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四节：同母亲重逢(2)
(一)相 亲(1)
儿子长大成人后，传统的中国母亲，恐怕没有比关心自己的孩子婚姻大事更重要的事，那怕她们一直处在社会底层，我的母亲也不例外，当1973年她接到我第一封信后，一直没有忽视给自己的儿子物色一个对象。
但那个年代，凡沾上黑五类的，就等于染上了永生医不好的绝症，准备着跟男方不幸的家庭，一辈子受人歧视。
所以好人家的女儿，自愿接受一个“黑五类”，或者是刑满释放人员，实在太少，但是恰恰就在这畸形的“阶级斗争”社会中，却藏着一些让人费解的故事，我的故事得从我给母亲的通信说起。
1973年我和母亲整整十五年音信渺无，一旦接上通信联系，我对亲人的思念和所受的委曲，会自然流露到这些信件之中，乍读起来有的像无韵诗。可偏偏这些信件都先要由蔡家医院造反派的头过目，这些经过文革铸造出来的近乎文盲的宝贝，是连普通的抒情语言都读不通的。
那曾用柴棍抠打母亲的刘巴，却像发现了“秘码”似的，以为又是表现她的阶级敏锐性的好机会，便将我的信拿到他们学习会上公开朗读。要大家讨论这些‘反面’教材。
偏偏在坐参加学习的人中，有一位从北碚卫生防疫站来蔡家医院蹲点的医士，名叫邹双银的姑娘，却被这些内容新颖的信件吸引，她不但在讨论会中解释那些被刘宣树说成“隐语”的典故，例如亡羊补牢一词被刘宣树说成，我想杀了羊子从牢房里逃出来。
散会后，邹双银私下向我母亲索要这些信，这位才二十三岁，还守在闺中未嫁的姑娘，找到了一个机会向母亲表露了她的内心，并认母亲作干妈。表示愿意等我到刑满以后。
母亲闻讯大喜，即刻将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我，并且在那封信里附上了她的照片。后来当我的“平反”开始进行时，我被场部蔬菜组的恶犬咬伤，她闻讯后，为我配制了狂犬疫苗，用航空挂号为我寄到盐源。
我回到北碚时，邹双银已调回了北碚防疫站。当时没有电话，母亲把我回来的消息，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她，一周后，她回了母亲的信，约我在那一周的星期天去北碚见面，地点定在大菜市街口。
母亲打开了她放在床头的纸箱子，从里面取出了专门为我织好的新毛衣，新毛裤，以及一双才买的新皮鞋。可是当我穿上这些新装时，衣袖和裤脚都短一截，妈妈感慨地摇摇头说，“在我的脑子里，你还是那么小。”
是呀！我被划为右派离开家的时候才十九岁，一个稚气的孩子便被“反右”的恶浪从她身边卷走了，而今过了二十多年，留在她记忆里的那个孩子，怎么能同现今站在面前的，从狱中滚打出来的中年人相比？
看媳妇可不是闹玩的，人家是医士，总不能让自己的儿子一付寒酸像，出现在人家的面前。幸好有那两套从李家沱带来的中山服，勉强的可遮盖里面短小的毛衣。
只可惜那皮鞋足足小了两个码子，穿上脚实在夹得开不起步，还不如自己脚上那双从千里路走回来的兰色解放鞋，既来得轻便，又舒适。
妈妈要马上去街上买一双，却遭到了我坚决的反对，我的理由是，对方只讲究外表，而不是看重我的内在，她又何必等我到今天？
于是在母亲的督促和省视下，我穿上了新毛衣，新的中山服，只是这双解放鞋却被我固执地保留下来。
穿着一新，母亲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全身上下看了又看，勉强地点了点头。(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