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0日讯】题记：神看到地上没有公平，他甚不喜悦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
有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也特别漫长，虽然在新年到来前已经打春，但临近年三十又下了一场大雪，气温一下子降到零下十几度，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冬至前后。当时我干的一个厂子已经基本上算是破产了，一大堆烦人的事压在了我的头上，整天郁闷的不得了，不知干什么好。大年初一，别人都在走亲访友，我呆在家里上网。我的朋友春立快到中午时来到我家，他是一个私企厂的老板。有一个自行车组装厂和一个烤漆厂，这一段儿时间生意干得也不好。一进门儿，就嚷嚷着：“二哥，你看，今天我给你领来个新人，我的工人，叫连三，重庆的。”
我们一家都站起来，和春立打招呼，表示对这个生客的欢迎。我对春立说：“他们没回家过年吗？”
“没有，”春立说，“介些日子我那儿没活干，他们也没回去，我跟他们说：‘今个儿我带你们去串个门儿，别总在家憋着，有吗意思。’结果就连三愿意跟我来，那些人呆在我家看电视呢。说实在的，现在的电视都没吗看头儿，反正我是不看。过年，过年，他妈的，年后我还不知道怎么活呢。”
我打量着春立领来的这个朋友，个子不高，不到三十岁的样子，短平头，圆圆的脸黑黑的，眼睛显得有点迟钝，脸上蒙着一层淡淡的忧郁之情。许是因为过年吧，他穿的倒不破旧，深蓝色的衣服很平整，也很干浄，但看得出来这是市场上那种很廉价的衣服。尽管如此，穿在他身上还是让他有点不自在，就好像那不是他的衣服。鞋子不太好，棕色的仿皮鞋面，有点脏，有一只头上已经磨破了一小块儿。可能是意识到了我在看他的脚，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易察到的尴尬的笑。
我们一家高兴地欢迎这个新客人，热情地给他让座、倒水，他向我们笑着，笑得很不自然，嘴里轻轻地说着：“谢谢，谢谢！”然后在一个椅子上坐下，两条腿并在一起，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我把花生放到他面前，说：“连三，随便点，你们出门儿在外的不容易，我们没拿你当外人，过年了，你也没回家，就拿我们这儿当家吧。你看，春立对你们挺好，把你们当兄弟，他是我的兄弟，那我们的关系还远吗？”
“对！对！”春立接过话茬儿说，“连三，介是我的二哥，你也随我叫二哥吧。”他转向我又说：“二哥，你不知道介些人有多苦，平常一点油都不吃，几个人煮点米，里面儿放点拣来的白菜绑，再放点盐，就你一碗我一碗地盛着吃。年前，我借了两万块钱的高利贷，给他们发了工资。介些日子我这儿没活干，我让他们先找个地方干着，总得挣点钱呀，你说，从重庆，大老远的跑到天津来，容易吗？结果呢，他们都不走，没活干，他们就等着，说快过年了，就不满世界跑了，过了年再说吧。他们还说，哪的老板也没有我好。我好？我哪好？不就是不打他们，不骂他们，不看不起他们，干多少活给他们多少钱吗？现在不管大厂小厂，都拿打工的不当人看，稍微给点公平，工人就美的屁掂儿屁掂儿的，拿你当亲的热的，有话也想和你说，干活也卖力气。”
我们一家一个劲儿地让连三吃花生，我对他说，这花生是自己炒的，火大，好吃，买的不行，卖花生的怕伤分量，都不炒熟了，那花生不香。由于我们的盛情，连三拿起花生一个一个地吃着，他吃得很慢，好半天才吃了几个。春立可不管这个，他抓起一把吃起来，吃完就顺势把果皮往地下一丢。好在我的屋子也没什么档次，水泥地面，连地板砖也没有，吃完扫一下也就行了。
我们和连三渐渐地熟了起来，说了许多话，但他始终不肯和我以兄弟相称，总是和我叫“周经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我曾经主持过一个小厂，或者我是个文化人，但这个称呼让我感到很别扭，他使我想起了文革时期“四类分子”和基干民兵叫“政府”或“代表”，学校里和工友叫“老师”，医院里和勤杂人员叫“大夫”，以及现在一些作买卖的商人和买东西的人叫“老板”，这其中参杂了太多的奉承和讨好的成分。其实我倒宁愿他对我直呼其名，实在不行，叫我老师也可以，因为我毕竟在中学教过十几年的书。
