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四节：同母亲重逢(5)
(三)汪秃子(1)
从盐源回到重庆时，只带回1980年的粮票和布票，到蔡家后，才明白城里的居民什么都要凭票才能买到，不光购买粮、油、布，就连买肥皂、盐巴、豆腐、肉、反正生活上所有必需品，都要票证去买，母亲特制了一个专门存放票证的小木盒，每次上街除带钱外，还必须从那里取出要买东西的票证。
铁托早把票证比作套在中国老百姓颈上的三根绞绳之一，真是一针见血。所有的票证都要靠户口薄领取，这就是说，没有户口的人在大陆上便不能生存。户口便是“党和政府”控制所有老百姓最有力的手段之一。
回到母亲身边，除了粮票布票，其它所有票证都是母亲的。我还没来得及上蔡家派出所办理户口。为生活所迫，上户口的事，刻不容缓了。
当我取出盐源农牧场开具的上户口证明和介绍信交给母亲时，她皱着眉头，那介绍信上，关于我的身份写的是“刑满释放人员”。理由是开介绍信时，重庆法院并没有对我的原判进行平反，而在年龄栏中写着41岁。
邹银双的婚约告吹后，在母亲心上结下了一个无法向人道破的“疙瘩”，她拿着介绍信看了半天，便毅然把42改为38，改过后，又仔细地戴着老花眼镜审视了许久，满有把握地拿出自己的那本户口薄来，告诉我，她今天专门请了假，同我一起去派出所上户口。
看样子她的心情不错，儿子真的要留在自己身边了，今天总算可以到派出所去，在自己那只有她一个名字的户口后面，添上了儿子的户口。从此以后这里便不是一个人，而是两口之家了，这可是她盼望了整整二十二年的事。
她整理了一下她的花白头发，便起身同我一齐向蔡家派出所走去。蔡家派出所就在石板路右侧的一个门庭阴深的院子里。
一提到派出所，我会想起少年时代，去朝阳派出所递申请助学金报告时，那陈麻子的羞辱，那是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永不消褪的伤疤。
后来，经历整整二十三年的冤狱磨难，对于派出所这种衙门，一直把它当成欺压善良百姓的阎王府。
走进派出所的办公室，里面坐着三个人，坐在外面的两张桌子面前一男一女，身着警服，态度傲慢。当我们俩走进去后，那女的白了我们一眼。
母亲是这里的“常客”，过去她每进来一次，便如小鬼进了阎王殿，不是交“思想汇报”挨训斥，便是接受游街的决定，或是“交待问题”。
现在虽“平反”了，但骨子里那种小鬼见阎王的心理依然使她心有余悸。我感觉得到她进来后，态度十分拘谨。拿着户口登记簿和盐源开的介绍信，走进靠里面的那张办公桌，那里便是蔡家场人人畏惧的汪秃子。
这姓汪的家伙，我刚回来几天就认识了。
回来的第三天，我上街买菜，那天正逢赶集，我走到集市的中间，看见那里围着一大群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叫化子模样的跛子，正拦着一个身着民警服的胖胖秃头中年人，要他开一张残废证明。
从围观赶集农民七嘴八舌中知道，那乞丐是附近大队一个曾被划为“反革命”的村民。而那胖“警官”，便是面前坐在最里面的汪所长。几年前这汪所长组织了一次五类份子的“游街批斗”，在游街时，将这个“乞丐”的左腿打断，从此丧失劳动力，生活无着，变成了乞丐。
后来民政局为了整顿市容，收容了全区所有的“叫化子”，对这人说：“只要有当年组织批斗会的人开一张残废证明，便能领到政府发放的基本口粮。”
于是乞丐鼓起勇气在大街上将汪所长拦住，请他给一条活路。
不料那汪秃子，不但不给他开证明，而且，一把将他推在集市街边的污水坑中，弄得这本已不成人形的“乞丐”简直像一个鬼，然后扬长而去。
我目睹这人欺人的一幕，一种本能的憎恶，徒然从心里升起。询问同我一起目睹这一幕的医院门房小张，他告诉我：“这汪秃子原是北碚法院的一个预审员，曾利用职务，掌握一批小偷流氓掌红吃黑，才从北碚法院贬到蔡家场接了这户藉的差事。”
旧性依然不改的他，掌着辖区的小偷、扒手依然行‘黑吃黑’那一套。尤其是他对“五类份子”的手段，更是心狠手毒，我的母亲当然是他任意欺侮的对象，想起这些我抖起了精神。
“汪所长，我的儿子从盐源回来了，今天费你的神给他上一下户口”。母亲怯生生的向他开口道，一面把户口簿摆到他的办公室桌上。而那汪秃子却像没有听见似的，依然的在看他的报纸并不答理。
我向他坐位上方的墙上看去，那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不禁想到旧时衙门，升堂的中间都挂有“明镜高悬”的大匾，但从来是黑暗无比，贿赂重重。而今中共执政几十年来，“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向来是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遮丑牌。
户口既管着一个人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上户口的人就仗此，成为被上户口者生存的决定者。想到这里，我的眼光，又从那墙上情不自禁的向下滑来，一直滑到了他那肥大的圆脸上，我才发现，那鼻子周围也有同陈大麻子一样的麻子，心里对他那种不理不睬的傲慢充满了憎恶。
二十多年来，我在监狱中天天同这种人打交道，他们的欺软怕硬的卑鄙心理，我不但了解，并且学会了一套应对的办法。但是尽管我的心里已经对他产生了恶感，仍觉得还不到发作的时候。(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