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4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韦枢台北二十4日电)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邱澎生今天下午在一场演讲中，从清代奇书“大义觉迷录”的背景典故切入，探讨明、清时代社会看待贫富不均的观念，由富人之罪转变为穷人之罪的关键，在于富人具有稳定乡里功能，同时藉由富人的需求为穷人带来翻身的机会。
邱澎生在这场通俗讲座中，由“大义觉迷录”中雍正皇帝与曾静的论辩文字出发，引导大家进入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时空，藉以思考无论古今中外社会都长期存在的贫富不均问题。
“大义觉迷录”这部清代奇书的编纂肇因于湖南士人曾静无意间读到了吕留良的著作，对吕氏提倡“井田制”与批评清代时政等理念深有同感，于是命弟子张静伺机鼓动当时首位川陕总督的汉人，同时也据传是北宋抗金名将岳飞后裔的岳钟琪，劝他效法先祖起而领导汉人反清。
不料，岳钟琪暗中向雍正皇帝告发，曾静师徒被捕下狱。鉴于当时民间野史、笔记、民间传说对雍正得位不正的谣传甚嚣尘上，雍正决定详加审讯此案，并将审讯与答辩纪录，连同他本人颁发的上谕，包括37篇雍正的笔讯和曾静47篇口供合编成为“大义觉迷录”。
雍正诏令全国各府州县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学校生徒于每月初一与十五两天集体讲读此书。继任的乾隆皇帝深觉此书暴露太多宫廷丑闻，下令追缴收回销毁。
“大义觉迷录”其中一篇记录雍正皇帝和曾静关于“富人之罪”问题的讨论。曾静认为，富人的为富不仁，是造成贫富不均的祸首；但雍正却主张：穷人其实是“咎由自取”，该为自己的懒惰、愚笨负责，而富人的成功则是因为本身的聪明与勤奋，或是祖先累积所得。
虽然雍正这席话为富人辩护，更贱踏穷人的尊严，和传统中国政治言论一般以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富理想为依归，可说是大相径庭，亦与中国古老“锄富济贫”的概念不一；但他亦上谕内阁，富人平时应体恤贫民，若青黄不接或谷粮欠收时，应予通融，不可看穷人受苦而不伸援手，更应该秉持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观念才对。
邱澎生也指出，明、清时代许多文献中出现不少“保富论”的观念，例如清乾隆年间著名师爷汪辉祖、清代顾公燮、清代钱泳等人均认为，水旱戎役，皆需财富，遇需财时，恳恻劝谕，必能损财给匮，而且富人是贫人所仰赖，乡里内有富户，凡自食其力者，都可以藉以资助，若是富人一旦没落没钱时，贫人也跟着无以为业，所以保富是为治的要道。
顾公燮说得更明，富人所玩的寺院、戏馆、游船、赌博、青楼、蟋蟀、鹌鹑等局，都是“穷人的大养济院”，一旦使穷人改业，则必定失业而沦为游棍、乞丐、盗贼，到处为害；钱泳更认为，富人的销金窟就是穷人的觅食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