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兴起背景：
法国哲学家兼艺术史家丹纳（Taine, H.A. 1828-1893），曾经说过：“艺术的风格受种族、时代和环境三要素的决定”。十六世纪，当“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其它地方逐渐衰弱时，威尼斯的文化艺术却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与充分的发展，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和威尼斯政治的独立与稳定，远离罗马教廷的控制和法国、西班牙等外国军队的蹂躏密切相关，也和商业的繁荣是分不开的。
自十二世纪以来，威尼斯即是北意大利最大商业城市和国际贸易重镇。十五世纪上半叶起，威尼斯共和国甚至已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跃升为意大利境内控有世界市场的经贸基地，也很快成为欧洲商业的中心。到了十六世纪，拜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之赐，威尼斯比意大利的其他城市，能有效地减轻地中海航线没落所造成的商贸危机，威尼斯的文化也稳健地进入鼎盛繁荣的时期。财富的快速且大量积累，使威尼斯的贵族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即使一般的市民，也较其他意大利地区的人民富裕，这些社会经济现象与历史人文环境，造就出“威尼斯画派”独特的风格。
二.盛行时间：
十五世纪后期起，“威尼斯画派”才逐渐形成，它的极盛时期是十六世纪。
三.作品特色：
1.“威尼斯画派”对色彩敏感，并以色彩丰富、饱满着称于艺术史：
虽然在艺术技法上吸收了佛罗伦斯画派精确的“透视法”，但“威尼斯画派”以丰富的颜色与细致的质感见长。这项特色的展现也与贸易息息相关。因为十六世纪的威尼斯是意大利往地中海进行丝织品、颜料、香料贸易的大门，尤其以颜料闻名，据说拉斐尔就曾派助手从罗马到威尼斯来采购特殊颜色的颜料。当然从北欧尼兰德学来的油画技术也有助于色彩的亮丽表现。还有，威尼斯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了当地的艺术家比佛罗伦斯和罗马的画家，对色彩更加敏感。他们观察到从“环礁湖”发出的光辉，造成色彩的层次变化。威尼斯的画家因而学会把色彩当作塑造形体的主要手段，而非轮廓性的线描勾勒。此外，东方拜占庭艺术富丽的色彩与图案，也因为威尼斯是个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的城市而成为“威尼斯画派”的取材来源之一。
2.加入新素材—油画技术：
由于威尼斯的航海业十分发达，但因为威尼斯气候潮湿，壁画不易保存，绘画作为一种向海外输出的商品，必须想办法突破传统壁画的缺失。十六世纪初，威尼斯艺术家便开始用轻便的帆布取代木板作画，加上从北欧尼兰德（今法国北部、比利时、荷兰）学来的油画技术，自1475年起根本解决了“威尼斯画派”的困境《注》。这种素材是由拿波里的画家Antonello deMessine于1475年传至威尼斯（他曾至Flamands，受教于Van Eyck兄弟之手下），尤其他对油画的使用和形的表达，都深刻的影响“威尼斯画派”。1475年后，在画布上创作油画的风气越来越普遍，尤其出现在Vittore Carpaccio(1455-1526)和提香（Titien）(1482-1576)的作品里。
《注》：早期只有“湿泥壁画”与“蛋彩画”但均无法呈现光投射在物体上的色彩层次变化，15世纪后出现了“油画”，可塑性多变的油彩是以色粉与亚麻仁油（固着剂）、松节油（溶剂）调和而成。“油画”具备便于混合晕染、调性丰富、笔触质感精致细腻、色泽透明、容易保存、修改等优点。
3.威尼斯的文化艺术主要是为商人和权贵服务，绘画题材丰富多样：
受到当时盛行的人文主义注重现世生活的影响，加上绘画的赞助者或订制者皆是王公贵族，使得威尼斯的画家即使绘制宗教题材的画作，也带着浓郁的世俗化色彩，并喜欢借助神话故事来诠释与描绘统治阶级追求欢乐的豪华生活与宴会场景，促成历史画及裸体画的兴起。宗教的训诫意味减少了，代之以人间生活的美满想像力。
威尼斯画家笔下的圣母和天使，往往是一些穿着华丽、肌肤圆润的上层贵族妇女形象。这种倾向反映着威尼斯社会摒弃宗教的禁欲主义，充分显示现世生活的一切美好享受，以华丽的色彩来展现威尼斯的富庶、宏伟、华丽、奢侈及荣耀，追求享乐的心理状态。而此一心态在艺术上表现的相当突出，从而形成了“威尼斯画派”特有的绘画风格。此外，由于他们对大自然充满兴趣，所以也在其画作中增添更多的风景描绘。“威尼斯画派”绘画题材丰富多样，也为后代的画家提供绘画主题的多重选择。
4.深受“新柏拉图主义”《注1》的影响，特别着重光的细微变化表现：
