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發時我不發，我一發時都嚇煞。」六百年前，朱元璋在農民起義軍中初露頭角時寫的兩句詩，可以用來說明反右風暴塵埃落定之後的局面。共產黨一鳴，百鳥齊喑，百花齊被嚇煞，一九五七年夏初那熱鬧的鳴和放在知識份子心頭只剩下了痛和苦。
「百家爭鳴」呢？沒人提了。好像大家都忘了共產黨是主張實行「雙百方針」的。正如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所說：「反右派以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形式上沒有被廢除，但實際上停止執行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百家爭鳴實察上是兩家，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注１：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人民日報》。）
因為右派又叫「資產階級右派」，所以凡右派一律不得鳴、不許放。不僅政治上不許鳴放，學術上也不准。著名的力學家錢偉長撰寫的《應用數學》一書，本已排好了版，現出版社不僅不肯再印，反而要向他索取拆版費。他費了數年心血寫成的一篇關於彈性力學變分原理的學術論文，也因為他的新身份而被《力學學報》退了稿。
當年秋天，巴金主編的大型文學刊物《收穫》第三期即將付印時，收到了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所在部門的黨來信，說那作者「有問題」，不同意發表其作品。主持編務的靳以立即遵命，抽掉了那篇文章，此類做法在中國就此成了慣例。
毛澤東此時必定早已忘了他年輕時在學校面對「言志」的作文試題所寫的《詠蛙》詩：「獨坐池城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到此時此刻，偌大的中國，的確沒有一個蟲兒敢作聲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北京正是乍暖還寒時節，萬名在反右鬥爭中過了關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一個「自我改造促進大會」。會後，八十多歲的民盟主席沈鈞儒和七十歲的郭沫若率領一支隊伍沿著長安街向西走，隊伍裡有一個高大的木架，上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社會主義自我改造公約」的條文。在他們的背後，八十歲的黃炎培、李濟深等人則另率一支老兵隊伍向東走，由年紀較輕的人高舉一個巨大的紅布造成的心，上面寫著「把心交給黨」五個大字。
把心交給黨，交給哪個黨？這支遊行隊伍不是屬於「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嗎？
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甚麼誤會也不會發生。除了共產黨之外，所有的黨派已經名存實亡，沒有人會把心交給他們，雖然這個黨派的新首領已經表示要「爭取三年內使成員中左派和中左份子達到百分之八十」。
民盟一九四四年通過的《綱領草案》有如下的條款：「國家應保障人民身體、行動、居住、遷徒、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通訊、集會、結社之基本自由。」（綱領「政治」部份第二條）「國家應實行憲政，厲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黨不得處於超法律之地位。」（綱領「政治」部份第三條）（注２：轉引自日本《民主中國》月刊一九九一年八月號第三十四至三十五頁。）如今共產黨將民盟的綱領視如廁所手紙，將民盟各級負責人大多打成了右派，如寧夏銀川地區四十五個民盟支部負責人中有三十三個成了右派，卻沒有一個人出來抗議。（注３：一九九○年版《當代中國的寧夏》第一一九頁。）應當說，這些「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如今不會忘記自己的黨綱，可是為甚麼卻一個個都成了不敢作聲的蟲兒？無他，人要吃飯，飯票在共產黨手裡。一年前毛澤東說的「不舉手就不給飯吃」，可不只是說說而已。右派們的悲慘下場明擺在那裡，誰還敢不把心交給黨？
