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街的故事之八：我的九舅公范新懷（下）
【大紀元2021年11月12日訊】在那血腥的「毛三十年」中，許多親友皆命運多舛，九舅公范新懷就是其中一位。
九舅公是家中長子，在我母親的成長歲月中是她的主要「靠山」之一，在親情上，她本就相當依賴這位舅舅的。當范新懷得知甥女在北平遭他姐夫﹝我的繼外公﹞冷落時，立即挺身而出，表態願意供她一直到讀完大學。所以我母親在北師大女附中讀完高一之後，立即奔赴青島，在自己外公、外婆與九舅之照應下，畢業於青島女中高中部。
我的父母是「緣訂青島」的，當我父親謝肇齊由南京趕赴青島去相親時，母親的外公、外婆與九舅三位，都是女方的當然「裁判」，握有關鍵之「取決權」，我的老外公范岱雲一眼就相中這未來的孫女婿，直誇他氣宇不凡，乃亟力促成這段姻緣，這之間趣事不少，以後再寫吧。
父母於1936年7月4日在南京成婚，母親於次年考上金陵女大，但學校尚未開學，中日就已正式開戰，接下來的是那八年顛沛流離的日子，母親就此失去讀大學之唯一機會。
抗戰末期的1944年初，青島還在日寇佔領下，九舅公本就是位「熱血」人士，一向對東洋鬼子厭惡至極，早就想到「大後方」去「共赴國難」，加上我父親已在貴州札佐的「軍政部陸軍札佐演習場」擔任場長﹝師長銜﹞，屬下有十幾位歸國的軍事留學生們協助他耕耘了四年多，培育出大批﹝數以二、三十萬計﹞抗日精兵。當地生活環境雖清苦，但至少安全無虞，況且我母親也十分掛念住在青島的家人，積極地鼓動他們搬到貴州避難。我母親當時身體不好，青島家人全是她的至親長輩，當然也非常關心她，這雙重的相互考量，促成了他們長途逃難之決心。
抗戰時期的交通工具不是有聯貫性的，以致他們由青島到貴州札佐的旅程，許多路段是要靠兩條腿走的。我的老外婆﹝彭氏﹞幼時遭纏足，那兒能長途跋涉，這段旅程竟然是她兒子，我的九舅公揹她老人家走到貴州的，全程少說也有數百﹝近千﹞英里，現在聽起來簡直匪夷所思，這是何等的孝心與毅力。
就是因為老外婆幼時受夠了纏足之苦，所以她的四位十九世紀末出生的女兒，包括我的外婆在內，不但沒有遭纏足，還接受了新式學堂教育，成績出眾的，更是有出國留學的機會。舉兩個現成的例子，我的外婆范新懿就是去日本習醫，姨外婆范新瓊則到法國習畫，在當時的中國，這是突破舊社會保守「規範」的。君不見，號稱是世界民主模範的美國，其白人婦女也直到1920年8月18日才獲得投票權的，足見百年前對婦女之歧視是世界性的。我那可憐的老外婆生長在極端保守封閉的年代，是典型的受害纏足婦女之一。
當我九舅公一行經過長沙時，或許是受我母親之託，順便在長沙郊區的農家找來一位家庭褓姆，一路帶到貴州札佐，她就是曾悉心照顧過我們兄弟倆的「張嫂」。
張嫂比我母親年長約兩、三歲，粗識字，結過婚，也至少有過一個孩子，為了家計而出外謀生，在我們家前後工作了四年多， 操持家務帶孩子之外，還兼照應家中兩位老人家，但她通常不需下廚，也不幹粗活，與我們一家相處融洽，直到那兵荒馬亂的1949年才離開我們。
很遺憾的是，張嫂的原名已遺忘在漫漫的歲月中，她的形象我也完全沒有記憶，因為我當時實在太年幼，但張嫂在我的生命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我母親也十分倚靠她，把她當自家人，吃飯時更是同桌一起吃的。
