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15）

五、「鐵八師」
　　
　　　　一九六六年底，我父親的單位從東北流動到陝西潼關、孟□一帶修鐵路。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地進行。從關外遷到關內，那種「山高皇帝遠」的悠閒生活就一去不復返了。單位分化組合後，又開始成立新的造反組織。一開始，我父親還繼續游離於造反組織之外當逍遙派，然而很快他就發現：身邊已經沒有幾個人不戴紅袖箍了。當所有人都戴上紅袖箍之後，沒有戴紅袖箍的人反而顯得非常扎眼了。

　　　　有一天傍晚，工地來了一車皮開山洞用的梯恩梯炸藥。火車停在車站裡，領導認為很不安全，於是組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連夜裝卸。可是工人裡黨員、團員不多，人手不夠，於是就讓積極分子也去，後來又叫出身好的也去，然後出身富農的也叫去了。到最後，工棚裡只剩下包括我父親在內的三個出身不好的工人。工棚裡沒有電燈，只有外面慘白的月光透過窗戶照進來。三個人誰也沒有睡覺，但誰也不吭聲……成分不好的人在那個時代就是不可信任的人、就是政治賤民、就是中國的「首陀羅」和猶太人。「出身」就像一塊大石頭壓在人的心頭，讓人窒息，讓人隨時感覺自己是個異類。

　　　　我父親由於年紀輕輕就受到政治上和婚姻上的雙重打擊，到文革期間，他這號人又是首當其衝的鬥爭和歧視對象，朝不保夕、擔驚受怕；他能夠在文革惡浪中全身而退，也算是個奇跡。雖然沒有挨整，但我父親日子也不怎麼好過。正在此時，傳來了祖母被紅衛兵強行遣送封丘老家的消息。父親連忙回封丘幫祖母安家，不但連手錶都賣了，還欠了三百多元的債，後來還了十年才最後還清。每天過著這種日子，父親年紀輕輕的卻每天晚上都失眠，頭髮大把大把往下掉，不到兩年光景，一頭濃密的黑髮就變得稀疏了。

　　　　為了隨大流以求得自保，我父親也申請加入一個造反組織——工人階級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紅總」。「工紅總」勢力最大時有千把號人，是父親所在的鐵Z局Z處最大的一家造反組織（【注】鐵Z局作為修鐵路的工程單位，其特點是「大而散」，單位雖大，但一般以工程處為單位分佈於全國各地，一個處從兩三千人到五六千人不等。工程處之下設有工程段，段下又設有工程隊，一個工程隊大約一兩百個人）。當我父親向工程隊內的造反派頭頭遞交申請時，那個傢伙卻陰陽怪氣地說：「出身不能選擇，但革命道路卻是可以選擇地；與自己的剝削階級家庭決裂，加入到革命隊伍裡來，我們是十分歡迎地；但是，你還是需要接受革命群眾的考驗地。」父親一聽，立刻就明白了他這番話的弦外之音：人家是嫌自己出身不好，不要。

　　　　怎麼辦？我父親回來後一想，既然你不要我，那我乾脆自己成立個「革命」組織好了。於是，他和隊裡十來個還沒參加造反組織的工人商量了一下，決定成立一個組織——鐵八師。之所以起「鐵八師」這個名字，是因為一九六六年冬天周總理制訂了《十五條》，號召工礦企業要「業餘鬧革命」和「堅持八小時工作制」。因此，我父親他們幾個就自己定位為一個「業餘」革命組織。「鐵八師」的最初成員不過十餘名，其中有接近一半是成分不好的，在當時都屬於被歧視的對象。但是一失必有一得，這幾個成分不好的人平均受教育程度，卻比一般的工人高得多，不乏文筆出眾的秀才。我父親雖然只有初中一年級文化程度，但由於多年來一直酷愛讀書，特別是在農場改造期間與那些幹部、知識分子接觸得多，因而在不知不覺中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加之我父親頭腦聰明，看問題一針見血，話總是能說到點子上，在工人中也有些威望。因此，「鐵八師」成立當天，我父親就被大家推選為頭頭。