這些新首領其實是替共產黨看管「民主黨派」。譬如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民盟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新選楊明軒為副主席，以後沈鈞儒去世，他接任了主席。其實楊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入了共產黨，比他在民盟的歷史長二十年。他於六七年文革初期死時是民盟的中央主席，在共產黨內卻只是一名普通黨員。但是八○年中共替他舉行骨灰安葬儀式時，覆蓋在他的骨灰盒上的卻是共產黨的黨旗。由此可見，要是民盟也有自己的旗幟，那也不過是一堆爛布。它的主席既然是中共派去的，其存在也就可有可無了。
又如歷史學家吳晗，一九五七年春天入黨，但其共產黨員的新身份卻未暴露。反右後，他以老民盟的資格成了民盟北京市的負責人。有他當管家，民盟北京支部自然不會做逾規越矩的事了。後來毛澤東在文革中整死他，那是共產黨內的事，與民盟毫無關係。
有那麼些秘密的中共黨員替共產黨照看各小黨派，按說毛澤東可以高枕無憂了。可是不，他仍不放心，他決心掃清所有可能懷異心的人。於是又有了「反右補課」一說。這又是毛澤東的指示。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間發動「大躍進」的成都會議上說的是「整風沒有整好的，要補課」。而當時整風已死，唯餘反右，因此所謂「補課」，只是中共各級當權派審查、計算其所轄的部門是否完成了該抓的右派指標數，少一個也要補上。各級黨委為免「反右不力」，自己遭清算，便紛紛抓無辜湊數，把一九五七年沒有說甚麼話，卻又多少流露了幾分不滿，當時沒有劃成右派的人，作為漏綱份子補進新的右派名單中。
沒有可靠的數據告訴我們有多少人被補進右派行列，但估計不會在十萬名之下。
如河南省南陽縣，本已抓了八百九十二名右派，一九五八年七月開始「又在工商、文教、衛生界開展向黨『交心』運動，再劃『右派』二百七十二人。」（注４：一九九○ 版《南陽縣志》第三十九頁。）
又如上海交通大學造船系三年級共一百八十名學生，一九五七年僅抓了三名右派，可是五八年四月間「補課」卻又補了十八名，而且是經由上海市委正式批准，毫不含糊的。這二十一名右派占該班學生人數的百分之十一點七，大大超過「指標」。這批右派中有十二名獲得寬大，留校改造，每日將自己的「改造日記」貼在牆報上供人監督批判。其餘的，半數被抓去勞改，半數被押送新疆去了。（注５：當事者之一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又如哈爾濱一家工廠的青年技術員李嘉亮，一九五七年鳴放時在黨內會議上說過「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這樣的話。當時沒整到他頭上，可是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一天，公安人員突然向他出示逮捕證，將他抓進了監獄。他的罪名是「極右份子」，根據卻僅是上述那句話。六年前，李的母親獲准出國定居，正在上海交通大學讀書的李嘉亮表示自己是共產黨員，打算留在國內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未與母親同行。他千里迢迢由江南來到北國，不料竟成為二榜右派，被判十五年徒刑。他遠在美國紐約的母親聞訊，幾乎哭瞎了眼睛。她將自己在異國給人燒飯所得的微薄工資省下來，每月往中國東北關押她兒子的監獄匯款，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度過了整整十五年。（注６：賈宏圖《他從美國回來了》。）
天津二十三歲的青年王宏烈平素愛在報刊上發表一些文學小品，一九五七年反右時被查出他發表的作品中有「右派言論」，當時未受處理。要「補課」了，黨委書記在全體職工大會上宣佈他「拒絕組織挽救，甘心墮落為右派」，罪名中竟有一條「與（黨）支部書記開玩笑」。
三十年代日本在東北成立「滿洲國」，頒布了「國歌」。此偽「國歌」頒布的第二天，哈爾濱多處出現用其譜填了新詞的傳單：「九．一八事變起滿洲，我滿洲變成殖民地，日本強盜率同走狗，造成傀儡國……」這新歌詞，漸在抗日民眾中傳開，其作者是哈爾濱工業大學一個學建築的學生、共產黨員任震英。自一九三七年起，他即離開東北，到甘肅蘭州以建築師職業為掩護，從事共產黨的地下活動。一九五七年中共整風、鳴放時，他是蘭州市規劃局長、總工程師。反右時沒整到他，可是一九五八年夏天，他從蘇聯等國訪問一回來，就被宣佈是「資產階級右派份子」，開除出黨。有幸的是，他未被送去勞改，因而得以在逆境中嘔心瀝血，將黃河北岸的白塔山改造成一個俏麗的山上公園。不過，文革中，他歷盡折磨．包括被綁在蘭州大街的電線桿上凌辱示眾，根子就是一九五八年「補」到他頭上的右派帽子。
