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我们还不如你们(3)
（二）情缘
文革后期，我对二胡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这种善于舒发心底悲情的乐器，从没有人手把手指点过我，李克嘉编到农六队时，农五队原先占据的房子改建成了小监，他入狱的时间比我晚一年，当我们在1964年从黄联关押送到这里来的第二年，他才从成都监狱押到这个农场。
1966年，他从农五队编入六队后，由于累次越狱逃亡，所以名扬盐源农场，成了农场第一流‘反改造尖子’。
1968年夏天，那次在农六队监球场击毙一名从小监逃出来的囚奴，当夜被老管叫出来陪“杀场”的就是我和他。
大约从67年开始，每到晚饭之后，他便坐在监舍房前的廊沿下，拉起悠扬的二胡曲子。在我听到的“江湖水”演奏中，除了从广播里时不时传出的中央乐团的演奏，我还没有听到过像他所演奏的催人泪下。
其实他演奏的仍然是刘天华的老作品，不过经过他的手，那二胡两根弦里，流出来的真有“幽咽泉流水下滩”，“别有幽情暗恨生，”的情调。那一宛流淌的清泉，淌入闻者的心坎里，会让人仰空长叹，轻梳自己所遭遇的悲苦人生。
我听得出他所奏出琴声分明在用心与人交流，一曲一调便是心在呕歌，那琴弦上所飞出的，其实是他心的哭声和呐喊！
我便下决心，一定要学会这种能表达内心的乐器。
我想，在这种特定环境下，也许借助于这种乐器同人交流来得更容易，更能表达心的声音。
当然，我知道要学会用二胡与人交心，对于像我这种连它的基本指法都不会的人一定很难。为此，李克嘉送了一把淘汰的二胡给我，另赠“心领神会，自己摸索”的八字真言，什么也没有教我。
与此同时，我托上山伐木的李相华为我从山上带回几块黄秧木，并请擅长木工的人自制了一把新二胡。
听众告诉我，拉哑胡进步不大，认为既要练习就必须按上卡子把声音抖出来练习。于是我大胆的安上了二胡的高音卡，让我的“杀鸡杀鸭”声接受大家的评议。
农六队的几位“胡琴手”，琴声有别，三个月后，当陈孝虞听到我的琴声后，惊奇的问我道：“还从来没有听你拉过二胡，不料你也会这一门。”还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学的？”我微微一笑问道：“能打上等级么？”他说：“不错，只是声调太悲伤太压抑了！”
这正是“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高山流水有知音，他对我的夸奖，证明我用琴表述了我的哀伤，被他听出来了。
只要闻者能听得出那琴声中的悲伤，便证明我这种用琴说话的初衷得到了实现。也唯有能听出那悲伤的人，便是亲身领受这种处境的同情者。
唯愿从琴弦上抒发出来的压抑，能唤起精神麻痹的人，从昏昏渡日中惊醒。我想连自己的处境都不知悲伤的人，就不可能想去改变这种处境了！
这一年下半年秋播到来之前，蔬菜组被派去毛牛山上为菜地积肥。那里是以松柏为主要树种的原始森林区，成为聚居在那里的彝族人放牧的场所。
因为多年积存下来以松叶为主的腐植土，以及遍地牛羊拉撒的粪便，便是我们积肥的主要原料。
进山那一天，我带上的除了被盖衣服，还带上了李克嘉送给我的那把二胡，汽车把我们带进了原始森林，一个小时后，在密林中的公路旁边，一幢中式大庄园里停下。
这大宅院便是我们暂住的地方，进入大院大门左侧厢房的楼上，爬上楼梯在木楼的地板上铺好了地铺，下午就进了山林。
来到大自然中栖身而居，久被铁窗之下长期闭塞的心灵暂时获释。这儿再也没有报告声和监狱那股恐怖和阴森，时值深秋，那林间散发出来的自由气息，慰抚我心灵长期受到的压仰。
“森林真美！”我大声呼叫着。陈肖虞在远处传来了惊呼，“看，好大的蕈。”他手里正捧着一朵足有半斤重的红白相间的山蕈。我们都围了过去，相互询问，无人能说出它的名称。
继续收索，那在树下和草丛，石壁中藏着黄色的红色的、白色的蕈还真不少，久在外住的李相华给我们指点那些是无毒的。于是我们边收拢腐植土，顺便的捡回了那些山蕈。
庄园附近的水井里，正好有几个彝族的女孩子在那里取水，水装进一个像坛一样的瓦器中，顶在头上便赤脚踩着山间小道的石子路，很快消逝在密林中。因为语言的障碍，我们没有同这些取水的女孩子交谈过，但那情景绝对比画上的生动多了。虽然她们头脚甚至脸上都是“花”的，但那绝对是美丽的。
堂屋里升着火。铁锅里煮着一大锅下午捡回的蕈子。我独自爬上楼梯，取下挂在墙上的那把二胡，调整了一下弦的紧度，轻轻开始拉了一曲‘良宵’。朝着木楼上的小窗子向外望去，暮色的白雾已徐徐覆盖了远近的松林，渐渐地我陶醉在琴声中，有意让那些飞进密林深处的旋律，召唤那些无家可归的幽灵！
忽然，在那上来的楼梯口上，半暗的烛光中晃惚地冒上了一个人头来，紧接着从那里传过来一声低声的呼唤“老孔”。
我吃惊地转过脸去，狱中十五年，人们一直呼唤我为“孔老二”，用“老孔”相称的同难实在不多，尤其是这个蔬菜组。“孔老二”的称谓使我同大家很贴近。这“老孔”的称呼，听去却极为熟悉，我很快分辩出来，并且几乎失声惊叫道：“冷军。”
果然是他，他很快地跨了上来。在农六队山梁上我已有很久没看到他了，万没有想到竟会在这个地方重逢。我丢下了二胡，迎上去同他紧紧握手。再看看他那模样，暗淡的烛光下，只觉得他瘦了些，不知是什么时候还戴上了眼镜。楼上没有凳子便只能坐在地铺上。
入坐后，我发问道：“你怎么也会到这个地方来？其它的几个同学呢？”他开始慢慢地讲出这一年来的变化：“原来在一起共患难的四个同学，只有一个得到了城里的招工指标，据说是他父母疏通了县招工办公室里的负责人，回城去了。
“剩下的三个人去年冬天合计偷杀了公社的病羊，被抓住挨了民兵一顿打同公社闹僵了，便回了眉山。”
“老爸死后，我的家便不再存在。正好碰上盐源公路局的养护段招工，我报了名，临时工工资每月二十元，除掉伙食以外，每个月剩下四五元另用钱。但生活上比原来在农村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安定一些”。他叨叨讲述一年来的经历。
“这几天我们住的道班正好也在这座大宅院，下午六点钟收工回来，正在弄饭，便看到你们从树林中回来，夜色中看到你，因为光线太暗，我还不敢认，直到吃过晚饭听到楼上的二胡声，循声找来，刚刚爬上楼来，果然是你。”(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