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紀(172)

上集-第五章:流放鹽源農場
孔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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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參觀(7)

(三)稍加統計的「大寨精神」

那一天,我專門帶去了筆記本,趁解說人員說教的時間,快速簡單地抄下了五十五面紅旗的全部「業績」,一股靈感油然而升,揭穿假、大、空的最好辦法,就是對具體的事例,進行一翻實實在在的核算,這是毛澤東三面紅旗時期沒有人去做的事,例如誰也沒有去算算一個土法上馬的小高爐,投入了多少勞動力和原材料,砍了多少樹木,而最後練了幾噸鐵?誰也說不出一塊實驗田裡投了多少工?費了多少種子和人力,耽誤了多少農時?而第二年又收穫了幾許?這種簡單的經濟核算本屬國家的基本依據,卻被毛澤東黑著臉給禁止了。

因此,誰也說不清楚,那些年,人們在「緊跟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口號下幹了多少蠢事?是因為沒有人想建沒需要核算,還是人們不敢算這些賬?揭毛澤東的底?所以在這場大災難中,竟無人拿出一份有數據,有說服力的調查材料勸阻蠻幹,速速懸崖勒馬。

是因為大家頭腦發熱,被毛澤東的氣壯如牛「氣魄」弄糊塗而沒有想到,還是有人想到卻不敢為之?尤其在廬山上,那些從朦朧中醒來的開國元老們,早知終沒有逃脫囚死獄中的悲慘命運,倒不如在廬山會議上,拋出足有說服力的報告,用數據和事實揭底,就是犧牲了也會名垂千古。

於是,我從五十五面大寨紅旗的典型中,選擇了一個用簡單數字加減法就得出結論的例子——河南安陽縣宅北小屯公社,南滾龍溝大隊的「事跡」,圖片介紹這個大隊在黨支部「帶領下」,選擇二莊生產隊一條田坎,費了兩個冬天時間,投入八千個勞動力,動用兩千土石方,築起一條長90米高差9米的石坎,將一快平時只能種些豆子的坡地,改造成一塊面積二分八厘的平地。

我們不妨把當時最廉價的農村勞力,每個工零點五元計算;並以一元錢一土石方,最廉價的投入來算,為了這二分八厘地,這個生產隊便投入了六千元成本,然後假設改造後每年按畝產千斤的最理想收益,按當時糧價每斤0.06元折算,二分八厘地一年收250斤糧食,除去當年人口、肥料、種子的投入,每年從這二分八厘地裡取回的最理想收入不會超過八元。

這就是說假設這塊田經改造後,風調雨順,年年獲最好的收成,每年所得的8元要補償耗掉的6千元,得花上整整七百五十年時間。

而七百五十年以後會是怎樣呢?不妨讓我們回顧七百五十年前,那不正是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大元帝國的年代嗎?環看華夏,從那個時代流傳至今的這種簡單的壘石結構,有幾個保存著?像這種民間的壘石結構能耐住一百年不被風化和風雨沖刷,便已是「古蹟」了,這同毛澤東當年一轟而上的士高爐群有什麼兩樣?而大躍進中轟轟烈烈上馬的社會主義業績,到今天沒過八年,所剩幾何?

三年災難,數千萬同胞餓死這慘痛的教訓還不夠麼?毛澤東在指揮他的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時,真是沒有把為之打江山而犧牲的農民兄弟的死活,當成一回事,硬要把他們引向那個不可能有任何「美好前景」,和任何收穫的,無止境的勞役之災中,讓他們備受飢餓死亡的痛苦?看來,眼前這點靠「三自一包」剛剛復甦的國民經濟,使民不聊生局面暫趨緩和的局面,竟反而成為他積蓄力量陰謀組織一場,打倒敢於同他的「革命路線」,唱對台戲的「黨內走資派」的本錢!

獨裁欲正醞釀著,一場比「反右派」更大的政治陰謀,使經濟上暫時的復甦,面臨著銷聲匿跡的結局,農業學大寨明顯的同三自一包相對陣,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台,中國將發生的社會危機,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清的。

於是我便寫下了「從南灣龍溝這個典型看大寨精神」一文!這是我留在鹽源農場管教科,在文革開始前的一篇有深刻說服力的文章。這一篇當年曾攪動西昌地區的「反動文章」,就是我對這次參觀學習最精彩的總結。

1966年4月初,正當報紙上起勁的批判鄧拓吳晗等人的三家村札記,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已將北京城裡,中共內部的「思想交鋒」極為濃烈的火藥味,從報紙上灑向了全國。

可惜被長期愚民政策弄瞎了眼睛大多數中華蒼生,還蒙在鼓裡一無所知。

就在這時,結束了九天的『參觀學習,』我們從成都回到了鹽源農場。

從成都回歸鹽源的路上,暖烘烘的春天忽然變臉,料峭的春寒使我們因少帶了衣服而得了感冒。回到鹽源農場,農場管教科再次組織了參加本次參觀的二十二人,重新集中農一隊,進行了為期兩天的「參觀觀後」的總結學習。

龐玉篤要求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將成都看到的「大好形勢」寫成「發言稿」,交他審核修改後,輪迴地在農場所屬的古柏,北鳥和二道溝三個分場進行分隊傳達,藉以教育一直對形勢抱懷疑態度的一萬名農場流放者。

劉順森因為路途上挨了刑具,本來早被龐玉篤劃在宣講人之外,我推口感冒不適,提前離開參觀小組,回到了六隊。

六隊的「學習組」全體成員,以空前熱情圍著我們,詢問成都之行的前前後後。一言難盡的我只能平淡的講述了一路的經過,當說到劉順森還為被鐵門砸鎖而挨了手銬的事以後,老頭子們都沉默了。

陳力把我拉到一邊問我怎麼朱國驥還沒有回來,我們就先回來了?我向他講了詳細的經過,特別向他說:「我寫了〈從南滾龍溝這個典型看大寨精神〉一文後,他問我留下了原稿了嗎?我說留下也沒有用,經常都要大搜查的還不是要搜去,反正我的原稿已經記在腦子裡了,隨時都可以寫出來的。

第二天,下午在院壩裡碰上了李培連,他的態度十分冷淡,想來龐玉篤已經向他講了我在參觀中的表現,只問了我一句「回來了?」通知我吃完飯到他的辦公室去一下。(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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