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6日讯】上世纪世界上出现一种症状，那是世纪“流亡症”。这种症状最初始发于前苏联斯大林、甚至列宁时代，那时候，曾出现过几个引起世界普遍注目的流亡者，我说的是作家。其中最早、知名度最大的也许是白俄流亡者、前苏联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宁，此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令人折服的俄罗斯文学天才。这种体制性“症状”上世纪下半叶前后漫延至中国，却已从一种政治性病症转换成了一场人生“游戏”。这些以“流亡”梦幻戏耍人生者，主要是一些官方或准官方“诗人”和“作家”。随着这些人因各种原因离开中国，以追寻并实现“流亡梦”，据说现在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已形成了“世界性的流亡高潮”，包括“中国流亡文学”的高潮。
这种势头已足以取代和超越前苏联的“流亡作家”和“流亡文学”的历史现象。“流亡”不再是一种有待人类社会排除的悲剧性的历史“病毒”，而成了务实的中国人“以虚求实”的一种戏耍，也成了畸形的历史条件下为这些人提供的一种时髦玩具。玩这种“流亡游戏”的人并不嬉皮，而是一脸正儿八经、非常严肃，但却并不是那些真正饱经磨难、历经铁窗痛苦生涯的人；而是另一部分人，包括在专制体制下一天监狱也没有真格蹲过的人。这类人中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过去在极权体制的夹缝中安身立命、为官方意识形态所容忍、甚至黄袍加身、大红大紫；现在身处西方自由世界仍然浑身镀金、刺人眼目，俨然成了一代专制反叛者中的精神领班和明亮的星辰。
其实，他们在灵魂深处却是与那个邪恶体制及其“主义”互为默契者，甚至至今也仍然没有放弃他们信仰的初衷。就这些人与那个社会相互的关系而言，诚如旅居法国的安琪女士早就犀利洞察并尖锐指出的，他们只是共产党“钦定的反对派”，国内国外、上世纪和本世纪永远的“名人”。作为一个作家，面对社会现实和整个人生，他们的思想深度和精神视野远不及来自中国民间社会的底层者，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极为狭隘、局限、就精神层面来讲甚至是贫乏的，更谈不上有任何意义的精神意识的超越和创造性。这种状况至今未有谁去探明究竟、去伪存真并引起质疑，而是约定俗成地为东西方社会所认可、并被许多人随声附和，包括某些“中国问题”的皮毛“研究者”，其中不乏西方的所谓“中国通”。
这些以“流亡”名义戏耍人生者，虽然一度是甚至始终是为中国大陆官方容纳的受惠者，同时又名正言顺地在流亡西方的异议者中榜上有名，并且代表着那些遭受极权体制迫害而被迫流亡海外的体制受害者群体、特别是作家的漂流群体。这些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虚妄感，他们似乎总是以为，他们以前在大陆极权体制下有过什么地位、受过什么嘉奖，他们今天在海外自由世界就必然代表着什么。这些人仿佛天生贵气，他们总是“代表”着，从作家组织到人权组织乃至公众舆论阵地。他们在中国大陆和西方世界两面光滑，在大陆、台湾、香港三面吃香。
他们城府很深、随机应变、极善游戏人生，却缺少一个作家、艺术家天然的本真和纯粹。他们一边在西方世界扮演“逃亡者”的角色，一边继续与极权体制暗通款曲，既可以继续出版他们的“逃亡”西方的作品，甚至还可以获得来自官方的奖励。西方世界包括单纯的美国人根本摸不透这类涂上油彩的卵蛋的精神品性，竟长期把这些文化“政客”真当一码子事，视为代表中国自由文学的座上宾。任何时候都总有他们一个头衔，总有他们一顶乌纱帽，总有他们一个什么位置。这些来自官方现在仍带有“准官方”色彩的人，有一个总体特征，那就是喜欢往脸上贴一个受难色彩极浓的标签：“政治流亡”；仿佛不这样就不足以体现他们的身价和份量，也不足以把自己同别的流亡者和普通海外华人区别开来。总喜欢戴一顶自制的虚幻理念套子，比如说所谓社会“担当”、“道义”之类，一古脑儿把自己套在里面，将自己自视为政治标本，自觉扮演类似大陆愚民政治中的“政冶雷锋”或“政治焦裕禄”的角色，实质上是囿于传统政治观念的现代社会的“套中人”。