如今回想起來，母親如此倚重張嫂，與她童年時痛失幼弟﹝日生舅﹞應該有關。母親生下我之後身體極差，只剩下「皮包骨」，還經常虛弱得起不了床，我哥哥當時尚不滿四歲，也正是日生舅遇溺的年紀，我父親抗日軍務繁忙，經常不在家﹝我出生於獨山戰役結束後不到一個月﹞，如今遠方近親們又都來貴州札佐避難﹝連繼外公的一家六口，也於1944年4月由長沙徒步抵達﹞，家中確實需要添個幫手。
我自出生離開醫院，就在張嫂的懷裡成長，幾個月後，鬼子們吃了兩粒原子彈，自晚清以來就欺辱中國人達半世紀之久的日寇，終於屈膝投降。我們一家人，連同已如家人般的張嫂，就隨國民政府復原南京，父親當時在陸軍總部第五署任職﹝掌管陸軍訓練的機構﹞。
八成是因天生魯鈍，此時我已一歲多，都已搖搖晃晃地可以走幾步路了，但居然還不會講話。有一天我被放在有高欄杆的幼兒床上睡午覺，張嫂與我母親則在客廳裡話家常，兩人的閒聊突然被我的「喊叫聲」打斷；
「XX！」我在喊。
嗐！我居然第一次喊出聲啦，張嫂與我母親都十分驚喜，不過「XX！」實在有點兒「語焉不詳」，兩人趕緊躲在門後靜聲聆聽。
「XX！」我站在幼兒床上兩手緊抓欄杆，又連喊了好幾聲。這下子她們終於確定了，那「XX」是「張嫂」，而且是湘音的「張嫂」！
張嫂連忙進房把我緊緊地抱在懷裡，盛讚我是個「有良心」的「芽子」。我母親則是憂喜參半，我會「開口」固然是好事，但喊出的第一聲居然不是「媽媽」，也確實讓她抱憾終生。哦，「芽子」是湘語中的「小崽子」，是「小孩子」的暱稱。
我父親於1947年9月，被陸軍總部與美軍遠東區總部共同遴選，遠赴位於美國堪薩斯州的陸軍參謀大學受訓﹝此行總共只有三位國軍軍官，其中一位是何應欽將軍之女婿汪敬熙，他日後曾擔任過中華民國的上將警備總司令﹞，直到1948年11月才返國。這一年多期間，我們母子三人連同張嫂，都被送到青島，因為那時不但我的九舅公已回到青島電信局的原工作單位，七舅公范新度﹝又名范澄川，湖南工程學院紡織系畢業﹞也在青島，擔任炙手可熱的中紡青島分公司十三個紡織廠的總經理，我們四人﹝包括張嫂﹞就借住在七舅公的金口一路十四號中紡宿舍裡。
當時繼外公全家也在青島，劉侃元以其流利日語，協助七舅公范新度接收原屬日系的紡織廠設備。當時年僅十五、六歲的梅姨﹝就讀於青島聖功女中﹞，常帶著我去中紡宿舍﹝在海邊﹞旁的海灘戲水，這兒時情景還一直存在我的腦海中。
父親返國後，我們全家遷回南京，父親在領陸軍三十二師﹝屬第四軍團七十軍﹞由江蘇移防至江西瑞金時，張嫂還在我們家裡，此時我母親與她已有近五年的相處，倆人在情感上也十分融洽，但時局大亂之下，人心惶惶，張嫂擔心自己家人的安危，在七十軍奉令移駐廣州之前夕，依依不捨地告別了我們。日後兵荒馬亂之際，我們母子三人從廣州倉惶出逃到九龍，就再也沒有張嫂的消息了。
一甲子後，躺在松街療養院的母親追憶，在江西瑞金時，我們若是能拿出約一百銀元給張嫂寄回家鄉作「安家費」，或許可以留得住她，但是之前我父母親已將積蓄中的大部份﹝四百銀元﹞，轉交給我在福建武平老家的奶奶﹝我在2012年母親過世後的一篇文章中曾詳述其經過﹞，沒有什麼餘款可以留住張嫂了。
張嫂是貧戶出身，但願她能在老毛的血腥三十年統治下苟且偷安，但把張嫂帶進我家的九舅公范新懷與繼外公劉侃元可就慘啦，他們是老毛扭曲人性的階級鬥爭中，必須鬥垮鬥臭的右派知識份子，是遭老毛迫害的億萬黑五類民眾之一。
