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纪(172)

上集-第五章:流放盐源农场
孔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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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参观(7)

(三)稍加统计的“大寨精神”

那一天,我专门带去了笔记本,趁解说人员说教的时间,快速简单地抄下了五十五面红旗的全部“业绩”,一股灵感油然而升,揭穿假、大、空的最好办法,就是对具体的事例,进行一翻实实在在的核算,这是毛泽东三面红旗时期没有人去做的事,例如谁也没有去算算一个土法上马的小高炉,投入了多少劳动力和原材料,砍了多少树木,而最后练了几吨铁?谁也说不出一块实验田里投了多少工?费了多少种子和人力,耽误了多少农时?而第二年又收获了几许?这种简单的经济核算本属国家的基本依据,却被毛泽东黑着脸给禁止了。

因此,谁也说不清楚,那些年,人们在“紧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口号下干了多少蠢事?是因为没有人想建没需要核算,还是人们不敢算这些账?揭毛泽东的底?所以在这场大灾难中,竟无人拿出一份有数据,有说服力的调查材料劝阻蛮干,速速悬崖勒马。

是因为大家头脑发热,被毛泽东的气壮如牛“气魄”弄糊涂而没有想到,还是有人想到却不敢为之?尤其在庐山上,那些从朦胧中醒来的开国元老们,早知终没有逃脱囚死狱中的悲惨命运,倒不如在庐山会议上,抛出足有说服力的报告,用数据和事实揭底,就是牺牲了也会名垂千古。

于是,我从五十五面大寨红旗的典型中,选择了一个用简单数字加减法就得出结论的例子——河南安阳县宅北小屯公社,南滚龙沟大队的“事迹”,图片介绍这个大队在党支部“带领下”,选择二庄生产队一条田坎,费了两个冬天时间,投入八千个劳动力,动用两千土石方,筑起一条长90米高差9米的石坎,将一快平时只能种些豆子的坡地,改造成一块面积二分八厘的平地。

我们不妨把当时最廉价的农村劳力,每个工零点五元计算;并以一元钱一土石方,最廉价的投入来算,为了这二分八厘地,这个生产队便投入了六千元成本,然后假设改造后每年按亩产千斤的最理想收益,按当时粮价每斤0.06元折算,二分八厘地一年收250斤粮食,除去当年人口、肥料、种子的投入,每年从这二分八厘地里取回的最理想收入不会超过八元。

这就是说假设这块田经改造后,风调雨顺,年年获最好的收成,每年所得的8元要补偿耗掉的6千元,得花上整整七百五十年时间。

而七百五十年以后会是怎样呢?不妨让我们回顾七百五十年前,那不正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大元帝国的年代吗?环看华夏,从那个时代流传至今的这种简单的垒石结构,有几个保存着?像这种民间的垒石结构能耐住一百年不被风化和风雨冲刷,便已是“古迹”了,这同毛泽东当年一轰而上的士高炉群有什么两样?而大跃进中轰轰烈烈上马的社会主义业绩,到今天没过八年,所剩几何?

三年灾难,数千万同胞饿死这惨痛的教训还不够么?毛泽东在指挥他的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时,真是没有把为之打江山而牺牲的农民兄弟的死活,当成一回事,硬要把他们引向那个不可能有任何“美好前景”,和任何收获的,无止境的劳役之灾中,让他们备受饥饿死亡的痛苦?看来,眼前这点靠“三自一包”刚刚复苏的国民经济,使民不聊生局面暂趋缓和的局面,竟反而成为他积蓄力量阴谋组织一场,打倒敢于同他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的“党内走资派”的本钱!

独裁欲正酝酿着,一场比“反右派”更大的政治阴谋,使经济上暂时的复苏,面临着销声匿迹的结局,农业学大寨明显的同三自一包相对阵,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将发生的社会危机,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清的。

于是我便写下了“从南湾龙沟这个典型看大寨精神”一文!这是我留在盐源农场管教科,在文革开始前的一篇有深刻说服力的文章。这一篇当年曾搅动西昌地区的“反动文章”,就是我对这次参观学习最精彩的总结。

1966年4月初,正当报纸上起劲的批判邓拓吴晗等人的三家村札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将北京城里,中共内部的“思想交锋”极为浓烈的火药味,从报纸上洒向了全国。

可惜被长期愚民政策弄瞎了眼睛大多数中华苍生,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就在这时,结束了九天的‘参观学习,’我们从成都回到了盐源农场。

从成都回归盐源的路上,暖烘烘的春天忽然变脸,料峭的春寒使我们因少带了衣服而得了感冒。回到盐源农场,农场管教科再次组织了参加本次参观的二十二人,重新集中农一队,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参观观后”的总结学习。

庞玉笃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将成都看到的“大好形势”写成“发言稿”,交他审核修改后,轮回地在农场所属的古柏,北鸟和二道沟三个分场进行分队传达,藉以教育一直对形势抱怀疑态度的一万名农场流放者。

刘顺森因为路途上挨了刑具,本来早被庞玉笃划在宣讲人之外,我推口感冒不适,提前离开参观小组,回到了六队。

六队的“学习组”全体成员,以空前热情围着我们,询问成都之行的前前后后。一言难尽的我只能平淡的讲述了一路的经过,当说到刘顺森还为被铁门砸锁而挨了手铐的事以后,老头子们都沉默了。

陈力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怎么朱国骥还没有回来,我们就先回来了?我向他讲了详细的经过,特别向他说:“我写了〈从南滚龙沟这个典型看大寨精神〉一文后,他问我留下了原稿了吗?我说留下也没有用,经常都要大搜查的还不是要搜去,反正我的原稿已经记在脑子里了,随时都可以写出来的。

第二天,下午在院坝里碰上了李培连,他的态度十分冷淡,想来庞玉笃已经向他讲了我在参观中的表现,只问了我一句“回来了?”通知我吃完饭到他的办公室去一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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