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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6日讯】60年前，在陕北高原“革命圣地”延安，37岁的翻译家、作家王实味写下了一组名为《野百合花》的短文。他没有想到因此引来杀身之祸，更没有想到，这一丛“野百合花”将永远开放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乃至政治史上。
1942年春天，“整风运动”正在延安的窑洞里展开。女作家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有过一个杂文的小高潮。3月9日，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对革命阵营中的男女平等等问题提出批评。11日，艾青发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直言“作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大胆地呼唤自由写作、独立精神。两天后，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分两次连载）。17日，他又在《谷雨》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此外罗烽、萧军等作家都发表了有锋芒的杂文。他们一起宣告“杂文的时代”没有过去。不料风云突变，批判浪潮汹涌而来。如果不是毛泽东说了一句“《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丁玲恐怕也难逃此劫。
唾沫横飞，在围剿一介书生王实味的行列中，不仅有周扬、陈伯达这样的意识形态金棍子，有范文澜等左派博学鸿儒的义正词严，最令这个民族蒙羞的是丁玲、艾青从背后飞来的刀子。她们反戈一击，落井下石，猛打“落水狗”。
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座谈会上发言（以《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为题发表在16日的《解放日报》），上纲上线，称“王实味的思想问题”“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的问题。”昔日的同伴转眼就成了“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鬼计破坏革命的流氓。”“马马虎虎的发表了这样反党的文章在党报的副刊上，是我最大的耻辱和罪恶。”正因为如此，她不仅要与王实味划清界线，而且不惜以最恶毒的词汇来诅咒他。
如果说丁玲的发言还比较粗糙、比较感性化，那么诗人艾青6月16日写的《现实不容歪曲》，则长篇大论（发表在6月24日的《解放日报》），分《王实味的伪装》、《王实味的实质》、《王实味的手法》等五个小节，精致严谨，冠冕堂皇，而且诗意盎然，大有不将王实味置之死地不罢休之势。文章开头即说：王实味的文章是“充满恶意的，造谣污蔑的”，“那种原是只能发表在重庆《良心话》上或是西安《抗战与文化》上的文章，竟在延安出现。”最后得出结论──王实味的行为“是最‘肮脏’‘污秽’‘黑暗’‘丑恶’，甚至于是卑鄙无耻的行为，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决不向他要一丝一毫的‘理性和良心’。”
其实，这样的机会王实味也是有的：当毛泽东让秘书胡乔木带话给他，指出他的错误之后，他只要痛哭流涕，自我糟蹋一番，然后痛改前非，感激党和领袖的英明伟大，他的前途将依然光明，最起码不至于落一个砍头的下场。但他拒绝了。
人们常说，知人、论世要有理解之同情。我也不想轻易断定丁玲、艾青诅咒王实味纯粹就是践踏他人以图自保，谴责人性的自私和阴暗。或许她们是真心悔悟。在她们，党性战胜人性乃是天经地义。而在王实味身上，人性始终高于党性。
尘埃落定，王实味也早已平反。60年后，重读丁玲、艾青咒语般的文字，我们几乎难以想像这些话竟出自情系桑干河的女作家之口、出自大堰河孕育的诗人之手。然而，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是1942年的延安──千万男女青年所向往的“革命圣地”──发生过的真实一幕。
历史不是从那里开始，也不会在那里结束。王实味死了，他鲜血所滋养的野百合花，依然开放在历史的荒野上。丁玲和艾青，无论她们有多少理由，无论她们有什么样的文学成就，她们都将为这一切而永远蒙羞。这是人性的耻辱。它不只属于1942年。专制的历史一日没有结束，这耻辱的一页就无法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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