他们摆脱不了以往专制社会“政治教育”的烙印，走不出虚幻而抽像的“群体观念”的绝对制约的阴影，以套己套人的世俗观念“套子”尺度和衡量周围的一切人和事，凡不符合此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者，皆非我族类，一概予以排斥。若见谁以“高蹈自由”或“遗世独立”姿态面对人生，这些套人竟会惊呼：“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个活法”？就是说，你怎么会这样，如此孤绝离群，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和我们大家不一样？换言之，人人都在一个模子套子里边，你怎么能离开套式和模子？所以，对于这些人，“流亡”也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观念模式。
首先，他们依此模式思维“套”出他们是“流亡者”；进而他们再“套”，定位自己为“流亡者代表”。想想，一个人已置身“流亡”状态，他们也还不忘“代表”着甚么，好像他们在那个极权体制下，真有什么异乎常人的特殊遭遇、饱受过什么迫害和蹂躏似的？！他们又始终自诩是社会公众道义的担当者，好像非要由他们为现代社会群体担当些什么、没有他们的道义性担当，人们就不知何为生命存在的价值、特别是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也不知何为自由、何为维护生命的自由而自觉抗争和反叛？！而他们的所谓“担当”其实就是自己为一个体制所唾弃，却始终抱住那个体制的大腿，不愿唾弃那个体制，并且仍然还在继续奉行那个邪恶的“主义”和信仰那个邪恶的执政党。
对于“党”，他们从来同所有的愚众一样愚信愚忠，却自视为党的“忠臣”以区别于“奸臣”，而且从过去到现在，他们都是一腔赤诚、一以贯之的党的忠诚卫士。不同于一般普通“无恼族”党员，他们是执政党体制内清醒的批评者，个别人甚至表现出以死谏言的个人人格和对党的赤心，但批评的锋芒所及，仅揭示一般社会表象，却从未触及社会体制和执政党本身的邪恶性质。他们因为性格的秉直，在一定程度上拒绝谎言；他们因“忠诚”的谏言而受封戴上“反对派”的桂冠，但却从来不是极权体制的“叛徒”，不是它的怀疑者、反叛者和挑战者。而正是这些人，竟因此被一个平庸社会愚昧地奉为“社会的中坚”、“时代的头脑”、“中国的良心”，“公众的灵魂”，而他们也坦然接受这种廉价馈赠而缺少自我审视和自知之明！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举世公认”的“中坚”、“头脑”、“良心”、“灵魂”？
公正地说，他们只是党国的忠良，一党专政条件下共产党内个别“共产党员”的良心发现，却代表不了性质有别于党也决不等同于“党”的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这就是时间和历史对他们准确的精神定性和定位！从时代和整个民族的角度看他们，他们只是一些正宗“共产党”或“准共产党”人，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至今未同那个体制公开决裂，也未敢跨出决定性的一步、宣布退出共产党。他们的思维框架、思想和精神创造所抵达的范围和层次为一“党”所制约，也为自身思想和精神生命容量所限定。如果以严格的高标准来衡量其个人作为，实质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都不免双重局限乃至贫乏，远不足以达到时代精神象征的高度！所以，他们只能是或仅仅是共产党钦定的党内“反对派”，决不是极权制度的精神叛逆，更不是一个时代的真正的“思想者”！如果竟视他们的思想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标志，那就只能是这个时代和同时代人的整体悲哀！
