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去做的個人原因可能因為他們是身在中國的記者，但還是可以做出下列歸納。在中國做新聞報導也許沒有像在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那樣困難，但是CNN的報導還是經常遭到封殺，記者被拒發入境簽證，想要進軍中國的大傳媒機構要非常注意自己的立場（比如，白克爾和林和立同為中國方面的專欄作家，但當《南華早報》決定開創中國市場後，他們都被解聘了）。因此，新聞機構在北京不得不規範他們記者的「操行」。他們用正面消息（《紐約時報》對中國首次地方選美大賽的報導）來沖淡負面新聞（《紐約時報》揭露愛滋病在中國一個內陸省份蔓延的情況）。他們把那些看起來好像是要把西方的人權和民主觀念灌輸給中國的語句刪掉（這些語句不「客觀」）。
一位美聯社記者向我驕傲地說，只要他一覺察採訪對象流露了憤怒或報復的「動機」，就立即打住。這就意味著在中國，許許多多有意義的新聞題材永遠失去被審視的機會。
北京的外國記者不僅要對付他們老闆的刪節和中國政府的監視，還必須在一個難以獲取真正資訊（統計數位、公眾態度、所有權、投資規模、消耗和利潤甚至包括規範用語等諸如此類的新聞報導最基本的要素）的環境下工作。記者們不得不像美國商務代表那樣在中國政府官員前畢恭畢敬，只報導一些日常的大眾化新聞。記者和商務代表在這方面都學乖了。在一次西方商業代表的遊說成功後（中國政府放寬了對編碼技術的政策），我問美國駐華商會主席提姆．斯特拉特福（Tim Stratford），為什麼在論功行賞時，對我所在的公關公司（做了大量的基礎工作）隻字未提。斯特拉特福把我的話給頂了回來：「在這個地方，你最好不要讓別人知道你在做什麼！」美國衛星公司休斯（Hughes）和勞拉爾（Loral）發生醜聞後不久，在美國大使館的一次聚會上，一位來自休斯的代表吹噓著（確切地說，應該是喊叫），如何封殺了一位《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因為該名記者寫了一些他不喜歡的文章。事實上，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新聞，只要出現一則對中國政府或者對美國在華商界造成威脅的有力度和深度的新聞調查報告，該名記者得到的回報就是被列入黑名單。
當你步入二環路，你就進入了北京的老城；喧鬧的聲浪逐漸消逝，尤其是在胡同的居家裏面，這會使你想要尋求異國風情的願望愈發強烈。外國人是不允許進入中國普通百姓家的，直到最近，這個禁令才被解除。在整個九十年代，野心勃勃的外國青年為了低廉的租金和體驗真實的中國，冒著被警察發現的危險租住在破落的住宅樓裏和新胡同住宅區，甚至搬到連熱水都沒有的老式院落裏。他們屬於最新的一類外國僑民：其中包括刻苦學習漢語的外國青年，異國夫妻、前衛藝術家、以及各式各樣的人們；他們不願意花錢坐計程車，有些人還宣稱他們樂於使用大眾交通工具－－公共汽車、地鐵和自行車。許多外國青年確實把促進中國藝術、音樂或其他方面文化領域的發展當作自己的事業；比如支援北京奧運會，既是為中國做貢獻，也是為個人發展。這些追求新奇的外國青年大都在大學時期被教導，當遇上聲明自己是受害者的人時，要避免使用西方的價值觀或乾脆不用任何價值觀來判斷事情。
中國宣稱自己是受害者，可以接受一個正在改變的中國以及承認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只要中國的國力不如美國，有關中國的崛起是否真的對世界造成威脅就不值得探討，因為那種討論會被認為有霸權主義傾向。面對每天要與中國朋友和戀人相處的壓力，美國青年們很快找到了一種不觸犯周圍人們脆弱情感的中國式的圓滑。那就是表現出隨和忍讓的姿態，注重強調不同文化衝擊帶來的樂趣－－要麼擁抱這個浮躁的世界，要麼孤獨一人。（註：一些為數不多的、來自美國的年輕人，在中國的制度下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受到政府部門、軍隊首長和高幹子弟的庇蔭。一位來自英國的年輕淘金者非常隱澀地告訴我，他如何成功地將武器零件走私到北韓；一個美國人則虛偽地向我抱怨，他花費了不少時間在國際航班上，只因為要把好萊塢最新發行的影片帶進中國，以供中國人翻製成VCD或DVD出售；有一些人無法有更好的發展，乾脆搬回北美。大山，從加拿大留學生變成中國娛樂界名人。他因為在電視節目上戴假辮子而受到全中國計程車司機的喜愛，也因為願意在天安門鎮壓後出現在中央電視台的新年晚會上而得到中國政府的青睞。）
作為一名新來者，我也想融入中國。就在我開始為公關公司工作後不久，收入的增加使我具備了到北京胡同裏居住的條件。菊爾胡同緊挨著鼓樓，在紫禁城的北邊，這裏的住戶百分之十是外國人，是中國最早對西方人開放的地方之一。在北京市前市長和瑞典方面的援助下，菊爾胡同被建成一條既保持了老北京風格又設有高檔住宅設備的混合體；建築物一般只有三、四層樓高，融入了新式的東方建築元素，大部分的廁所都被設計成中國傳統的蹲廁。整體融合了具有東方特點的IKEA（瑞典家具品牌）設計風格，因此大部分的公寓顯得高雅體面；但是在社區的中間位置，卻有一家專門賣罐燜狗肉的地下餐廳。
要想找到我們住的地方必須穿過幾條老舊的胡同小巷，來到菊爾胡同的入口。這裏停滿了自行車，洗好的衣物掛得到處都是。你要從左邊走上樓梯，如果你不小心沿著樓梯朝下走（我曾經犯過一次這樣的錯誤），就會看到一排排陰冷潮濕的房子，裏面擺滿了鐵架床，彷彿是運送奴隸的船艙，裏面住的全都是中國的民工；他們算是比較寬裕的了，至少不用睡在建築工地的帳篷裏。我經常對站在樓梯上，用海綿從鋁盆裏汲水洗澡的民工驚訝不已。
走上樓梯，看到的是一個破舊的旅館，比地下室好不到哪裏去。二樓的房間條件稍微好一些（但晚上就寢還得把白天收起來的床拉出來，地板會被磨得吱吱響）。三樓和四樓就是我們的住所：一套複合式鋪著木板地板的住房，兩條露天走廊和一間溫室；房子的面積不大，但是收拾得很俐落，最大的優點就是視野良好。北京是一個在規劃中不斷被推倒和重建的城市，除了幾根電線杆和屋頂有小耳朵的派出所外，我們可以看到整個鼓樓和它的姊妹－－鐘樓，作為這個滿清城市的城牆，它們從十五世紀到現在就未曾改變過。
(待續)
轉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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