話說從頭罷，繼外公劉侃元在日本留學時，就已被共產主義的謬論洗過腦，是日本中國留學生中的左派領導人之一。返國後還曾應周恩來之邀，成為黃埔軍校的政治教官之一，您看倌總不該忘記，在國共尚未分裂時，周恩來曾是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吧？繼外公劉侃元一生從未加入共產黨，但卻是個徹頭徹尾的馬克思、列寧的共產思想信奉者。
毛朝開張之日﹝1949年10月1日﹞，老毛在天安門上趾高氣昂地宣稱「中國人民站起來啦」，事實上「倒下去」的比「站起來」的還多，「地主們」人頭落地後，騎在農民頭上的「新地主」，正是共產黨自己，被「解放」後的農民是沒有土地擁有權的，其他的血腥階級鬥爭也立即展開，鬥爭對象居然是敵我不分的。
三年後的1952年，繼外公劉侃元這「非共產黨員」就開始被老毛清算，遭誣指為反動的共黨「托派」，剝奪了他在湖南大學的教授資格，讓這極左派書生頓時生活無著。之後老毛再施「大鳴大放」之詭計「引蛇出洞」，繼外公就是那群天真地，被引出洞的近六十萬「知識蛇」之一，慘遭抄家不說，還惡整他必須日日以掃街清廁維生。老毛如「地痞流氓」般欺辱知識份子之行徑，在「大鳴大放」運動中表露無遺，當年奮力捧毛的眾多天真左派知識份子，這才如大夢初醒，後悔莫及。
1966年文革開始，我外婆范新懿親見夫婿遭紅衛兵無數次暴力地毆辱與批鬥，氣急之下不幸中風，導致全身癱瘓且喪失語言能力，纏綿床第足足七年之久，終於在1973年含恨而逝。
繼外公則含冤掃了25年的街，直到老毛赴閻羅殿報到後的第三年，才得以「平反」，不再被「強迫勞動」，但是歷經30年來花樣百出的各種毛式階級鬥爭「運動」，全家老小早已被打成了「黑五類」，所有家中成員皆受到非常不人道之殘暴迫害，簡直生不如死。好在梅姨自幼就已過繼給親戚，得保無恙。最慘的是劉侃元的繼子﹝我母親的親弟弟余怡生﹞，他是在公審後，遭共產匪徒們就地活埋的！
九舅公范新懷在神州變色時，是長沙市電信局局長﹝或是擔任總工程師﹞，1952年的第一次「反右」，他這知識份子就遭下放到農村去勞改，兩年後才被遣返長沙。也像他姐夫﹝我的繼外公劉侃元﹞一般，遭罰以掃街清廁維生，此刻的范家宅院已被抄家，也不知他老人家每晚在那兒落腳﹝因為親戚們怕惹禍，都不敢收容他這黑五類﹞。我們現在可以確定的是，九舅公死於1959年初的隆冬某日﹝也就是俗稱的三九天裡﹞，在饑寒交迫之下，孤獨地倒斃於他每天必須「工作」的長沙街頭，遺體遭大雪掩蓋，數日後才被路人發現。孝子竟然沒得善終，嗚呼哀哉！
在松街療養院裡陪母親的最後半年裡，聽她老人家講了許多家族成員的故事，她的「人生列車」起站是湖南長沙，終站在美國舊金山，一生歷經了數不清的車站，在這「大時代」裡，她是億萬受苦受難的中國人之一，所以在人生每一站所發生的「故事」，經常是「甜少苦多」，直聽得我淚眼滂沱。至於歷經了更多車站的父親，他在福建老家之親人所受到的極嚴重迫害，就不是我三言兩語就可以帶過的，以後找機會再寫吧。
唉，難過歸難過，眼淚也就任它淌吧，至少這半年隨侍母親的日子，在我的生命中不但具有特殊意義，也是非常溫馨的。
【謝行昌，2021年十月完稿於美國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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