这些思想、信仰、精神理念从未脱俗也不脱“套”的人，他们对“自由”、特别是“个体生命自由”的体认，也没有跳出过去体制性观念的窠臼，他们只习惯于理解和接受形而上的抽像意义的“群体自由”，而漠视数十年来被“群体观念”消解和取而代之的个体生命自由。他们自己蒙头盖脸地自缚和自虐于虚伪理念的模式，却把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视为衡量这个世界和所有人思想行为准则的惟一的标准和尺度！
来自韶山冲的那个毛式偶像早在觉醒者心中倒塌之后，他们天生的奴性膜拜习俗和心性不变、乃至“偶像欲”不死。旧的偶像倒了，新的偶像重塑。仿佛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哪怕“万众欢腾”的“红太阳”陨落了，也总得弄个木头或金属疙瘩的“偶像”什么的抱在怀里玩儿，或一跪三拜当真。树偶像者、受封偶像者和凑热闹者无一人清醒：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还要这么些偶像、这么多偶像干什么？
特别是执著信奉那个“主义”和那个执政党者，我们尊重一个人的高龄和个人人格，但不因此我们就要在广阔的人生理念上将其视为楷模，并对一种显然带有时代和历史局限的政治、文化现象作精神仰视？！这些没有摆脱极权社会阴影的套中人和偶像迷，自己不知自由为何物、自己不具备现代精神品性，也不理解何为生命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而生命的自由首先是个人的自由，包括个人不匍匐于任何意义上的“偶像崇拜”的精神独立的自由！自由不是纯属理念的抽像，而是生命的切身感受。你们懂得一个人身体的自由和心灵的自由吗，你们！
毛泽东的政治神坛拆了，你们又立个文化新庙，找不到人、找不到地方烧香、叩头了吗？仅从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的象征意义来说，你们推出的“金属疙瘩”对世人和对现代世界有多大的人文价值？你们所树的“个人头像”有那么高的精神含金量吗？是否要每一个流亡海外者都追随你们认定的“流亡代表”的思想足迹，去重新寻找马克思主义、重新寻找共产党并回到党的怀抱？所有体制受害者和追寻生命自由的人，所有饱受阶级路线、阶级歧视和阶级压迫之苦之害的死者和幸存者，能认同和接受这个事实吗？！这不是纯属个人感情问题，也不是纯属个人信仰选择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包括海外的中国文学如何体现“自由精神”的性质、容量和内涵的问题。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并且质疑：在毛泽东极权体制下，除了做顺民和对那个体制的依附，你们在干什么和干了些什么？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面对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和个人迷信，你们除了“山呼万岁”、在“红海洋”中浮沉，你们做了些什么，你们是否有过思想的挑战还是质疑？你们不是“万寿无疆”的口号比谁都喊得早、喊得响、喊得凶、不仅是“红海洋”中的激浪，而且是“红太阳”的“红卫兵”吗？！是否时至今日还要在官方钦定的“反对派”中推出个“牛泽西”、“马泽南”、“羊泽北”什么的，再次成为他们的“党卫队”不成？！过去你们追逐荒诞的“红海洋”，今天你们又推出虚幻的“流亡潮”，任何时候你们都热衷于在“风平浪静”无风险之忧中当无潮的“弄潮儿”，哪来的什么“流亡文学”潮，有这个虚而幻之的“潮”吗？