连三倒是很认真的，好像没有奉承的意思，他说他是个打工的，不能没大没小的，他还说他很尊敬有知识的人，常听春立说起我，所以今天就和春立一起来了。他还说，当年他在家的时候，他们那有一个大学生，肯为农民说话，会写文章。农民的负担过重，农民的权益受到损害，他就站出来，带着农民讨公道。有好多往农民身上摊的钱不合理，农民没啥子文化，不会说话，他就替农民说。后来这个大学生被抓起来了，没有为农民说话的人了。说到这儿，他低下了头，显得很伤感。我问他家乡生活怎么样，好不好，他说：“一般般嘛。”
春立说：“你问他呀，他就会说个‘一般般嘛’，哼！‘一般般’，要是好，谁跑几千里地到天津打工来？就说连三吧，三十来岁了连个媳妇也没娶上。我们厂的活儿也不正常，有时候有点活儿，有时候没有，我跟他们说：‘没活干，你们又不想上别处去，前家去吧？等我的活多了再叫你们来。’他们不走，等着。看他们吃的，喝的，那叫人过的日子吗？前几天我看见一篇儿文章说，中国农民很苦，有的一天生活费还不到两美元，我说，呸！介是说农民苦呀还是说农民不苦？调查了吗？两美元是多少？！是十七块中国钱。他们的生活，按中国钱算一天也就是三、两块钱。合成美元呀，就不知道多少了，咱也不知道美国有没有几毛、几分的。”
那天我们谈了好多，在谈话中我了解到，连三有兄弟姐妹八个。爸爸死时还不到60岁，死之前一直在煤矿上挖煤，我想可能是积劳成疾而死。他有两个哥哥也都是在煤矿上挖煤的农民工，三十几岁都没娶上媳妇，先后自杀了。至于自杀的原因，据连三说是因为穷，当然，单单是穷，还不至于导致人自杀。更深的原因我也没问。两个哥哥自杀后妈妈就改嫁了，剩下的弟兄姊妹无论大小都是各自谋生。在谈话中，春立不住地骂大街，至于连三，我看连骂的勇气和力气都没有了。
我老伴儿找了一个塑料兜儿，给连三装了一兜儿花生，让他带回去吃，我知道老伴儿完全是站在连三的角度上想的，我的日子虽然也不好，但现在用这点东西送人，无论如何也是拿不出手去，但送连三，我们都觉得还行，而且应该。可连三说什么也不要，推三阻四的，最后还是春立连闹带骂地让他收下了。
不知什么时候，连三出去了，不一会儿，他从街上买了一袋儿爆米花来，他把这个作为给我们的回礼。把个春立乐得够呛，对我们说：“看见了吗？不白要人家东西。”我们一家也高兴地收下了。
春立他们走时，我们一家人出来送他们，一直送到春立开来的车前。天气很冷，风吹起地上的雪屑，漫天飞扬，细雪打在人们的脸上，凉得难受，街上到处是东奔西走的拜年的人。春立站在车门前对我们说：“得了，二哥，二嫂子，你们家去吧，外边挺凉的，别冻着。”他说着看了一下周围，又说：“你说现在介些人啊，还东一头西一头地乱跑乱窜，都忘了死了。我跟你说啊二哥，我就上你这儿来，还上我爸爸那去，别的地界儿哪我也不去，我是‘死门逃户’，关上门朝天过，没事我他妈的在家里睡觉！睡觉没错吧？”
我说：“没准就我们日子不好过，人家不至于像我们。你看来来往往的人，兴致勃勃，心气儿不是挺高的吗。”
“二哥你怎么也介样儿说呀？你吗不知道！”春立说，“表面上你吗也看不出来，实际上除了他妈当官的，谁的日子也不好过。别看一个个美滋滋的，其实死的心都有。好也得过，难也得过，自杀也得有那个种才行啊，你说是不是？”
我说：“我是说，不像我们想的那样……。”
没等我说完，春立接过话茬说：“得得得，二哥，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怕我因为说话惹出祸来，介些个话我也就跟你说说。天底下要是就我一家受罪，你一家受苦，受死倒也算了，就怕不是介样儿。”他停了一下说，“行了，二哥，你们回去吧，老说老也说不完，我家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后半晌儿我们还来，就在你这儿吃，一年当中就三十那顿饺子不能吃人家的，别的时候咱就随便了。你也别准备，赶上吗咱就吃吗。不在吃吗，主要是在一起说说话儿。”
在我们说话时，连三一直在旁边站着，虽然没有插嘴说话，也没有到汽车里去。我说：“你们走吧，你看，连三一直陪着咱们挨冻。”
听到我说他，连三笑了笑，没有说话。
那天，春立他们没有来，可能是和家里人商量，家里人没同意。以后又有很长时间我们没见面。
十五过了以后，春立又到我家来了一次，听他说，连三到东郊干活去了，是个家俱厂。管住不管吃，干满了一个月给600元钱，歇一天扣20元。从早上八点干到夜间十一点这算一天，中间有两个小时吃饭时间，不愿自己做饭，厂里有食堂，伙食费是每顿3元。干满了一个月有工资，干不够一个月，中间就走了的，一分钱没有。春立气愤地说：“就他妈的介个合同也能签！”我听了后愣愣的呆着，半天没跟春立说一句话，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该说什么。(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