中國最大的鋼鐵企業鞍山鋼鐵公司下屬高爐公司（煉鐵廠）有三位工程師，一九五七年中共整風之時奉黨委之命召集三十來位工程技術人員開座談會，給黨提意見。由於不提意見便是對整風不關心，對黨不夠熱愛，被叫去開會的人只得湊出幾件瑣事提了提，算是參加了鳴放。不料，會議記錄交上去後，黨委認為是反黨言論，主持會議的老工程師和擔任記錄的歸國華僑工程師也就蒙上「記錄和整理反黨言論」的大罪而成為右派。
那第三位工程師，公司的總工長滿開強在會上一言未發，當時只被告誡要「吸取教訓」，免於處分，算是寬大。一九五八年，鞍鋼高爐公司大隊人馬調到北京，為首都鋼鐵公司安裝第一座煉鋼爐。最初，這位總工長連續二十二天泡在建設工地上，連綿襖都沒有脫過，直到身上長了虱子才想到回家去換衣服。他正要離開工地時，黨支部書記把他叫到工棚裡，取出一張紙，擺在他面前說：「你被劃為右派了，簽字吧！」驚愕、迷惘之後，滿終於憤憤地抗辯道：我在鞍山做過結論，不劃右派，為甚麼調到北京後還要被劃為右派呢？」黨支書冷冷地答道：「告訴你，你是漏網的。在鞍山不夠劃右派，在北京不一定不夠！」隨即說：「現在通知你，從今天起，免去你的工程師職稱，撤銷總工長的職務，工資降兩級，到下面去當工人，好好接受勞動改造！」從此，滿開強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屈辱生活。
地質師顧樹松，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春風不度」的玉門油田，但在他自己的要求下到了更為艱苦的柴達木。在戈壁灘上踏勘時，他曾一度迷路，僅靠用自己的小便解渴，走回營地。這樣的熱血青年亦是補課中的右派，罪名是「要技術領導不要黨的領導」。（注７：馮君莉《柴達木情思》，見北京《當代》文學雙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新觀察》主編戈揚女士躲過了反右的第一波，但一年多之後終於被網住了，連一直想保她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也愛莫能助。
抗戰期間，戈揚在重慶直接受周恩來、鄧穎超夫婦領導為中共工作。當沈醉手下的國民黨特工人員對她盯梢，企圖加害之時，鄧及時安排，使她安然潛出了重慶。沈醉丟失獵物，不明所以，直到近四十年後才知道自己輸給了周氏一著棋。
但是這一次，周恩來身為政總理，她和鄧穎超竟未能保護住戈揚。這頗像胡風的情形，他們在國民黨欲加害於胡的時候能夠用計保住他，到了共產黨欲整肅加害的時候，反倒束手無策了。
著名翻譯家傅雷也是在補課時落網的。
傅雷當上二榜右派，實在是因為他太迂。一九五七年六月底，反右已經搞得熱火朝天，虔誠的傅雷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長文，支持這場鬥爭。
他在文章中說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共產黨領導的正確」，也總結了「七年的成績遠遠超過了缺點」。這都不會惹禍。但是，他在文章結尾處還表示：「為了愛黨、愛政府、愛社會主義事業，愛我們自己的前途，而誠誠懇懇、切切實實的幫助黨整風。」傅雷罹禍，實源於此。
這個書生可能是唯一的在舉國討伐右派的時候仍然唸唸不忘「幫助黨整風」的人。我們完全相信傅氏「愛黨、愛政府」，可是找不出證據說明那個黨和政府也愛他。至少可以說，從一九五八年將他打成右派直到六六年將他夫婦逼得雙雙懸樑自盡。這幾年間，由毛澤東控制的黨是不愛他的，儘管共產黨內始終有個別人暗暗地愛護著他。
反右這場風暴摧折了無數大樹，更摧殘了數不清的幼苗。但是，也有一些小樹在被巨石壓倒後，憑著一股韌性，又從石縫中頑強地鑽出來，在中華大地上繼續高唱他們的生命之歌。
廣州的青年中學教師龍潛庵成為右派後失了業，寄居親戚家中，靠改名換姓向報社投稿每月得二十元稿酬維持生計。他開始了三年的宋元斷代詞典的編寫工作研究卻沒有中斷。以後他進了街道小工廠，工餘仍潛心研究，持之不懈。整整三十年心血，凝成一部百萬字的《宋元語言詞典》，使中國有了第一部斷代詞典。
清朝乾隆年間有三部文學巨著問世：《紅樓夢》、《儒林外史》和《岐路燈》。其中《岐路燈》始終沒有付梓，一直靠抄本流傳。右派份子巒星在窮愁潦倒之中，歷盡艱辛，收集各種抄本，加以校勘，終於校注出完整的小說，並在八十年代出版獻給讀者。
江蘇作家、新聞記者海汝愷當右派後的二十多年，始終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他找到堆放雜物、破門被釘死的斗室，每日勞動之餘從那破裂的地方鑽進去，躲在那裡研究波蘭名作家顯克微支的作品，日積月累，寫出四百多萬字的文稿，等到文化革命後，陸續出版見天日。