海外自由文学状态多元纷呈，并非所有流亡者的作品都以“流亡”的特殊符号为标志；而且就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精神的创造和探索，实质上是件非常孤寂而独立的事情，不需要群起而哄之，也不需要拉帮结伙、占山为王，重演一次现代的“梁山聚义”和论资排辈。谁若习惯于炒作、总想蓄意推举谁为“流亡之王”、戴上特制的“流亡桂冠”，其实是件很别扭的事。一个个人人格本备受敬重的人，自己也会很无奈，并有损于自身应有的形象。因为这样做，对于一个自己对自己诚实的人，严格自我审视一生的“文学作品”及其成果的人，只会自我感到某种程度的于心不安。就此问题，我曾广为与人电话交谈，以为自由写作群体中，新闻报导、时事议论与文学创作有别，作家和记者类写作的主体特征应加以区分，不应将两者的性质混为一谈。我以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说法，并应成为共识，有利于澄清社会对某些文化现象和个别人物的长期误导。据我所知，如安琪等人表示将就此写出专文。
有些“弄潮儿”共产党除了赏赐他们一点恩泽，一天也没有迫害过他们，也没有抓过他们一次，却非要在西方贴上“流亡诗人”、“流亡作家”的标签，欺人欺己却毫不脸红！这些人过去对官方垂首俯耳，今天又换了一付“国际姿态”，仿佛真有一身“正气”，一腔“公义”，无时不总在关注什么，从“民生疾苦”到“社会不公”。实际上他们无论作任何一件事，目的性都很强，都离不开一己功利之心，离不开官场染上的习性和人为运作手段。仅管他们“担当”口号不离嘴、“道义”标语不离手，有别于他们过去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但只是词语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却实在没有内质的区别。
过去和现在都是同一个人在那里扭摆、咋呼，都是同样的“官方”、“官场”那一套摆脱不了的思维框架和行为方式。他们永远精于利害得失的谋算，永远遮蔽在私欲的阴影之中。我真想对这帮人喝问一声、或由他们自己扪心自问：作为一个“作家”、“诗人”、“艺术家”，你们是否超越于世俗功利、有别于世俗之徒？你们什么时候真正走出心灵的阴影、像阳光一样敞亮地抵达大宇宙生命浩瀚的自由？！你们什么时候为追求生命存在的价值和个体生命强烈的自由直面过那个令人厌恶的极权社会并为此付出勇气和牺牲？！
这么多饱受极权体制蹂躏和迫害者、这么多一次又一次为言论的自由和写作的权利出入高墙电网、在狱中度过不堪回首的漫长生命岁月的人，未见谁像你们一样如此热衷于凸显“流亡”身份、打出“流亡”牌子、招摇“流亡”旗旛、自视为流亡代表，你们竟成了一代流亡者的精神象征？！你们是谁？由人钦定的“官方”、“准官方”的“反对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人！灵魂中烙上官方、准官方和伪民间的三重印记的人！被外部“主义”和内部“忠诚”双重奴役和围困而不自知自觉的人！你们是谁？如果作为体制的受害者，要视你们为社会中坚、以你们的“头脑”去思想，那么我们都变成了“马家店”的信徒并接受其“马式思维”了；如果我们视你们为时代灵魂、以你们的“良心”去看待世界和体现人类公义，那么我们全都成了共产主义的维护者、共产党的忠臣和自觉卫士，只等着一天平反昭雪、官复原职了。
共产党之为共产党，就是口口声声反“台独”、“藏独”、“疆独”，而不反“一党之独”！他们不仅是“党独”；而且是浸害社会肌体和人类健全意识的毒汁漫延的“党毒”！有待于全面否定、洗涤和清理！你们哪怕批评这个执政党和体制，也只是为了使之更加完善、以提高其“执政能力”、实质上也即提高和巩固其“专政能力”！坦率说，从你们某些人的言说到文字，都暴露了一种思想局限和精神的单一。无论哪一个历史阶段，你们在思想上、精神上都没有超越一个时代的总体水平！都不能给我们以思想者和创造者的一份惊喜和信赖，都不能给一个时代提供超前意识和精神信息。你们究竟能代表谁、谁要你们代表？！二十一世纪的人，每个人都代表他自己。
