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古代女权问题，自民国始就是一个热议话题。尤为一些以反传统为先进的学者所批判，甚至著书论说古代女子之生活如何水深火热。而其所归咎者盖有两端，一为儒家礼教，一为宗族制度。
儒家学说建立于春秋时期，孔圣先师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奔走呼告，克已复礼。不过儒家中礼的部分被充分实践，主要是在宋朝。彼时，宋朝理学家们将礼教从一个趋于凌迟的状态重新强化，不仅使社会从五代以来的混乱状况重归正轨，且对后世产生深远之影响，而元明清世之礼教思想与有宋大儒一脉相承。所以，等到近现代的反传统思潮出现时，宋代理学就成了他们抨击儒家时的众矢之的。
然而须当注意的是，理学家们所强调的礼教，不唯针对女子，亦针对男子，教人各守其位，顺应天道地德。于女子而言，当应坤德，诸如上善若水、厚德载物、雅量容人等等，都是坤德之表现。并且，礼教所以给人以刻板之印象，其实很大程度是由于现代派观念流于败坏，所以反觉古人迂腐。
总之儒家礼教也好，或使礼教深入人心的宋代理学也好，并不似反传统的现代派思潮所抨击的，专为对女权之压迫等等。
再看宗族制度。中国人传统的家庭模式是同宗同族世代同居，家族越大越是兴旺，家族不睦才有分家之说。不过，在反传统学者的理论体系中，如果说礼教被视为精神束缚，而宗族则成为物质牢笼。
要检视这一观点，就需要从宗族制之形成说起。我们所熟悉的中国人传统的家族宗族仍是兴于宋代，继之以元明清世。而宗族制所以会在宋代形成，亦与理学有关。理学家非是理论家，而是真正的实践家，他们所要实践的正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而“齐家”在理学家的实践中就成为与修身、治国一以贯之的重要环节。通俗一点说，就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为了实践这个“齐家”，宗族制度由是而生，所以宗族制之意义也必然重大，而宗族中女子之作用也自然不可小视。当一个个家庭以义庄、祠堂为中心，结成大的宗族，在他们的土地上，累世义居，几代不分家时，女子作为主内者，可谓举足轻重。她们拥有更高的权威，亦有更多之义务；她们肩承更大之担当，亦负有更多之责任。这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不能只见其一，不论其二，只论责任或义务，而无视女子在宗族中所受到尊崇与重视。
此外，道家思想讲究“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讲的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讲的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所以古代女子的谦顺忍让，其实是一种德行与高仪，而非是现代人所以为的受压迫。并且这些智慧的信条，不唯适用女子，亦适用于男子，能做到者，实在是一种境界。
除了上述理论上的探讨，史料中亦有大量的记载，足以复原古代女子在家族中的地位。
仍以宗族制兴起的宋朝为例，诸如教育方面，欧阳修初习字，是以母为师，还留下了以荻画字的佳话。苏轼少年时，亦由其母教读《汉书》。周必大少年时， 其母“躬督诵书， 常至夜分⋯⋯又教以属对赋诗”。以这些宋士大夫们日后的成就观之，他们得自于母亲的启蒙教育可谓功不可没。
又如，治家方面，常常是从严以治。譬如包拯去世后，其妻董氏便接过家长的角色“肃然若严”，处理亲戚关系亦如包拯“非义相干，一丝不与也”，空闲时“或阅佛书以适性理”。这其中全然没有一点今人所臆想的被压迫女子之形象，分明岿然长者。
此外，彼时女子亦不只限于主内，亦有助外之事迹。譬如梅尧臣接待士大夫处理公事时，其妻谢氏常在屏风后面旁听，退与梅尧臣商榷其人之贤不肖，其事之得与失，分析得很具条理。梅尧臣对外也称赞其妻，这说明当时士大夫对女子参与公事是持赞许之态度，没有人会认为这叫“牝鸡司晨”。
说到彼时女子地位之尊崇，朝堂之上屡有女主听政亦是一大明证。今人每以为女子地位之下降造端于宋世，事实上宋世却是历史上太后垂帘听政最多的时期。北宋有真宗刘后、仁宗曹后、英宗高后、神宗向后；南宋有宁宗杨后、理宗谢后都曾垂帘听政。而这些女主临朝与通常我们所知道的汉代吕雉专权、唐代武氏称帝等情形非常不同，她们或应群臣之请，或受先帝之托，才从后宫走上政坛。并且，她们无一例外的不是出于一个辅佐幼主的忠心，拔乱反正，退小人，远外戚，为守祖宗基业，为保大宋江山，所以能流芳百世，名垂千古。
宋朝正如一个累世义居的大家族，宋朝女主正如一族之长，受举族之爱重。而这些女子们所以能有如此杰出的才情、德行、能力，又是得益于理学家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的发扬与实践。这才是女子地位与儒家礼教、与宗族制度之关系。
当然，不能否认，继宋至清的礼教愈至后来愈走入末流，必然会有种种不尽人意之表现。但还是那句话，譬如人之有生老病死，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成住坏”的过程，而我们探讨任何一种现象，要看其在正常时期的状况。不能因人之将死而否定其生，不能因事之有废而否定其成。
对于儒家礼教与宗族制度，实在不是什么压迫女子的祸首。反之，如果一定要探讨所谓女权之类的问题，似乎再也没有哪个时代的女权状况，能比之今日礼教大坏宗族散尽的中共国更加大乱不治，与日俱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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