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街的故事之十:電影本事,馬,與父親的詩(下)

作者:謝行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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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2年01月07日訊】我父親既然是黃埔島「騎兵科」出身,喜愛馳馬是理所當然的。自1951年到1957年的六年期間,父親都在高雄縣鳳山鎮任軍職,1955年以前,在鳳山復校的陸軍官校還設有「騎兵科」,所以校內大概駐有至少百餘匹軍馬。早年每逢六月十六日的黃埔校慶日,老總統都會親臨鳳山主持慶典,騎兵方陣在塵土飛揚的隆隆蹄聲中,整齊地通過閱兵台,是慶典的重頭戲之一。

自1955年以後,陸軍官校在我父親(時任校長)的主導下全盤改制,自陸官27期開始,成為四年制軍校(仿自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生得授予學士學位,可以想見的是,「騎兵科」被撤銷了,現代化的軍隊是沒有「騎兵」的,幾千年來在戰場上為人類効命的馬,終於得到了休生養息之機會,不必冒險地馳騁在槍林彈雨中啦!

騎馬的「騎兵」雖已走入歷史,但是在美國陸軍的編制中,仍然沿用「裝甲騎兵師」的名稱,中文常以「裝騎師」簡稱美國陸軍的Armored Cavalry Division,也就是國軍所稱的「機械化師」,裝甲運兵車APC(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s)與備有重機槍之裝甲戰鬥車AFV(Armored Fighting Vehicles)取代了「馬」,若是配上裝甲兵的重型坦克之後,其戰場威力絕非昔日騎馬之「騎兵」可比擬的。

國軍取消「騎兵」後,所有在台灣的軍馬,包括在鳳山的陸軍官校馬隊,都被集中送到台中的后里馬場裡飼養。不過「騎訓」仍然是當年「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暑期活動中,最熱門的,也是最難報得上名的項目之一。

在黃埔「騎兵科」尚未被撤銷之前的幾年間,我父親經常在週末去陸軍官校的馬場騎馬,偶爾也會帶我們兄弟倆去,老哥那時已是初中生,可以環抱著父親的腰,穩穩地坐在鞍後跑場數圈,我當時只有十歲左右,很不情願地被拽上馬背,通常都是被父親抱坐在前面,四平八穩地走一圈而已。

父親愛馬,也「懂」馬,他的騎術有多「高超」我已毫無記憶,但是在黃埔島的騎兵訓練項目之一,是得像印地安人那般飛身上馬(不放鞍具),而且還必須當場策馬跑場數圈,這顯然是訓練騎兵學生們在緊急戰況下之應變方式,這大概也是為什麼父親大力讚賞印第安人「無鞍騎術」的原因罷。

圖:與父親在鳳山陸軍官校共騎一乘,時間點應該是1955年。(作者提供)

父親在黃埔島上受騎訓時,曾被一匹桀驁不馴的馬摔翻下來,不但遭馬蹄踐踏,還被它咬了一大口,傷勢不輕,在醫院裡躺了好幾天。

由於「馬咬人」是件不尋常的事,我們兄弟倆乍聽之下,還半信半疑,直到父親捲起褲管,給我們看那幾十年前的舊傷疤,一個在左腿肚上碗口大小的暗痕。我天生是個愛追根究底的人,纏著父親解釋,是怎麼「得罪」那看似「溫和可愛」的馬,還被咬了一口(好在沒咬到腦袋)。

父親愛馬,也精通馬性,下段是他的解釋。

據父親說,有些馴過的馬是認主人的,其他人若是事先沒與它「溝通」好就冒然地跨上馬背,會被它前仰後翹地給「震」下來的,但是通常不至於咬人洩憤。會咬人的馬非常少見,尤其它若是從出生開始,就在馬圈裡成長的。

未馴的野馬會用前蹄踏人,或是用後蹄踢人,當然在「情急」之下也會張口咬人,這是眾所周知的事,但馬齒不尖銳,馬嘴也通常不是馬的「鬥狠」或「自衛」工具,馬的腿勁大,人或猛獸被它一腳給踹到,可是要傷筋動骨的,何需動用到嘴。

但這匹咬我父親的馬是隻年輕的「圈養馬」,也沒有咬人之「前科」,怎麼會闖此大禍呢。父親告訴我,馬有「馬性」,就像人有「人性」,有的馬就是「腦袋裡少了那麼根筋」,也可能牠有好幾天沒有被「溜」過,以致「精力過剩」,馬是需要時常在室外活動一下,消耗其過剩之精力的,若是連續幾天被關在馬厩裡沒有被「溜」,或許會「心懷不滿」地發洩一下情緒。但是無論如何,「馬咬人」是十分罕見的。父親一輩子愛馬,完全不受曾被馬咬傷過的影響。