真正的社会“担当”、“道义”全在于生命的自觉、并且也不惨杂人为的功利和私欲。它不需要谁强加谁，也不需要谁唠叨谁。好累！都什么年代了。我们的政冶和精神生活的多元选择还简单到需要一个“雷锋”大兵示范吗？还需要为流亡“雷锋”塑像镀金，以成为社会公众的精神模式和所谓“流亡文学”的创作样板吗？！我们需要辽阔地活着，在整个蓝色星球上而不仅狭隘到自囚于一个党国！我们需要丰满的精神信息量，不仅仅只纠缠于社会每日频繁涌现的鸡毛蒜皮，而是全部广阔的人生。我们深知，巨大的思想和精神容量绝对区别于精神和思想的浅层的狭窄与单调。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正的思想者给予我们的，就是让我们的心灵拥有超越“党国”的空间并不断拓展我们的精神视野，使我们重新审视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确立宇宙生命新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党国无思想。然而，每个时代却必有其精神象征，并且必然地涌现出真正的思想者及其代表，他们只由时间指认却决不由官方钦定。
流亡是无奈。流亡不是金。流亡也不注定产生杰作包括杰出的人物。流亡海外者的作品也不必然取代未流亡者的作品。流亡不是标签，也不是冠冕。流亡者中有流亡和准流亡或真“流亡”和假“流亡”。就流亡本身而言，有出于社会政治迫害，也有出于自我放逐。前者出于社会压力，后者出于自我选择，其中有极少数人是生命内在压力所然。但是，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仅仅是停留在社会层面上的政治或文化生存状况，极少有人是出于对个人存在价值的追求和维护、特别是对宇宙个体生命存在本质的体认。他们面对的仅仅局限于社会表象，而不是深层的人生；是社会的具体生存状况，而不是对生死无常的生命现象的深层感受。他们只着眼于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流亡”，而无视稍纵即逝的宇宙生命的内在漂泊。他们只有血肉生存，无精神尘缘。
只天生重“实”，而忽视“虚”，以为“虚”即虚无缥渺、微不足道，而无从体认虚实相间与虚实互渗，两者并不是彼此漠不相关的绝对的两极，而是同一生存现象的两面。他们太执著于“实”，其本质不离具体的社会功利，并以是非成败、利害得失作为判断世间一切人和事的基础和前提，绝无高蹈生命大自由的精神意识的超越，也就绝无从“世俗流亡”中产生的纯粹的思想者和本真性情艺术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纵使有精神生活的倾向、甚至不无很高的境界，但其精神理念与真实性情也是分裂的，而始终不能交融如一。如果仅从狭义的社会层面来讲，他们当中没有前苏联的“索尔任尼琴”；而从广义的人生层面来讲，他们的思想深度和精神品位受制于极权社会和昔日官场潜在习俗的禁锢，一直未能跳出某种固定的狭隘的浮浅的观念模式。所以，他们注定是直接、间接和有形、无形的“流亡”状态中的套中人。从他们的行为方式到他们的文字，无从让人发现和感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与自由，也极难产生自由和独立的精神生命成果，却忽隐忽显地透出数十年混迹官场和极权社会的夹缝中自觉不自觉的人为依附的精神烙印。
