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慶事業輝煌，是台灣人的一代傳奇。關於他的故事，莫不從「赤貧」講起，都說是父親給了他兩百元，讓他在嘉義開了一家小小米店，才有日後的台塑王國。
一個月二十圓，全家即可溫飽
讀報章雜誌，如果眼睛不在「兩百元」稍作停留，一滑過去，那個兩百元真的很少；買兩個便當，剩下來大概也沒幾個銅板了。但是，如果再仔細多想幾秒，1917年出生的王永慶，16歲自立開米店，那個「兩百元」必須倒飛七十幾年，回去當1933年的「兩百圓」。當時，除了不記做「元」，而寫成「圓」之外，「兩百圓」也不是兩個便當可以計量。
1933年的兩百圓有多大？王永慶出生的那一年，公學校老師的月薪十七圓；1945年，日本統治台灣的最後一年，小學女老師月薪才漲到五十圓。其間的20 年代，一個南投竹山的警察的月俸為十八圓；30年代，巴士的車掌是時髦的女性工作，台籍的車掌小姐可以拿十五圓。台灣前輩作家葉石濤比王永慶小8歲，他曾說，那個年代，一個月二十圓，「全家即可溫飽」，一個月如有十幾圓，「就很好過了」。所以，王永慶開店的兩百圓資本，大約是一般職業十幾個月的薪水，不算太少，似乎不能以「家貧如洗」來形容。
只受小學教育，競爭力猶勝一般人
事實上，王永慶反倒說過，父親是新店直潭山上的茶商，「我家裡還算是小康，所以能夠到布行去剪布回來做衣服穿」。戰前台灣的貧富差距頗大，有錢的大地主坐收田租，可以有錢到環遊世界半年一年，但這種人屬於極少數。窮苦勤儉者居多。少年王永慶本來以為家鄉最窮，出外謀生，目睹漁民生活，「才知道窮苦是多麼普遍」。
戰後初期崛起的企業家有一些共同特徵，像聲寶的陳茂榜、國際牌的洪建全、高雄東南水泥的陳江章、新光的吳火獅、國泰的蔡萬春、台南幫的吳修齊和吳尊賢兄弟，他們和王永慶年紀差距在5歲之內，都只受小學教育，但在當時，已算有「相當學歷」，競爭力猶勝今天的大學文憑。陳茂榜、洪建全、陳江章和吳火獅公學校畢業，分別進入日本人的商店當學徒，因而戰後都有生意和語言能力與日本商社往來，並常閱讀日文書報，吸收新資訊。
兩百圓的支助，少去好幾年血汗
1930年代，這些企業家還是鄉下的孩子，十五、六歲，卻各個像小大人，立志出鄉關，到都市打拚。蔡萬春16歲揮別竹南老家，準備北上時，賣菜的父親給他一圓，加上自己存的一圓九角，總共不到三圓。陳江章15歲離開家鄉澎湖，到高雄的營建商「湯川組」當學徒時，身上只帶著四圓。吳火獅從新竹到台北，進入永樂町（迪化街區）日本人的布匹進口批發商店，一個月才領三塊錢。陳茂榜則是公學校畢業後，先進日本人在榮町（衡陽路）的書店「文明堂」，店內有售蓄音器（放唱片的留聲機），他學得相關知識，加上省吃儉用八、九年，存了一百圓，才於1936年創業，在台北市本町（重慶南路）開「東正堂」電器行。相較之下，王永慶從父親那裡得到的兩百圓，少去好幾年的血汗。
勤奮是那一代企業家最鮮明的標誌，不論是兩百圓起步，或是四圓渡海，都永遠值得傳誦與學習。只是，兩百圓被拿來當寒微的佐證，顯然是戰前日本時代的歷史不傳，民間記憶不相連續，才會被如此想當然耳。
1940年前後，當20歲的吳火獅還是校園裡的大三學生，已經在台北和宜蘭之間坐民航飛機談生意了。如果感覺不可思議，那真的應該再多了解一點台灣的歷史。
摘自《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時報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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