文字改革出版社編輯吳越成右派後，先是囚禁，後是勞改。在繁重的勞動之餘，他編了一部二十餘萬字的《漢語拼音自修課本》，一部一千餘頁的《漢語世界語大詞典》，一部四十萬字的關於浙江方言的專著。文革中，他又在槍口下被押到了渤海灣邊的一個勞改農場。在難友們和基層幹部保護下成功的瞞過農場當局，他寫成了一部八十萬字的歷史小說《括蒼山恩仇記》。該書於文革之後出版，第一次印刷二十八萬冊，不到一個月即銷售一空。
青年知識份子陳以強由右派轉變為「現行反革命」，被判十五年後，不願白白度過獄中的歲月，他要為人民留下一點東西。當時能夠得到的唯一的書只是字典，由於「四角號碼」難學、難用，他決定改造字典，重編檢字法。後此，白天和其他犯人一樣去勞動，夜裡等其他犯人都睡下了，他再悄悄地工作，對上萬個漢字逐一反覆推敲……
十五年後，陳以強出了牢門，又被平了反。他的生命之燭雖已將燃盡，他那本檢字比迄今所有的漢語字典都快捷的字典已出現在全國各書店的書架上。（注９：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
上海著名的雜誌編輯尚丁，流放青海牧羊四年。放羊之餘，他以藏族歷史題材創作了一部詩劇《達賴喇嘛傳奇》，還編寫了海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志。
中國科學院薯類研究所雜糧研究室主任盛家廉當上右派下放農村後，數十年如一日地專注於甘薯新品種選育工作，終於在一九八二年培育出「徐薯十八號」，一下子在全國推廣種植二千八百萬畝，一年增產折合糧食二十億斤。他本人也獲得了一九八二年國家發明一等獎。（注１０：《人物》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甘薯專家盛家廉》。）
上海水產院一位學生趙乃剛，因為反對在學生中抓右派而自己成了右派。他二十年中吃苦無數，包括在文革中戴高帽遊街示眾，但他仍不放棄其研究。中國特有的中華蟄絨蟹，由於長江到處築壩建閘，回游通道斷絕，產量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他辛苦十餘載，試驗上千次，終於使人工半鹹水育苗成功，挽救了瀕於絕滅的這種蟄絨蟹。他本人亦獲得一九八四年國家發明一等獎。（注１１：《人物》一九八六年第二期，《追求之歌－記國家一等發明獎獲得者趙乃剛》。）
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學生金湘，在音院少年班時，才華便被院長馬思聰賞識，特保送入音院。可是他成為右派後，馬院長就保護不了他。他被分配到新疆阿克蘇地區文工團，整整十三年搬佈景、打燈光、掃廁所，就是不能作曲。但他沒有在逆境中消沉，終於在一九七三年創作了一部歌劇，並於七九年回到北京，擔任北京交響樂團指揮、中央音樂學院作曲教研室主任。他的歌劇《原野》還越過大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肯尼迪中心連續上演十一場，使中國歌劇第一次登上西方的歌劇殿堂。（注１２：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美洲《新聞自由導報》。）
一九七八年，一流學府中國科技大學將三名優秀的學者越級提拔為正教授，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教授。這三人都是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中成績斐然的科學家，其中項志遴和曾肯成當年是右派，方勵之則是被批判後開除出黨的准右派。
這樣的例子雖然還可以舉出不少，但就百萬在反右運動中橫遭迫害的右派份子而言，卻極為個別。絕大多數應當在其專業領域裡做出成就的右派份子，終身事業被葬送在勞改營裡了。
即使一千年後，人們也要說：這是中國歷史上極為黑暗的一章。我們不說「最黑暗」，那是因為這三個字屬於毛澤東在九年後製造的另一場災難－－文化革命，這已成了公論。
文化革命那場遍及全國的政治迫害，宗旨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特別是右首當其衝，「叛徒、特務、走資派」倒在其次。在文革中受罪最多，吃苦最久，坐牢殺頭最多的一類人就是右派份子。
中央美術院學生傅小石（名國畫家傅抱石之子）曾被許多人公認為是個「天才」。成為右派後，他先在農場勞改了三年，文革中又成為「現行反革命集團」成員。在萬人大會上被「公審」之後，入獄判刑十年。