严酷的社会政治环境压抑思想的“表现”，却扼杀不了思想的“产生”。不是社会不让人思想，而是人同意社会不让自己思想，而甘愿接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指令。这些在社会制约中接受指令的人，自然不是思想者，也不是精神叛逆者，而只是左右逢源、唯功利是图的文奴。黑暗窒息生命之音；黑暗也孕肓人类的智慧。黑暗的淤泥中掩埋精神的化石，而化石中有思想者深藏。思想的产生不决定于外部的时空条件，而决定于思想者自身。极权体制下空前的思想和精神控制，十几亿人全体绝对愚盲，必然决定一个民族总体精神素质低下，但这决不意味着孤独的思想者无从产生。一个时代是否产生思想者决定于思想者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家庭的潜在影响和个人的精神气质。
这世界总有一种由来已久的心理习俗，它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积垢，那就是“官方”永远高于“民间”。在中国大陆，是“官方”取代“民间”；在海外，是“准官方”天经地义地代表“民间”。这些官方的遗老遗少，似乎从来不知道，他们应该做的是深心的真正的忏悔，而不是仅仅流于口头和书面文字的表示；更不是让你过去代表什么，今天继续代表什么。你身上缺乏自由精神，你是很难无愧于自由的象征的。你需要注目的不是永远的浮面人生和世俗社会的实际功利，而是心中应有自觉的愧意、自知身子骨太单薄，特别是那些至今还奉守往日邪恶的信仰不放、并且对体制和专制者抱有期望的人；仍然宣称自己是“共产党员”、不以此为耻更没有勇气宣布退党的人。
从那个共产极权社会出现以来，面对那么多因阶级路线、阶级歧视和阶级仇恨而在漫长岁月饱受蹂躏和迫害的人，包括那么多被今天的权势者、新型的地主和资本家以“革命”的名义剥夺生命、财产的“反革命”、“地主”、“富农”、“资本家”等等，你们在思想上、精神上、人生信仰和心灵追求、包括文学创作意义上能代表谁？！是否在人类精神世界特别是文学创作领域都只能以官方、准官方永远取代民间？！是否最有价值的精神成果都只能出于混迹官方文坛、获官方认可或共产党钦定的“反对派”作家、准作家之手，而不是为言论自由和写作的权利坚持抗争的人？为此付出真诚的奉献甚至高昂的代价、披长期受到监禁的来自底层的人？被强权封杀和层层尘土掩埋至今的那些发不出声音的人？！
你们为什么不听听另外一些声音，这是几代受到政治奴役和阶级压迫的被伤害、摧残和毁灭者的声音，这是被长期视为“阶级敌人”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和孙辈的声音，有些声音甚至在迷茫的时间里已经消失……面对这些声音，你们的“良知”何在，何处见你们的“良心”体现？你们过去在官方被人喝采，现在在海外有人捧场，仿佛日月星辰什么时候都运转于你们的掌握，堂而皇之地竟成了中国流亡者和所谓“流亡文学”的镀金偶像！你们这些“异议者”包括所谓“反对派”不要弄错了，我们这些挣扎于社会底层的无权无势者、从来都轻蔑偶像并且是“偶像”的死敌，过去不是毛泽东式的“红卫兵”，现在也不做“主义”和“体制”信奉者的“党卫队”！对我们而言，“自由”和“自由文学”的主体精神就是反叛！就是与极权制度彻底决裂！就是砸毁一切人为的“偶像”！
不管它是水泥的、木头的、金属的甚至血肉之躯的；也不管它是政治的、文化的还是其他领域的，我们都不认同而是厌恶这种虚幻的东西，何况任何官方或准官方的作家、准作家的思想精神含金量根本不足以也无从体现今天人类心目中的“自由”的涵义，更没有任何条件成为一代海外漂流者的代表和精神象征。我们尊重或尊敬任何一个人，却绝对会朝所有的木疙瘩、金疙瘩、塑料或水泥疙瘩踢上一脚！我们这么做是从文化大革命年代就开始的，那时候虽然被人“压住脑袋”，我们照样“飞起一脚”！真正的流亡者不视“流亡”为资本，个人生存价值不需要什么标签！精神创造活动也不需要贴什么标签！真正富有反叛精神的自由文学也无须并拒绝贴上任何人为的标签。流亡或逃亡并不是人生的选择，流亡者或逃亡者更天然的选择恰恰是“逃避逃亡”或“逃避流亡”。既不以此为耻，也不以此为荣，更无须沿袭前苏联作家的流亡历史现象，刻意地推出什么未见潮动的“中国流亡文学”。
