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书法与中期相较，虽然大家不多，但碑学仍是方兴未艾，这时篆书和金文勃兴，汉、魏、南北朝的碑刻出土日益增多，对书法的影响仍起着极大作用。康有为认为，清代的书法有四变：康熙、雍正时，专仿董其昌；乾隆时，都竞相模仿赵孟頫；欧阳询的书法盛行于嘉庆、道光时期；北朝碑派又萌芽于咸丰、同治时期。这一观点虽不十分准确，但大体上是符合清代书法因世推移的风尚。清代晚期碑学在书坛上占了主要地位，使以学帖为主的书法家不得不正视碑刻上的书法，而碑学书法家也兼容帖学，这样晚清的书法又出现了另一番景象。
晚清书法以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何绍基的书法自成一家。他的草书成就尤其突出，楷书既醇雅又有唐人法度，精劲有北朝书法的气象，隶书笔法稳健，古拙沉雄。他的行草是熔颜字、北朝碑刻、篆隶于一炉，恣肆而超逸，天真罄露。赵之谦书画、篆刻都兼长，他的楷书颜底魏面，用婉转圆通的笔势来写方折的北魏碑体，而且他的行草、篆、隶诸体，无不掺以北魏体势，自成一格。何绍基、赵之谦对清代末期的书法影响极大。这时期的书法家还有张裕钊，他以北碑为宗，高古浑穆，用笔外方内圆，其楷书对后来也有一定的影响。篆、隶成就比较突出的是吴熙载，他篆书学习邓石如，浑雄不足而清逸过之，可惜缺少个性，行草书纯学包世臣，也缺乏创造。杨沂孙擅长篆书，方劲雄健。吴大澂善写篆、隶，隶书平稳，面貌一新。当时写篆书的还有徐三庚、莫友芝，都各有面貌。写隶书的有俞樾、杨岘等。此外，翁同龢以写行、楷著名，书法由颜入魏，苍老平淡，笔力凝重，晚年也写隶书，用笔极为凝练。
清代末年，以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等书法最著名。杨守敬擅长隶书和行楷书，对近代日本书法产生一定影响。吴昌硕，为清末书、画、篆刻大家，对石鼓文下功夫最深，字形变方为长，讲究气势；隶书亦别具一格；行书 “强抱篆籀作狂草”，融会贯通，开辟了新的境界。沈曾植书法学习钟繇、索靖，更熔铸汉、魏碑刻，晚年精于章草。沈曾植则在草书上独辟蹊径，对后来有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在书法理论上发挥了阮元、包世臣的崇碑观点，着《广艺舟双楫》，对近代书法理论影响极大。他的书法亦植根于北朝碑刻，尤其是北魏《石门铭》，所以他的书法浑拙古劲，奇肆开张，有纵横跌宕的气势，具有独特风格。
从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有客观原因的：第一，清代知识份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第二，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法艺术中所不曾有的。第三，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所以清代书法无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所创新。
──转自《世华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