青年醫生王賢才，因為成了右派份子，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曾將他所譯的世界著名的醫學專著《希氏內科學》(Cecil’s Textbook of Medicine)的譯稿扔進火堆。他勞動數年後仍未被「改造」好，文革中作為「現行反革命」五花大綁的押到內蒙古體育場萬人大會上「公審」，被判處十二年徒刑，其判決書上寫著：「吹捧美帝國主義科學文明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只是有幸遇到了一位通情達理、正直的勞改隊政委，又得助於一位同時坐牢的山西大學歷史系教授，終於在獄中再將此書的最新版譯成，計中文三百四十萬字。（注１３：《人物》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五至八頁。）
《新湖南報》編輯鍾叔河在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中就是一名鬥爭對象，反右中更是被大張旗鼓的批判。一本《揭發批判鍾叔河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小冊子竟厚達一百多頁。其主要右派言論有：「社會主義……並不是共產黨發明的。……除了馬列主義以外，社會主義學說還有別的流展，實行它們的理論，這樣才可以顯出優劣……」（注１４：《人物》一九八六年二月號第七十七至七十八頁。）由於這些言論，他不僅成為右派，而且被處理為「現行管制份子」。文革中，他又「攻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為「現行反革命」，判了十年徒刑。
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不管怎麼說，這些人活了過來。可是很多人活到了一九六六年，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蘭州大學地理系學生褚松村一九五七年戴著右派帽子到農村去勞動了幾年，被認為改造得還可以，獲寬大，允其回學校繼續讀書。可是文化革命一來，老賬又翻了出來，他終於絕望跳了樓。
「內控右派」也是牛鬼蛇神，與右派沒有甚麼差別，也逃不脫。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英，在被批鬥、抄家、掃地出門進「牛棚」後，選擇了死。他的妻子得到他的死訊，決心與他同去，但又不願扔下女兒在人間受罪，只得先狠心毒死愛女，然後再隻身奔赴黃泉。蕭光英是一九五六年舉家從美國歸國的，十年間，報效祖國不成，反成了毛式階級鬥爭的犧牲品。後來，他的表弟、美國著名的物理學家鄧昌黎回國訪問，要求看看蕭光英一家的墳，結果不僅沒有墳，連屍骨何在也無人知曉。一家人就這樣消失了。
自殺的多，被殺的也不少。一九五七年時的《新湖南報》總編輯劉鳳祥就是其中之一
劉鳳祥是一九四九年中共接管政權後參加黨的青年知識份子，一九五○年任瀏陽縣縣長時還不到三十歲。成為右派後，他被送到一家工廠「勞動教養」，被機器軋去整條右臂。一九六七年毛澤東將其反右時最賣力的手劉少奇、鄧小平、彭真打倒後，劉鳳祥與一批右派朋友印發傳單，鼓動右派們起來翻案。這便成了當局將他定為「現行反革命」、判處十五年徒刑的「罪行」之一。一九七○年春，中共在全國範圍內大舉清除「現行反革命」，毛澤東的老家湖南省省會長沙召開了兩次「公審大會」，每次審完都將近百名犯人拉去槍決，其中半數以上是政治犯，其中就包括劉鳳祥和他的右派朋友、原湖南省公安廳幹部雷特超。（注１６：《中國之春》第一○○期至一○二期，楊小凱《獄中回憶》。）
差不多就在同時，北京也殺了一批「現行反革命」，所不同的只是那幾十個人在被槍決之前的一個多月裡，天天拖著腳鐐和手銬，分組被帶到市內各處的萬人大會上鬥爭、示眾。連那些同將被殺戮的知識份子毫無關係的地方，譬如「中越友好人民公社」，也把他們「借去」鬥一通，就像一批就要扔掉的東西最後再使用一次似的。那批人除了中央美術學院學生張郎郎被周恩來以「留個活口」的名義保下未殺之外（因為張的父親張仃是文化界名人，著名畫家），全都死在了「無產階級」的槍口下。一九五七年反右時的右派、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沈元就是其中之一。右派份子反黨，當然有罪，可是一個文化人怎麼就犯下死罪了呢？原來他因為被鬥得受不了，買了盒黑鞋油，塗在臉上扮成了黑人，進了馬裡大使館。誰知馬裡使館轉手就把他交給了中共，他也就「罪該萬死」了。