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種，夏皮羅和李敦白式。即緊緊跟著黨走，永遠為黨的目標奮鬥。但這不僅僅是動動嘴皮子，經過了五十年的歷練，中國領導人雖然在處理公共關係方面還是生手，但卻能熟練地判斷出一個西方人所說的話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種，即用之於亞洲地區皆準的商務活動－－送禮（投資、政治優惠或者是技術上的援助）。如果貝彼得能為中國引入投資，並願意在其他外國企業紛紛撤出的時候表示對中國的局勢有信心，那麼他將會立即得到部長們的接見。如果通過他的公共事務機構進行運作，起碼要花上數年的時間。
第三種，學者或記者的方法，很簡單，就是拍馬屁，對中國文化大加讚賞。這種方法如果運用得好，很多時候會被認為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對中國的嚮往。
每一個成功的外國商人都會用一到兩個上述的辦法。就我來說，來中國是幫助北京電視台打造國家宣傳企業（夏皮羅和李敦白式），並通過我工作的公關公司為中國引入外資（貝彼得式）。另外，只要看我選擇寓所的地點（在北京小街小巷中），就可以說明我是熱愛中國文化的，同時我還在追尋中國文化的精髓－－任何一位我的中國同事都不能否認這個事實。
有人會問，難道真的需要這些虛偽的做法嗎？又有誰會在乎你是不是中國的朋友呢？雖然每個外國商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經歷，但我相信，使大家想要成為中國的朋友的動機中，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部分。我不敢對他人的動機妄加評論，但我可以告訴你們，我是如何一步步發現真相的。一方面，有像艾德這樣的人，從另一方面來說，成為中國的朋友將有豐厚的回報：地位、金錢、甚至還有浪漫的生活方式。我來北京不到幾個月就認識了龍安志（Laurence Brahm），他是所有這一切的化身。
我來北京後不久，美國駐華商會的主管傅中寶（Michael Furst），就向我提起過安龍志。龍是一位美國律師，自從八十年代起就頻繁出入中國，在北京上流社會中是個名人，他也許會對我的紀錄片感興趣。
所以，在一個寒冷的冬日，我出發前往安龍志在東四的辦公室兼寓所，它位於北京中心地帶附近的一條東西走向的胡同裏。冬日的陽光透過計程車車窗玻璃暖洋洋地灑在我的身上，汽車因避震器失靈而左右搖晃，讓人昏昏欲睡。從下車時付的計程車費判斷，我在龍安志的紅色木頭大門醒來之前，司機已經帶著我在北京市裏兜了一大圈。
我遲到了一小時，覺得身上很冷，腦子分不清方向；我略帶遲疑地按了門鈴，一隻紅眼睛的小哈巴狗突然狂吠起來（跟許多在北京的小狗一樣，安龍志的這隻也有結膜炎，這是北京長年被工業粉塵籠罩的結果）。安的助手帶我穿過寬敞的庭院，前往他的辦公室。看著兩旁的盆景，我發現一間滿是革命紀念品、雕像和骨董的大屋子，每一個細節都是中國化的。
這些中國物品在我這個涉世不深的人眼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九九年的北京，類似的獨門庭院之家沒剩下幾個，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絕大部分都被徵用，改造成多戶人家共同的住所。附近的庭院正一個一個的被推土機夷平。因此，想住在像龍安志這樣經過精心修復的小庭院裏，你需要的不僅僅是金錢，還需要流利的中文；但更重要的是與當地官員的良好關係。
龍安志個子很高，鬚髮修飾講究，一副典型的高加索人種的相貌，一頭長長的、濃密的銀髮和湛藍的眼睛，在北京人眼裏是一個絕對的老外。他臉上有一種忽隱忽現的不耐煩，卻又同時存在著一種隨時可能接受你的表情。在中國商人眼裏，他的辦公室可能很過時，甚至在政治上也是不入時的：優質的明朝仿古家具，木頭格子上掛著他與各位高官和高幹子弟合影照片的鏡框－－顯示他有著廣泛的人脈。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名片背後印有辦公室所在位置，刻意標明與中國外交部挨得很近（還標出了司法部和文化部的位置）。
我們相互做了簡短的自我介紹。龍安志告訴我，他在中國和香港生活了二十年，是越南和老撾問題專家。九十年代他擔任中國政府的顧問，曾運用他的學識幫助許多軍工企業在香港股票交易市場上市；他也是南龍集團（Naga Group）總經理，一個為世界企業五百強提供資訊的小型諮詢公司。妻子是高幹子女，來自一個軍隊高層將領的家庭；他在修繕自己的庭院時用的是曾經在故宮工作的工匠。
作為一名律師，他對那些關於北京房地產買賣和建設方面荒唐的拉鋸式談判官司有著出乎尋常的愛好。最特別的是，他還是一位寫了二十本書的多才多藝的作家（《中國第一》、《諸葛亮處理中外合資危機的藝術》、《在中國談判之三十六計》、《當「是」意味著「不」》等等）。這些書大部分在香港出版發行，瞄準的是在亞洲經商、生活的外國人。龍安志會講流利的普通話和廣東話，還是空手道黑帶。
當他對我述說他的經歷時，我不只一次感覺他在吹牛，我甚至還希望他能編出他是如何在人民大會堂做鋼琴獨奏表演的，或者是用毛的打火機燒了他的手掌。他的口若懸河使我感到有點驚恐，看來他肯定不會對我的紀錄片提供任何資助。雖然我搞不清楚他對我用的是什麼談判技巧（諸葛亮的？還是孫子的？），但我還是硬拿妻子少得可憐的錢購買了兩本他的新書。
回到位於破舊的老樓裏的居室，我翻看著那兩本書，開始進入沉思之中。《紅都》，寫於一九九七年，該書熱情歌頌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香港的回歸。香港富翁李嘉誠（北京的支持者，我認為他是亞洲版的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被描寫成一位與中國領導層有密切關係的「超人」。龍安志還熱烈地評述了李如何推平麥當勞在世界上最大的王府井分店，成功地在離天安門廣場一箭之遙的這個黃金地面建造了輝煌氣派的東方新天地。這類的文章，與指責英國人在撤離香港時到處留下地雷（一座耗資巨大的「白象」機場和虛偽的民主）的各種斷言，巧妙的安排在一起。幸運的是，紅色政權和不屈不撓的中國人民將會最終戰勝這些艱難險阻。
(待續)
轉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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