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纪(364)

下集-第一章:恶梦刚醒
孔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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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四节:同母亲重逢(6)

(三)汪秃子(2)

如此忍耐了几分钟,见他仍在那里看报,依然没有理会母亲,直到母亲再次请求后,他才慢吞吞的放下了报纸,爱理不理的将母亲放在办公桌上的户口簿挪到面前,慢慢地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张纸来,懒洋洋地取出钢笔,头都不抬的发问:“姓名”?那介绍信上明明写着的,他却不屑一看。

我被他这种挑衅性的态度激怒了,母亲已看出我的怒容,向我连忙使了一个眼色,低声下气的回答道:“孔令平”。

“姓别?”“男”。

“年龄?”“38岁”。这一次那汪秃子才抬起头来打量着我,我苍老的面容,使他奸诈的眼睛里露出一种拿到对方短处的诡秘。

他拿起了甩在一旁的介绍信细细地看起来,母亲改动的笔迹被他识破了,他奸笑着得意的站起身来,用一种逼视的目光对着我:“这年龄是你改过的吗?”我对他这突袭一时还没准备,母亲已慌忙接过话来:“没有,没有的事”。

然而他这种多年培养的,抓到猎物便穷追不舍的猎犬本领,使他精神抖擞起来,从他办公桌上猛地站起身来,大声吼道:“你还敢替你的儿子狡辩,这明明是涂改了的笔迹,还不马上老实交待?”

看来这家伙是训练有素的,对于处在压迫阶层的五类也是欺压成性的,出口成章的“行话”对阶级敌人是用惯了的,不会走样。

尽管五类的说法已被取消,但在他的狗眼里,我们娘俩,一贯只能是被他训斥,被他呼来喝去的奴隶。

此时我的一股无名恶气直冲脑门,终于按捺不住,走到母亲的前面,恶狠狠向他吼道:“改了个岁数怎么啦,你要做什么?”

这种以恶对恶的战术,便是炼狱中培养出来的,在监狱中对张棒棒,徐世奎,何庆云这般恶吏我使用过,对于麻脸中土,三星阉将,我也使他们难堪过,虽然我这种硬碰硬,使自己吃了许多眼前亏。

那汪秃子,对这一招,感到吃惊,因为他一时没对答上来,对母亲的盛气凌人态度,一时没找到该如何应对。

呆滞了一分钟后,他立刻从自己的椅子上跳起来:“你这劳改释放犯,看来是没有改造好,你今天敢公开顶撞?”他的脸涨得通红,向我扑来,摆出“阶级斗争”操熟了的打手架势,指着我的鼻子吼道。

那一男一女也一齐站起来,将我围住,好像就要拿出手铐子或绳索之类的东西,像收拾犯人那样将我压下去。

母亲见这形势对我十分不利,怕我因为冲动而吃亏,慌忙地拦着我,要我不要说话,并且用身体护着我。我明白越是闹到这个地步,越不可退让。

“怎么?要动手打人哪?还是文革那一套?四人帮那一套不是?”我厉声的地喝道,这一招果然灵验,那姓汪的退缩了,从新的坐到他的椅子上。

我见这句话奏效,便连珠炮似的反击道:“姓汪的,你放明白点,今天我是来落实政策的,你还公然的称我是劳改释放犯,中央三令五申的平反冤假错案,就是你们这一帮子人软拖硬抗,顶着不办,今天又不为什么,就要做出一付打人的架势,老实告诉你,不是四人帮的天下了!也不是你们这些人为所欲为的时候了!你今天只要敢动手,我非把你拉到市委办公室去说个所以然。”

汪秃子被我这翻怒斥弄哑了,一时还弄不清楚我的背景,居然对答不上来了。母亲见势,马上打圆场,向汪秃子解释道:“我儿子心情不好,脾气也不好,你别同他一般见识。”

殊不知这反倒助长了秃子的势头,他一迭声喊道:“你们母子俩既是落实政策,就应当模范的遵守政府法规,户口是国家的重要法度,任何人都要遵守,窜改户口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你们知识份子比我们老大粗更懂得。按理讲,就凭你们窜改户口这一条就够刑事拘留的条件,今天,你这户口就拿不走了,等我们查清以后再作处理。”

我不知道户口管理有没有规定,对于涂改年龄这样的事该如何处理?但我心里只想到绝不能向这仗势欺人的狗退让或认错,便从椅子上霍地站起来,一边喊道,“别理他,看他把我怎么着。”一边拉着妈妈的手向门外走去。

当我们离开了那阴森的院落出得街上,母亲先前的那阵好心情全都消失,十分沮丧的一路上叹气。户口没有上,到惹出这场麻烦是她万没有想到的。后悔自己考虑不周到,但谁又能理解她的这番苦心?

我只好劝慰她:“我们又不是伪造户口,更改年龄这种事,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敞若他要继续找麻烦,我们一样生着一只嘴,谅他也做不了什么”。

下午躺在床上想,蔡家场在汪秃子这样的恶棍把持下,母亲当然受了不少的欺凌。然而,想到重大保卫处的郑树勋那张奸诈的脸时,我的心里一阵阵在发冷。

等待沉清冤狱的人,命运却操持在这帮虎狼般恶吏的手中,前途岂可乐观?看样子我们这一群刚脱离虎口的羊羔,又将掉进狼群的包围中。

我接着马上要回重大,了结未了的旧案,可我拿什么去见郑老头?

马大炮的主意本出于无奈,十斤大瓜子、十斤蜂糖、十斤核桃、就像三十吨的巨石压在我的心上,当我空手前去时,我作好的是一个最坏的打算!

今天这汪秃子那种像要吃人的态度,使我压根没对前途有什么乐观。充其量有份工作有一碗饭吃,便是共产党的法外恩典,我能同周围的人平起平座,保持一个普通百姓所起码具备的人格吗?

按照郑树勋离开盐源农牧场的约定,我在回到重庆后的一周内就要回重大保卫处去报到,他这个“约定”属于私人规定,还是对落实政策人员的一种规定?我不得而知。

但是我想从盐源回到重庆的时间并没有卡定,而且何时从盐源动身也没有说死。更主要因为我实在为难于三十斤的索取,所以回重庆后,我迟迟没有到重庆大学去。

眼看十一月份已过,年底即将来临,我总不能过着不工作也没有工资的失业日子。虽然母亲说,我回来后,她的工资已经恢复到每月七十多元,养活我没有问题。所以我回到她身边,是否工作暂时并不是十分迫切的。

但我耐不住了,于是决定十一月底,无论如何都得回重庆大学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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