　　　　業餘革命組織「鐵八師」成立的初衷是求得自保，因此除了發表個成立宣言，印製了幾個紅袖箍戴在胳膊上之外就銷聲匿跡了。其他隊裡有幾個因為各種原因參加不了造反組織的工人，一看「鐵八師」如此穩健，也陸陸續續要求加入；我父親一律來者不拒，漸漸地有了二十名成員。但是「鐵八師」的成立和漸漸壯大，卻引起了 「工紅總」頭頭們的不快。在他們這些根正苗紅的造反派眼裡，這個只有二十來個人的小組織裡，居然有接近一半的牛鬼蛇神，純屬烏合之眾。於是他們貼出大字報來，百般嘲笑「鐵八師」，不許這幫烏合之眾「革命」。

　　　　我父親原本打算息事寧人，和「工紅總」井水不犯河水算了。無奈「工紅總」不依不饒，天天尋釁滋事，惹火了「鐵八師」的牛鬼蛇神。幾個工人找到我父親，說實在嚥不下這口惡氣，催著我父親反擊。我父親心裡也挺窩火，頓時一拍即合。於是，「鐵八師」的牛鬼蛇神也貼出了大字報，與「工紅總」針鋒相對。一搞大辯論，「鐵八師」幾個秀才成員們的文化特長立刻得以發揮出來，寫出的大字報政治方向把握得又准，措辭又尖刻，內容又生動；而「工紅總」內有文化的人鳳毛麟角，幾個能寫的也文化水平不高，經常辭不達意、錯字連篇。一優一劣對比明顯，工人們都喜歡看「鐵八師」的大字報。

　　　　雙方斗了許多回合，每次「工紅總」都處於下風。時間一長，逐漸有新的成員加入「鐵八師」，甚至一些原來加入「工紅總」和其他造反組織的工人也「反水」，加入了「鐵八師」。短短三個月裡，「鐵八師」的成員竟然擴大到四百多人，已經不再是一個小組織了。此時，「工紅總」 的頭頭們有些坐不住了，私下約我父親談判，要求聯合。我父親成立「鐵八師」的唯一原因就是自保，此時見目的已經完全達到，就順水推舟將「鐵八師」併入「工紅總」。二者實現大聯合之後，成立了新的造反組織「五一一公社」，我父親只當一名普通成員，繼續過他的逍遙生活去了。

六、亂世景象
　　
　　　　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不知道出於什麼目的，不斷挑撥老百姓之間互相仇視與殺戮，公然提出：「好人打好人，誤會；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反動」的口號，重複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語錄，給廣泛使用暴力找到了理論根據。「文鬥」很快成為過去，漸漸地武鬥盛行起來。開始是用木棒鐵棍，後來發展到大刀長矛，後來就自製土槍土炮，最後發展到真槍實彈，越來越血腥。在一九六七年春末武鬥第一次打死人之後，單位陷入了徹底的無政府狀態，局面非常混亂。我父親感覺不能再在單位待了，於是跑回了鄭州。雖然鄭州也不是什麼太平天下，但畢竟待在家裡感覺要安全一些。

　　　　當時鄭州市有三個比較大的造反組織形成鼎足之勢：第一個叫「河南造反總司令部」，簡稱「河造總」，主要由機關幹部組成，代表文化大革命前的既得利益者，相對比較穩健保守；第二個叫「十大總部」，主要由工人、警察組成，據說後台是武漢的「百萬雄師」，十分惡毒，特別熱衷於武鬥；第三個是「河南二七公社」，主要成員來自部分工人、郊區農民、街頭商販、無業遊民等，他們把「文革」看成自己翻身的機會；由於其成分複雜，又由七十多個大小組織合併而成，所以河南民間有「二七公社大雜燴、牛鬼蛇神排成隊」之說。