前苏联索尔任尼琴、布罗茨基们在斯大林时代都是饱受摧残、蹲过大牢的，你们这些摇动“流亡文学”旗旛的叫喊者当中、特别是官方、准官方“流亡作家”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有几个因追求和捍卫言论自由而长期受到监禁失去人生自由？！对照那些前苏联、特别是当代中国历经困顿苦役的抗争者，你们的经历、奉献、勇气和成就真有那么突出、那么重要、足以超越于人或同人比较？这么多的异议者、其中包括卓有建树者都还在异国他乡漂泊、挣扎、你们就迫不及待地“树大旗、推代表”、“塑铜像、镀金身”，盲目凸显可疑的个人威权和可疑的人文标志和方向，纵使别人以谦恭的君子风度、保持尊重和礼貌的沉默，你们这些官方、准官方的“名流”心中就这样坦然吗？该没有神智错乱、举措失常吧！
年高受人敬重，人群中自有百岁人瑞，但不因此增加其精神生命的含量和重量，二者纯粹是两回事。国内年青一代诗人、作家等异议者，这么多人为行使公民权利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逮捕、关押和判刑，你们这些“流亡作家”及其代表有谁付出过什么代价、有谁从过去到现在向这个罪恶的极权社会有过公开的决裂和公然的反叛？！你们能代表国外和国内的精神流亡者吗？！与其说你们这一类人中的某些人是“流亡”，我以为更准确的说法是“失意”或“失宠”。因为你们没有强烈的个体生命的自由意识和与生俱来的反叛天性，骨子里更多的是对那个体制的奴性的匍匐和认同。如果你们诚实地面对自己，我想就不会仅仅“定格”于社会政治角度和世俗功利角度，对“流亡”如此在意和标榜。一个无奈漂流异国他乡的人，无时还会有别的另一种感受，也许面对人生，一个人更多地是一种深层意义的生命的漂泊感。
这种“漂泊”感不局限于社会政治高压，也不受时空条件限制。它既有海外的漂泊，也有国内的漂泊；既包括生命外部的漂泊，也包括生命内部的漂泊，这种漂泊是宇宙生命的性质。它无关世俗生存的着眼点，而是人类生存现象深层的悲哀和无奈。为此，我们更珍视生命，也更珍视自由。这种自由是生命的大自由，它决不取决于“流亡”与否。一个对生命自由追求越强烈、越浩瀚的人，他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包括黑暗社会状况的反叛也越自觉、越激烈和越赋予勇气！这是夹缝中求存或混迹官场的人、“准官方”人物或“流亡作家代表”们做不到的、也抵达不了的自由的深度！
最后我要指出，写出此文是本着对历史和现实负责，既是一种自觉的责任，也是出于社会公道，它主要针对的是一种至今无人揭示的荒谬现象。多年来，一直冷眼旁观，现在这些话已经到了不能不说的时候！为此，我再次公开表示，我对某些“异议者”持异议；我对某些所谓“反对派”表示质疑。生命大自由包括自由文学本质上与他们风马牛不相及，更不由那些“主义”和执政党的信徒、忠臣和卫士去体现。他们代表不了今天人类的自由，也决不是当代世界自由精神的象征。他们的精神空间从来为大陆极权体制所框定，他们对那个社会的认同并表示忠诚，不仅出于他们个人的政治信仰和人生选择，也不排除他们怀有再次重返体制内的渴望与梦想。
必须进一步强调的是，过去和现在他们都不是体制的怀疑者、挑战者和叛逆者，只是而且仅仅是体制内的异见者和钦定的反对派。所不同的是：以前他们仰视天安门城楼上的“红太阳”偶像，顶礼膜拜！而今天流亡与漂泊途中，却是活人拖着一具沉重的“金属死疙瘩”一起漂流！一步一喘息！他们的“偶像”狂热和“偶像”情结始终不变，哪配享有叱咤风云、凌空鼓翼的宇宙生命的大自由？！这是一些没有精神羽翼或折断翅膀的人！！！
流亡不是金。也不是标签。流亡不需要偶像。
自由与偶像制作者绝缘；与偶像破坏者同在。
2005年3月15日午夜
作者为流亡中国诗人，现居美国
《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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