在松街療養院陪伴母親時,我曾問過她老人家這輩子最Enjoy 的日子是在那兒,母親毫不猶豫地說,就是在貴州省「扎佐演習場」的那四年多。因為我們弟兄倆都是在那兒出生的,何況於抗戰末期,她一生最親的親人,也都集中在「扎佐演習場」的宿舍中避戰禍。

或許這也是我父親最珍惜的日子吧,因為在他遺留的早期詩作中,就有兩首就是與「馬」有關的,都作於「扎佐演習場」,鮮明生動地描繪了他老人家當時之心境。

【春郊試馬】

餘寒陣陣曉煙輕,十里桃花照眼明,馬上喜吟新得句,枝頭驚出亂啼鶯。

【夜歸】

公罷歸來月滿衣,遠村燈火兩三微,流螢點點催詩緒,亂逐馬前馬後飛。

當年的「扎佐演習場」,地跨今貴州省修文、白雲、息烽三縣,西起修文縣城,東經陽明洞、馬家橋至扎佐。北起息烽縣城和九庄,南達白雲區麥架。抗戰時期,這札佐陸軍演習場是全中國唯一的軍政部直屬新兵訓練單位,是替全體陸軍操練新兵的地方,有別於當時的軍中傳統,任由各戰鬥單位自行招兵(或拉伕)練兵。

在訓練新兵之際,扎佐演習場也是中國在抗戰時期,唯一的「師對抗」訓練場地。在我父親主持場務期間,當時還是師長的兩位將軍,劉安祺與孫立人(日後在台灣,他們都曾先後擔任過陸軍總司令),就領軍駐紮在離扎佐不遠處,後來他們的直屬單位,在抗戰與國共內戰時期,都是屬於戰鬥力強勁的精銳部隊,或許與曾在扎佐演習場實兵演練過有關吧!

貴州本就是「地無三里平」,扎佐演習場幅員又如此廣大,加上一般運輸車輛也沒有翻山越嶺的「本事」,更何況抗戰時期汽油得之不易,非必要時,是不會使用車輛的。所以由詩中字句看來,我父親當時的主要交通工具似乎是「馬」,他平日是騎著馬到各單位去巡視的。難得的是,他百忙之中還有作詩與吟詩的興致,寓繁重之職責與愉悅的心情於詩句中。而且看來父親在詩中所選用的字與詞,都是簡單易懂的,我看他說不定是受了「李白」的影響太深之故(一笑)。

這篇短文是在我重讀了兩首父親的詩之後,有感而寫的。在我眼中,他老人家雖然是位職業軍人,但絲毫未減其投筆從戎之前的文人風采。父親過世多年後,我才從網路上得知,民國初年他在廈門的集美師範(現今廈門大學之前身)就讀時,常以「老謝」之筆名,在校刊「星火」月刊上發表文章。不但如此,在集美師範讀書的最後兩年,父親還擔任其總編與主筆。

至於我是如何得知這段「小道消息」的?那是因為網路上,有某人在大陸「檢討」我父親,說在「星火」校刊上寫那些「反動」文章的「老謝」,就是「謝肇齊」。呃,讓我讀之還覺「與有榮焉」。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寫過,父親在集美師範就讀時,曾讀過一本手抄本的「三民主義」,就此成為中山先生之忠實信徒(連中共政權都不得不承認孫中山是偉人),日後他之決心投筆從戎,也與此手抄本大有關係。至於為什麼那本「三民主義」是手抄本呢?因為在當時被軍閥統治的福建省,「三民主義」是「異端邪說」,印刷廠是不敢印它的。

我想,每個人在他(她)自己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經歷過一段難以忘懷的家族歷史罷,有些人、事、物,與其過程,都是值得用筆紀錄下來的。尤其是我們上一代所經歷的,是中華民族史上最動亂的「大時代」之一,有他們「植的樹」,我們這一代才得以平安地「乘涼」於樹下。所以乘著我們這群「外省人第二代」還沒老到「癡呆」的地步,將「大時代」的點點滴滴,以「文字」方式傳承下去,讓我們的後代在瞭解自己的家族史之際,也得以審視那些可能遭歪曲的中華歷史,不正是我們該盡的義務嗎?

你腦海裡的珍貴記憶若是成了過往雲煙,就這樣消逝無蹤,豈不是太可惜啦,開始動筆罷!

【謝行昌,202112月完稿於美國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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