬如中共天津市塘沽區委組織部幹事韓克才就有「各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共產黨下台不等於蔣介石回來」的議論。四川重慶西南農學院教授李友霖在該校的座談會上亦公開表示：「共產黨中央不改變政策（的話），我就擁護第三黨出來執政。」（注３１：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另一位明確主張「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的是河南省洛陽市九三學莊的梁中康。（注３２：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河南日報》。）
沒有人公開主張讓台灣的國民黨上台，但太原鐵路局技術員王少英卻這樣放出了他的主張：「中國應分成兩半，以長江為界。長江以南歸蔣介石領導，以北歸共產黨領導。讓任何一國援助共產黨，讓美國援助蔣介石，雙方競爭。」（注３３：一弓五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報》，轉引自《鳴放選萃》第二九四頁。）
江西省公路運輸廳工程師黃振藩發表了與眾不同的觀點。他寫了一份《修改憲法要點》，建議在全國範圍內成立各級「先進人民代表大會」，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現有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黨派「均自動宣布解散」，「此後全國任何人不得另組織政治黨派」。（注３４：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
這個意見太致命了，所以當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公開呼籲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提議成立勞動黨，走印度尼赫魯的中立路線後沒多久，中共就將他抓了起來。這位老學者很快就死在勞改營裡。
徐教授之死，原因恐怕不僅在於他建議成立勞動黨，還在於他在清華大學黨委邀請的座談會上「不揣冒昧，建議（中共）取消用馬列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因為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任何一個學說都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因此他主張「廢除以一種學說來指導一切的限制」。（注３５：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
徐教授不久前方自美國歸來，他之所以敢如此「冒昧」要中共廢止其指導思想，也許是因為他在國外呆得太久，以為在這個世界上人人都享有語論自由，不會因言獲罪；也許他以為他是做過毛澤東老師的徐特立的近親，說話可以隨便些。總之，他要是對中共多瞭解一些再鳴放，是不致惹上殺身之禍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當年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代表中央宣佈「雙百」方針整整三十年之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對這段歷史作了這樣的回顧：「一九五七年四月，黨中央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整風運動，極少數右派份子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進攻，妄圖以『輪流坐莊』取代共笙黨的領導。……在這場政治鬥爭中，極少數右派份子失敗了。」
黨外人士並沒有「妄圖」取代共產黨，即使有這麼幾個人「妄圖」如此，也不過是讀書人的臆想，中共本不必將其囈語當真。然而它不僅當真，而且草木皆兵，以為執政地位受到威脅，匆匆實行鎮壓，還抓了上百萬從未對執政問題置一詞的人陪綁，製造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政治迫害。
大多數人在鳴放中是就事論事，泛泛而談的很少。直接將矛頭指向毛澤東本人的雖然不多，但亦有人在。
前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對毛個人的修養、品質抨擊了一番：「凡是舊創造者，執國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絕無偏見，明察秋毫，謹慎將事，精誠坦白，亦不裝假，豁達大度，為國家而不為名利。並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國華盛頓然。偉大的毛主席，不是如華盛頓然，而是與德國的俾斯麥、日本的伊籐博文相似。政治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寧，察而不周；自然為黨見與感情所沸動，生出浪潮，喜功好大，難以制止。」「好好的一個優良的國家，純樸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鬥爭，三反五反，弄到中國八年來混亂不清，天天忙於鎮壓肅反，已不成為國家政治。」
陳銘樞還說：「光榮的、偉大的毛主席，還沒有搞清楚歷史文化和國本的地位、民性的風格，硬去尊夷，鬧了一些甚麼總路線的新名詞，無產階級專政的甚麼經驗……這些多餘的新名詞，在愚民的蘇聯用得著，在文化高度的中國不會有人重視。」（注３６：同注２６：第十至十一頁。）
在毛澤東尚在世時便對毛作如是批評，尤其直指毛欠缺政治修養，可以說只有陳氏一人，陳因此而被一棍子打倒，實屬必然。七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發文：《陳銘樞公然誣蔑毛主席》，說他「狂妄無恥」、「是一個包藏禍心、喪心病狂、忘恩負義的反動份子。」從此陳銘樞這個人就在政壇消失了。
第七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