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與世隔絕和黨內鬥爭，顧不了廣泛利用外國人為中共利益服務的這一策略，直到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將夏皮羅等人從「國際友人」貶為「極左人士」（指沒有緊密跟隨黨的新路線的人）。現在，中國之友的定義取決於能否帶來金錢（或者至少能否帶來技術、政治上的信譽）；因此，能夠得到回報的標準從以前的意識形態方面對中共的忠誠，轉變為能否積極拉攏到具有商業、政府或軍隊背景的外國人。政策也有了新的變化，隨著對外國人旅行諸多限制的取消，大批的美國人開始湧入中國，去重新探索這個古老的國度。
（註：即使在八十年代，許多來自非盈利機構和大學院校的美國人，依然受左派空洞理念驅使前往中國，與中共的期待風馬牛不相及。我之所以認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美國左派把中共理想化，不僅是由於那個時候對針灸和赤腳醫生的神奇宣傳，還因為我小時候有關中國的記憶。記得我在佛蒙特家中打蒼蠅時，我姨媽，一個麻省理工學院教城市規劃的教授，也是個左派人士，曾笑著對我媽媽說，中國最近開始了一個運動，叫做「除害蟲」，其中包括蒼蠅。看來中國蒼蠅已在那裏絕種。只是在多年之後，我才瞭解到她指的是「除四害」，是由毛在五十七年大躍進期間發動的活動，不僅要除掉蒼蠅，還要除掉被國家認定為異己的人。）
在八十年代，隨著中國開始進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人流變成了人潮。一些可能在中國發展中起重要作用的西方人物（比如，克拉克．雷德（Clark Randt），曾於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四年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任一等秘書和商務參事，現在是美國駐華大使）開始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屠殺的後果促使在中國的外國人被迫離開或解雇，他們主要是有獻身精神的中國學者、非政府組織職員、英語教師和為數不多的美國企業家，這一時期也宣告了小黃金時代的終結。
中國政府把天安門運動歸咎於受西方影響的結果，因此，決定留下來的外國人，被認為在意識形態上對中共存在某種程度上的認同，或者是對中國的未來持樂觀的態度。吸引外國人來參與中國建設的長遠目標又出櫃了，但隨之而來的還包括：外國人要想得到友好回報，就必須首先證明他們是中國人的朋友。貝彼得（Peter Batey），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斯（Edward Heath）的私人秘書有可能是待在中國時間最長、最聰明的外國僑民之一），他敏銳地嗅到了這個新的變化，於是，在天安門屠殺事件後沒幾天，他就向中國政府申請經商許可，那些驚魂未定的中國官僚起先都以為他在開玩笑，但中共不會虧待她的朋友，現在，貝彼得是歐洲商會會長和在公關公司領域首屈一指的亞洲安可公司的主席。
貝彼得曾經公開對中國長期的穩定和發展表示有信心，這樣做是為了虛張聲勢。對外國投資者而言，中國市場的潛力直到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演講後才開始顯現出來，這時對西方商業投資者的政治障礙才被清除。從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所有理想中黃金國的因素逐漸依次出現：致富的可能性和東方熱土所蘊涵的無限機會與褪色的馬克思主義教條混為一體，與重新誕生的資本主義形成一種雜交理論：即中國的市場經濟並不需要西方資本主義的三個必備條件（自由放任、民主和言論自由），他們反而認為新中國必須要排斥掉這些因素。
從馬克思主義中解放出來，意味著中國自我解放，成為一個異國情調的象徵，提供外國人對她表示友好的一個新渠道。即便到了九十年代，中國仍有許多令人嚮往的異國情調，這指的是毛時代摧殘過的，流入民間的一切文化遺產。雖然雜亂無章，卻保存了下來，北京到處都能看到這種中國傳統文化留下的輝煌，等待著藝術史學家、非政府組織成員和世界上前五百家財團老闆們的光顧。
既然中共要利用中華遺產，即占主導地位的漢文化遺產，來達到它的目的，「五千年的歷史」這句話就不再是隨便說說而已了，而是閃爍著耀眼光芒，永不熄滅的火焰。美國僑民能感覺到這種火焰散發出來的能量，甚至以瞭解中國文化的鑒賞家自居。曾經有一齣諷刺話劇（主要是攻擊美國文化的實用主義），年輕的演員以他們纖瘦的臀部為傲，還運用諷刺和挖苦等很多表現手法顯示他們優於美國的同齡人。中國第一次出現了名符其實的性革命－－把一切都搞得更性感和更悖於常理，與西方相較有過之而無不及。當中國古老文化遺產的美麗，被建設超級強權的氣錘、起重機等機器設備所撞擊而扭曲時，整個中國社會好像不約而同地對他們新發明的漢文化持更為開放的態度並且信心十足－－尤其是在西方記者、史學家和收藏家眼中。
最後一批「粗俗和快樂的外國人」（這是八十年代就在中國居住的外國僑民對他們的稱呼）開始如潮水般地湧入更開化且更令人舒適的北京。在這裏，他們不僅可以享受到傳統的中國菜餚，還有咖啡、萬寶路香煙、雞尾酒和大批的白糖。但對於追求理想黃金國的人而言，條件依然存在：龐大的臭名昭著的國家機器、沒有規則和誠信可言的血腥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固執而且愚蠢地操縱每一次為成交所進行的談判，從以上千萬元資金建立進口水果的銷售系統，到街頭水果店為單個香蕉的定價，無奇不有。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現在你在冬天的北京可以買香蕉，而不只是冬儲白菜。任何對新中國過多的抱怨和批評只能說明你並沒有真正瞭解它，還說明你來得太晚，不知道男人是男人，白菜是白菜。
（註：在八十年代，美國的國內機構非常熱中於把代表派到中國來，然而那些代表們由於缺乏基本的物質保障和工作條件，或者是對中國官僚制度的腐敗現象無所適從，因此成效非常有限。但到了九十年代，情況有所轉變。隨著中國外來投資的增長，要想在中國市場獲得利潤變得越來越困難。同時，外國商人也在提醒我們，中國正在發生變化，至少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得到改善。雖然偏遠的西部地區仍處於八十年代的生活水準，但我到中國後不久，美國國務院就將北京從「艱苦崗位」的名單中剔除了（許多外交官員對此感到驚愕）。國務院的決定沒有錯，妻子帶了一箱她愛用的品牌的衛生紙來中國，因為她誤以為在中國買不到這個品牌；而我則帶了一箱隱型眼鏡清潔液，後來發現不僅在中國的藥店有出售，而且價格比在美國便宜，還附贈眼鏡盒。再舉一些小例子，早在九十年代前，在中國的一般美國商人就遠比在美國的商人過得奢華，家裏有僕人、司機，充裕的金錢可負擔兒童保育，可以享受成熟的社區服務，持有美國商會的尊貴地位、鄉村俱樂部會員身分，打高爾夫，吃最好的食物，並有機會與那些貪圖上述享受的人保持廉價的、不道德的性關係。因此，當美國國內機構對與中國打交道感到厭倦時，這些商務代表馬上就鼓吹在中國「保持影響力」的重要性。）
新到的外國僑民很快就明白，要想在中國取得成功就必須得到當地政府的認可。接下來就意味著你要被認作是中國的朋友。中國領導人至少建立了三種方法讓你顯示友善。
(待續)
轉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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