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阳冰尝叹曰：“天之未丧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李阳冰以篆书为己任，始学李斯《峄山碑》，承玉筋笔法。线条上变平整为婉曲流动，显得婀娜多姿。暮年所篆，笔法愈见淳劲。
自称：“斯翁（李斯）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道也。”大诗人李白有诗云：“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清代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也称，篆自秦汉而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可见对其评价之高。
李阳冰不仅重振小篆书体，又因成就突出，后人将他与李斯并称为“二李”。《宣和书谱》称：“自汉魏以及唐室，千载间寥寥相望，而终唐室三百年间，又得一李阳冰，篆迹殊绝，自谓苍颉后身，观其字真不愧古作者”、“方时颜真卿以书名世，真卿书碑，必得阳冰题其额，欲以擅连璧之美，盖其篆法妙天下如此。议者以‘虫蚀鸟兽’语其形，‘风行雨集’语其势，‘太阿龙泉’语其利，‘嵩高华岳’语其峻，实不为过论。”
邓石如，清代中期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书法大家。隶从篆出，篆从隶出，以长锋羊毫作书，尽洗前人拘谨刻板纤弱之习，创造流走奔放、沉雄朴厚，具有鲜明个性特色和时代风貌的书法艺术。成功之处在于善于蓄势，孕尖于圆，在匀力运笔至画末时略提笔，锋露而收。晚年至画末处，稍加驻毫，即提笔回收，故得浑圆朴厚之劲儿祛怯薄之病。
邓石如以中锋圆笔入纸，杂锋铺毫，戛然而止，猝然提笔，辄成方笔，有斩钉截铁之力，“绝岸秃峰之势”。团结紧密，固若金汤，至空白处，则长脚曳尾，极尽刚健婀娜之姿。章法纵无行、横有列，气势连贯，“疏可走马，密不透风”。浑厚华滋、极有质感。纵横开阖，雄强豪迈，犹如高山飞瀑。
邓石如书一经面世，立即震动乾嘉书坛，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推为神品第一，康有为亦推崇备至，“完白即出之后，三尺之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被日本书法界奉为圭臬。
小篆一道，成熟于秦，李斯负盛名，此后篆法终绝，至唐李阳冰，复得小篆之妙。此后小篆渐趋式微。十八世纪中叶，王澍、钱坫、洪亮吉、孙星衍率先拉开了清初篆书中兴的序幕。
1783年，这一年邓石如四十岁，正是从南京梅家学书的最后一年，1805年是邓石如去世的一年，二十年间，这位完白先生再一次将篆书推上了一个世人再也无法企及的高度。中间虽然时有名家涌现，尽管坚守古法，只是未谙要义，多呈浇薄之象，难于此三家抗衡。
相传李斯被赵高所谗害，曾诱逼李斯授篆法之诀，未果，李斯仰天大笑曰：“秦篆生自吾手，不意竟亦随吾而灭！”“吾后九百四十年，当有一人代吾书迹。”时秦二世二年冬，岁在癸已，即公元前208年，秦篆遂绝。后九百四十年，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岁在壬申，李阳冰生。而后再九百多年，邓石如生，当非巧合。
小篆体势婉转，人称“婉而通”，其实更体现的是大气肃穆，庙堂气象。那规整圆匀的笔势，感受的是万钧之力，篆书自明末赵宦光重笔情趣变化始，清代中叶以降，以丰富的提按起落笔法打破“玉箸”均匀模式；至邓石如以隶书之方折易二李之圆转。
所谓的提按，即是有了粗细变化，节律变化日趋丰富，而内蕴逾薄。比如徐三庚篆书，实是媚弱花俏。但其中被人忽视的，是邓石如参以隶法，即以隶书的笔法去写篆，写的婀娜多姿，尽管偶遭时人非议，但被大多数人接受，以其深厚的功力和盛名，开启了这扇大门，带来深远的影响。
隶可如篆，行书也可入篆，继而草书入篆，草篆、草隶纷纷出场，不知不觉中已改古法。
晚清民国各体书互相夹杂，更让人眼花缭乱。晚清大家吴昌硕，所写石鼓文，大气磅礴，早年认为真是天下第一，无人可与匹敌。并引入篆刻、绘画，满纸烟云，酣畅淋漓，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其实他也是用草书笔法写的。有一次看到印刷精良图的书，真正的石鼓文并非如此。至于齐家篆，走的更远了，纯以方折，笔势粗壮，犹如木桩而乏韵。
所谓的名声，因为他们这一代的努力，才出现了今日的书坛的乱象。在人类文明走向最后的时候，人的观念，艺术标准，愈加混乱和低劣，如果循着这条线往上看，有时就能看到其中的因缘。
其实篆隶之书，高古超凡，汉代之后，千年沉寂，后世之学，往往未谙妙要，清代篆隶一度中兴，终亦未能达到上古之境，只是为今日书学的归正搭创台阶。历代高士，或有承传，高妙者，也不在少，为什么没有留下呢？
此时已非主流，行草盛行，况多是出世之人，故而未曾留下，因为历史另有安排。我们细心看去，其后名家纷纭，尽管光彩夺目，无论如何耀眼，其实只是历史的安排过程。
上古大篆，留迹极少，笔法未能传下；唯小篆一体，字形存世完备，又有二李书迹，虽然不是墨迹，尽管都是刻石，慧者亦可从中悟道。神为人造了通天的字，也留下了通神的书法，由于后世人心的变异和道德的下滑，就不能再展示给人，这也是笔法渐次失传的一个原因，尽管如此，历史所留，也足以给人以回归的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