中国人认为“气”是生命的本源《注2》；西方人则认为是“光”《注3》。“光”是整个世界秩序得以开展的动力与泉源。许多古老文化都将“光”等同于“神明”《注4》。阳光普照大地，驱散阴暗，带来生机，这些形象与特质，在中世纪透过“新柏拉图主义”，渗透到“基督教传统”，也影响到“威尼斯画派”对美的诠释–上帝是一种流溢全宇宙的光芒；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至高能量；“光”即真理，人类与万物唯有浸润于神圣之“光”中，方能得到向上的、正确的指引与升华，并“回归”（reductio）到最初的光耀。绘画除了比例、色彩的运用，也需要有“光”：因为它丰富了色彩的变化，带来层次、深度、生命力与神圣的清晰感，让画面呈现一种整体协调的诗意宁静之美，并创造出一种气氛庄严的“光感”，从中呈现出一种深具人文特质的独特面貌。@*
《注1》：“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是古希腊文化末期，最重要的哲学流派。对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产生重大的影响。“新柏拉图主义”最早产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那里一直是希腊哲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交会地，最早的创始者是第3世纪的学者阿摩尼阿斯．萨卡斯（Ammonius Saccas），其学生普罗提诺（Plotinus，205-270）将之发扬光大，结合了拜占庭、阿拉伯与波斯等东方哲学与诗作，赋予柏拉图哲学崭新的见解。
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将心灵“存有”（Being）的高层世界当作是永恒不变的，和肉体的感官变异（Becoming）成对比。柏拉图的形式（Forms）或理念/理型(Ideas)，也就是永恒的绝对者（eternal absolutes）。对柏拉图而言，普遍概念要比个别事例（理型世界的模本）更真实。
柏拉图认为“灵魂”是单纯不朽、无法分解的，有其生命力与自发性，也是唯心（精神属性）的、理性的，但却有追求结合的欲望，因而堕落到地上，被圈限于会腐朽的肉体中，注定要经过一个净化的阶段方能圆满。较完美灵魂是清明而有理性的，具备聪明（sofi,a）、勇敢（andrei,a）、克己（sofros,unh）和正直（dikaiosu,nh）四种德行，会使较高的层次（修成开悟的那一面）驾驭指导较低的层次（混沌未明白的部分），绝不听任恶性为所欲为。由于物质世界是不完善的，所以灵魂要设法从这种迷障中解脱出来，否则只有不断的堕落，终至万劫不复，形神全毁。
“新柏拉图主义”受到柏拉图的影响，演绎出一种独特的“光照理论”，灵魂（柏拉图所提出的形式或理念/理型）受到“神圣之光”的照耀，物质与肉体则处于光度较弱的黑暗世界。“神圣之光”是世间唯一的真实存在，是最高的理性、是善、是上帝，是一股勃郁发散（流溢/emanatio）的力量，当这股力量充贯满盈于宇宙时，会自然流溢而出，并逐级减弱下降，而产生不同层次的光度，人间与世俗是“神圣之光”的退化或反射，常是混沌愚昧光度不足的，唯有透过自身去接触或体悟美与善（如：观赏艺术与自然），甚至在重重考验之下，激发出某种人性底层的动人力量，学会牺牲与奉献，不断净化与提升，方能回返神圣之乡。“新柏拉图主义”认为：世界有两极，一端是被称为“上帝”的神圣之“光”（天堂），另一端则是完全的黑暗（地狱）。但“新柏拉图主义”也相信，完全的黑暗并不存在，只是缺乏“光”的照耀而已，所以有人说对撒旦而言：最大惩罚就是永远失去了上帝，无法再见到永恒的光。
“新柏拉图主义”强调，世间一切事物（地狱除外）都浸润在神圣之光中，最接近上帝光芒的，是人类的灵魂，只有灵魂才能与神秘与伟大的真理感应交融。正确的时空情境下（突发的醒悟），人甚至可以体验到自己就是神圣之光的一部分，进而出现一种回归永恒（绝对的真、善、美）的冲动。
《注2》：南齐的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到美学六法之一：“气韵，生动是也”。以“生动”来诠释“气韵”，说明“天地氤氲”之中，万物自有一股交流相感与化和配接的生成存续与流动之象。艺术家将自身的“心领神会”，透过作品与无限的自然生命与精神相融合相鼓荡，灵明洒脱，不受羁绊与天地元气相往来—“过者化，存者神”–营造出中国山水景物特有的飘逸流动之美。
《注3》：《旧约–创世纪》说：“第一天，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曚昧混沌的黑暗如波涛腾涌的深渊般笼罩着大地。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出现了光”。
《注4》：闪族之神“巴尔”（Baal）、埃及的太阳神“拉”（Ra）、波斯祆教的善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均是太阳或光的“人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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