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一节：回校(2)
重大保卫处仍在原来的老地方。不知为什么，一进入那保卫处的小院我就感到压抑。说实话，若不是为了将来的工作和“平反”，我是绝不会主动去跨这个门槛的。
走进大门，在过道上，我向一个穿中山服的中年人询问郑树勋是哪个办公室？他指了指走廊尽头倒数过来的第二间屋子。我整理了一下思路，准备好了几种不同情况的应对，便走了上去敲了一下门。
门打开了，开门的正是四个月前在盐源“提讯”我的人。不过此时白胖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一改一年前“审案”的凶像。
一见是我，他很客气地请我进去入座，还谦礼地倒了一杯茶，一面寒暄一路辛苦之类的客套话，他的这种态度反而使我警觉起来，一面小心地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心里却在惴度对方要耍什么花招？
此刻我忽然对空手而来感到难堪。倘若今天我提的是一个沉甸甸的大手提包，一进门就打开提包，按照三个月前他开出的那张货单，将“贿物”一点点地数给他，恐怕对方会关上房门，在喜形于色的同时，会对我的安置有一场讨价还价的口舌。
他一定会说出几个紧缺人才的单位，说那里的规模如何，工作条件如何，工资待遇如何，建议我到那里去上班。我也会提出诸如住房，奖金等等的要求，甚至还会请他帮忙，回重大工作。
虽然这是我花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对方所说的也弄不清是真是假，但我想我也许就有了一个可以摸进去的后门。
但是，一旦我进了他的圈套，今后还会不会没完没了发生新的勒索？现在我偏偏不肖此举，采取了马大炮的建议，此刻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只听凭命运安排了。
在他指定的坐位入坐以后，我便从帆布挎包里，将盐源农场加刑的平反判决和介绍信取了出来，我留意到他紧盯着那挎包，从他的眼神中我明白他在想什么？一种不能明言的难堪掠过了他的嘴唇，他接过信看了两遍，想开口问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
过了一阵，他绕着弯子问道：“我这次到盐源专门为办你的案子出差时，走得匆忙，有些想在盐源顺便办的事忘记了，就连自己的路费都没有带够，多亏你们那个队的马司务长照顾，临行时，还给我补足了买飞机票的钱。回来后，我给他寄去了，你回来时，他没有向你说什么吗？”
我看了看他那狡猾的脸，心中暗暗佩服他的脸厚功底，便立即按马大炮的嘱咐，很诚恳的傻乎乎地摇着头。
到此时，他才明白，过去在其它人身上使用奏效，并得到好处的手段，却在我这里放了瞎炮。面不改色的对我宣布：“关于你的右派问题，是由我校落实政策办公室来办的，至于你60年所判的反革命一案，要经过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了，我已将调查材料和结论转给了他们，你只能去找他们！”
如此看来，要我到这里来，纯属是这郑树勋的三十斤索取的需要。因为无论去落实政策办公室或去中级人民法院，都无需来这里转一个弯！而平反以后工作的具体安排，恐怕更不是重大保卫处所能决定得了的。
于是我心里暗自庆幸，幸好没有按他开出的三十斤见面清单，费尽心机去一一备齐，再路远迢迢的带到这里来当面交给他。
但是，转而一想，重大保卫处毕竟是我平反的第一个环节，也是具体的落实者。其它环节，还不都要根据郑老头的最先意见办理？这个意见有多大份量我一无所知，所以，我在他面前怎样做才不失误，我还没有主见。
“诺，现在我就带你到学校落实政策办公室去。下面的事是他们负责的。”沉默几分钟以后，郑老头一面把我刚才交给他的材料还给了我，我下意识的看了看他的表情，心里想着，我的到来肯定让他大失所望，便跟着他走出了保卫处，向饶家院走去。
党委办公楼，学生时代一向被我们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机关，它决定着我们今后的政治命运，实际上也就决定着今后一生的命运。入学三年，我就从来没有到这里来过，生怕在这里被问住，节外生枝的自找麻烦。
我被郑老头带上了二楼，走进了一个宽敞的屋子里，进了屋，按照室内的办公桌判断，在这个办公室里办公的人员足有二十余人。
每一个办公桌之间间隔的地方放着凳子，大概专供来访者和正在等待结论人的座位，所有办公桌上都堆满了各种卷宗。
听说自去年开始，这儿每天都要接待上百人次的来访者，他们都是等待或办理各种甄别手续的人。所以，这两年来，这儿成了重庆大学最忙碌的地方。
后来重大党委书记高书记告诉我：“解放三十年来，这么一个总员工不到四千人的学校，就有四千人先后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运动、社教、文革运动中挨整，现在平反了，问题一下子全都摆了出来，党委的压力一下了增加了几倍！”
我不禁想到，运动一来，为了政治的需要，把学校这种培养人才的摇篮，变成了按政治需要制造人整人的监牢，现在，又因新的需要将抓进来的“鬼”放出来。这忙碌的党委在做什么不是很清楚吗？说中共对文化的摧残，对教育的亵渎，在这里证据齐备。(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