　　　　父親回到鄭州時，恰逢三個造反組織劍拔弩張之際。那天晚上一出火車站，就碰到幾個戴柳條盔的人攔住他問：「你支不支持『二七公社』」？當時被人這樣問是十分危險的，因為你不知道對方是二七公社的人還是十大總部的，或者是跟這兩個組織都對立的其他什麼組織的。萬一答錯了往往會遭到一頓暴打，甚至是殺身之禍。幸虧我父親經歷過「反右」，政治經驗已經算比較豐富了，因此靈機一動掏出了帶在身上的工會會員證。父親的工會會員證還是在大興安嶺時發的，上面有漢文也有蒙文。我父親指著會員證上的蒙文對造反派們說：你看，我在邊疆工作，對咱們鄭州的革命形勢不太瞭解，能不能給我介紹一下？

　　　　幾個戴柳條盔的人一聽，也變得客氣起來。原來他們是「十大總部」的，於是跟父親講了「十大總部」如何如何好，「二七公社」如何如何壞的話。我父親耐著性子聽完，當即表態堅決站在「十大總部」的革命立場。末了，這幫人還握住父親的手，自做多情地說：「保重啊，戰友！現在敵人大搞白色恐怖，我們一定要與他們血戰到底！」我父親心中暗笑，但也只得裝模作樣地道了聲珍重，也就脫身了。此後幾個月裡，我父親在鄭州街上曾多次遇到類似的盤查，均用該計對付，屢試不爽。

　　　　當時的鄭州已是一片混亂。如果說，宋代畫家張擇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圖》描繪了當時開封城的繁華景象的話，那麼就當時鄭州市的混亂景象也完全可以畫一幅《鄭州文革圖》，定能成為傳世經典之作。一出火車站，我父親就看到站前廣場上擠滿了賣各種小吃的商販。當時各個單位都陷於癱瘓，結果意外地導致了對「資本主義尾巴」管理的放鬆，很多在「大躍進」以後已經絕跡的風味小吃此時都復甦興盛起來：炒涼粉、糊辣湯、羊雙腸、羊肉燴面都出來了，都集中在火車站擺攤。整個站前廣場熙熙攘攘，顯得熱鬧非凡。離火車站不遠，是鄭州的政治中心——二七廣場，在那裡各造反組織擺起擂台，宣傳車開來開去，高音喇叭此起彼伏。遠遠聽去，各種噪音混雜在一起如同夏日池塘裡的蛤蟆聚在一堆呱呱叫喚。單位大的開著汽車宣傳，有些小單位沒汽車，但也講究革命造反精神，派個男的拉個架子車，女的坐在上面對著麥克風念稿子。再往遠，造反派的打手們頭戴柳條盔、手持大刀長矛，還有人手持衝鋒鎗站在汽車上耀武揚威，一個個面相兇惡、不可一世。另外一些造反派則開著搶來的小轎車招搖過市，有些車已經被砸得不像樣子了：外殼癟了、車窗沒了、喇叭壞了、車燈滅了，居然也能湊合著開。車上的造反派們打個手電筒充當車燈，用木棍「當當」敲擊車門，嘴裡喊著「讓開讓開」替代喇叭。那時流行的保健方式是「注射雞血」，街道兩邊到處掛滿「注射雞血」的紅十字牌子。遠處的居民區和工業區，則因為大面積長時期的停電，一片漆黑中亮著星星點點的微弱燭光，如同墳場的熒熒鬼火。

　　　　我們家住在鄭州市黃河路，離火車站還有一段距離。當時公共汽車已經停開，全市大部分地區天天停電，加上市面混亂，流氓猖獗、武鬥頻繁，我父親怕中暗槍流彈，晚上不敢回家。於是他在站前廣場上弄了點小吃以後，在火車站候車室長椅子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方才回到家裡。（待續）(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