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4日訊】1970年11月初，上山下鄉剛8個月的陳墨突然從鹽源縣神秘地回蓉了，說是鹽源生活太苦，想做點什么土特產生意掙錢云云。我當時正遭遇盤香滯銷臨時工被辭退、且妻子臨產急需用錢之時。對陳墨的困境愛莫能助。11月9日我女儿在滎經出生。初為人父，我雖喜亦懮，心急如焚。11月13日是陳墨25歲生日。我邀他往杜甫草堂散心。那時的杜甫草堂一派蕭瑟荒蕪的景象，偌大的園里少有游人。我倆在森森的楠木林中的小道上邊踱步、邊交談。陳墨將他在鹽源鄉下寫的兩首《獨白》和白水從甘孜寄給他的《小病》、《寄友人》、《笑》等几首詩交給我覽閱。我細細地讀了一遍，不禁為這几首詩叫絕。特別是陳墨的那首《獨白．我要把懮愁忘掉》，我以為是陳墨迄今為止的登峰之作，短短的八行詩，卻有著小說的份量，优美反覆的吟詠中給人無限的聯想空間；而白水的詩，我在1969年通過陳墨讀到他的《覆硯冰信》等詩后，就給我極大的震動，被我視為中國新詩壇上的一朵奇葩，并迫不及待地与陳墨一道去城北建筑設計院拜訪白水。今又讀到白水的《小病》等詩，使我更加刮目。其《小病》一首，堪稱中國新詩精品，“夢里猶枕著异鄉溪聲”一個“枕”字，直追古人煉字之工力，結句“仿佛又听見母親喚小鴨”，讀來令人心醉。吾土喚鴨一般用“來來來”之音，此處借喚鴨暗喻母呼儿歸之意，正是妙不可言。我越談越激動，陳墨卻鄭重地說：“這些年來，朋友們寫的詩都只是相互傳觀，極易散失，若能搞一個詩集就好了。”我說：“這有何困難？我平時就收集了不少，搞個詩選易如反掌！”陳墨為人一貫直來直去，一輩子搞不懂“激將法”，怪只怪我自己一興奮就忘了“油鹽柴米”，脫口就是“一錘定音”。陳墨說：“那好，你搞個選本，我給你供稿！”我說：“這事就這么定了，但，總該給這詩選取個名字吧？”此時，几片黃葉從楠木林上飄落下來，陳墨一激靈，說：“就取唐詩中‘落葉滿空山’詩意名《空山詩選》吧！”
我事后方知我把自己“吊”起來了，不搞出《空山詩選》來就無法“解脫”！
1971年新年后，街道辦事處經不住我的天天“哀求”，終于給我安排了一個其他人只要有口飯吃就不愿去干的工作──在東郊的一家小型簡陋的水泥厂造水泥。這工作“三大”“一倒”。“三大”是粉塵大、噪音大、勞動強度大；“一倒”是三班倒，換人不停机，晝夜連軸轉。我最怕的不是“三大”而是“一倒”。尤其是逢夜班，簡直要了我的命！白天無法休息，晚上連個打盹的机會都沒有，一周夜班下來，人整個儿脫了形，連走路都打偏偏。為了那每個月28.5元的全部工資，為了跟我受苦的妻儿，我把命豁出去了，而且一干就是10年。我當時的最大愿望就是干若干年后我的工資能達到每月64元（本厂工人最高工資標准）。妻子生女儿后，無法在公社掙工分，來成都當黑人黑戶，全家人的口糧成了大問題，每月工資買了“黑市糧”后就所剩無几，得扳著指頭過日子。走投無路，妻子去割牛草賣，一大背牛草能賣一、兩角錢補貼日常開支。一次我下夜班，早上8點過偏偏倒倒回到家。妻割了一背兜草正打算出門去賣。几個月大的女儿醒了，吵著要媽媽。我說：“你抱女儿，我背草去賣。”肚腹空空，神志不清，我咬牙將一背草馱到百貨大樓一拐角玻璃櫥窗邊沿，想依靠一下歇口气，誰知往后一靠太急，嘩啦一聲將櫥玻撞破，被抓進百貨大樓辦公室要求賠付。人說：“麻繩盡朝細處斷”，天有時真有絕人之路。這种日子只有怒火，還能有“詩”嗎？“憤怒出詩人”，我當時憤怒得只想上山為匪了！這年10月，我的父親又因病去世了，我的天真的全塌了！每每想起我的未滿周歲的小女儿爬在床沿叫“爺爺”的聲音，我的淚就會不自覺地滾落下來。
“易如反掌”的《空山詩選》在我的手掌中整整悶了一年！
父親的辭世給了我極大的刺激！他在人世間艱難地跋涉了68年，辭世后留給我的只是一張民國時期他的一位老友借錢的憑据以及修成渝鐵路的紀念章、工會會員證之類。父親的一生就如此簡單嗎？他的酸甜苦辣、他的喜怒哀樂哪里去了？父親逝世百日后，我的心沈靜了下來。我不能象父親一樣在人世上“走”得太“干淨”。我得走出聲音來！走出意義和价值來！
我首先想到了詩，想到我承諾選編的《空山詩選》。
1969年中秋節，陳墨、九九、羅鶴參加我的婚禮。陳墨喜气地將一本漂亮的日記本和一支嶄新的鋼筆遞到我手上，說：“我、九九、羅鶴3人送你這個本子和鋼筆，一是祝賀你和嫂子喜結良緣，二是希望你堅持寫作！”當時參加婚禮普遍的社會風气是送日常生活用品如臉盆、保溫瓶之類，惡劣的送《毛選》等。陳墨、九九、羅鶴此舉，顯然別出心裁，寓意深遠。我太珍惜這禮品，一直不敢妄動。當我決定搞《空山詩選》時，我想到了這個日記本。
1972年新年后，我對《空山詩選》作了大量的准備工作。我首先在我以前的各种抄本上初選了陳墨的《獨白》等、徐坯的《夜巡》等、何歸的《我發現了愛情》等、白水的《覆硯冰信》等、阿宁的《活著為什么》等、馮里的《愛情》等、吳鴻的《小溪旁》等、楊楓的《古銀杏》等、長虹的《故園》等、巒鳴的《答友人》、張基的《雪堆中的鼾聲》、九九的《秋月》、羅鶴的《并非釵頭鳳》、我的《在那個陰暗多雨的季節》等，以及楊黎明的《紙船》、吳智楠的《母親的眼淚》、巒鳴的朋友林仲威等人的詩共200多首。通過對整個日記本的安排和詩行計算，發現只能容納150首，于是我又精選了一次，開始在日記本上的抄寫工作。我特意在目錄前空了几頁，留待陳墨寫一篇序什么的。我進行得很慢：除了每天我必須上班，只能擠下班后的時間抄寫外，我對這個詩集還必須盡力做到字跡工整，絕不能有錯別字等。陳墨下鄉前送我的那本《新華字典》幫了大忙，也使我在70年代末搞《詩友》時鬧了大笑話。因為這本字典是50年代編輯的，漢語拼音尚未定型，鑒于當局對《野草》的圍剿，搞《詩友》時一律用漢語拼音字母替代作者，結果“Z．K”有三個，“清和”變成了“坑和”等。
我大約用了兩個月的時間，于1972年4月底前完成了《空山詩選》。我一樁心愿已了，興奮莫名，邀徐坯、九九、羅鶴、樂加、蘭成、黎明等人騎自行車往青城山暢游了3天。
( 原載《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