（注１７：張朗朗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清華大學右派學生黨治國也是文革中被判作死刑的「現行反革命」，原因是他在陝西銅川煤礦勞改時組織了一個「共產主義小組」，輔導工人業餘學習《共產黨宣言》。在被鬥爭、毒打了一陣之後，銅川市法院將他判處死刑，上報陝西省待覆處決。，恰好那時省法院按指標行事，說已作好計劃只槍斃四名，而各地當時報審的死刑犯共七名，黨治國排第五，竟因此而逃了一命。（被處決的前四名均於十年後被當局承認是冤殺而平反。）黨十多年後出獄，回到母校領到了一張久違了近三十年的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的畢業證書。（注１８：陳祖芬《理論狂人》，《人民文學》一九八六年七月號。）
清華大學建築系還有一位右派學生馮國將，是從印度尼西亞歸國的僑生。他被送到清河勞改農場先後在延慶縣勞改犯工廠和京郊良鄉機械廠服刑。別人刑滿後可以遣送回原籍，而他在印尼是第三代華僑，原籍何處都不知道，只能留在廠裡就業。文革一開始，又要將他送往新疆去開荒。他終於又逃亡，成功逃到北朝鮮後，卻又被那個「社會主義小兄弟」引渡回國。先是判處十年，後又改成死刑。只因後來考慮到他是印尼華僑，槍斃了對海外有影響，那死刑才未執行，讓他最終活到了平反的一天。（注１９：當事人與本書作者的通訊。）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衛生學校右派學生劉士源也是一個揀了一條命的死刑犯。他在勞改農場組織「馬列主義學習小組」，被說成是「反革命集團」，他也就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首犯。根據「首惡必辦」的原則，他被判處死刑，作了死囚的牢房。只是混亂之中未被拖去執行，揀了一條命。
如此幸運右派畢竟不多，原教育部副部長柳（水是）就沒有度過那場劫難。柳本是個著述甚豐的學者，他成為右派後同其他地位較高的右派一樣，被寬大，免於勞改。但文化革命來了，再也沒有一個牛鬼蛇神可以獲得寬大。他於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被補，隨之而來的便是嚴刑拷打。二十一日夜，這位六十五歲的老學者被打得大腿折斷，腦漿迸裂而死。事後，人們從他的棉被裡發現一小頁紙，那是從當時犯人必讀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中撕下的文前空白頁，上面是這位學者留在人間的最後幾行字：「政治迫害，毒打取供。我非叛徒，為我伸冤。」
另一個「大右派」、原《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曾被下放到長城腳下去放過一陣羊。後來文革興起，已回到北京城裡的儲安平成為紅衛兵打罵、侮辱的對象。他曾投水自殺獲救。一天，一群人又來敲門，要批鬥他。他從後院翻牆而出，逃到當年放羊時的右派夥伴李汝蒼老先生的家前，在門裡塞進一紙條：「汝蒼：我走了！安平。」從此沒有人再看見過他。不久老右派李汝蒼也被斗死，儲安平的下落便永遠成了一個謎。
儲是江蘇宜興人，《宜興縣志》的著者不願說他死了，只說他於「一九六六年深秋一個晚上，出走失蹤，生死不明。」（注２０：一九九○年版《宜興縣志》第八四五頁。）當時，總理周恩來曾派人調查尋找他的下落，但無結果。儲安平肯定不會出家做了和尚，因為那時所有的和尚、道士都被勒令還了俗，全國已沒有一所寺院可以棲身了。
他會隱姓埋名跑到國外生存下來嗎？不可能，但當時確實有人成功的跑到了國外。
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生徐洪慈，一九五七年鳴放期間，以他為首，十四名同學合作寫了份大字報。因為他是共產黨員，《人民日報》特發文《上海醫學院三千同學聲討叛徒徐洪慈》，說他「妄想……搞垮黨」。隨後，他被送往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勞動教養」。因為不堪一天十幾小時的勞役和動輒而來的扣飯，他和一位本是空軍飛行員的右派合謀逃亡，求一生路。但很快被捉，判處六年徒刑，送雲南省麗江勞改隊服刑。一九六五年刑滿，名曰「釋放」，實則「留場就業」，仍然回不了家。文革一來，他又成為「反革命份子」，又判了二十年徒刑。監獄當局佈置人貼了一百多張大字報，將他罵作「陰謀家」、「敗類」、「毒蛇」、「叛徒」、要求「嚴懲」；他不甘心等著被拉去槍斃，成功越獄，歷盡千辛萬苦，從雲南橫穿中國，逃到了外蒙古。在獲得政治庇護，又服了二年因偷越國境而判的刑之後，他終於成了一個自由的人－－那裡不是中國，沒有「留場就業」一說。當他作為反右及文革的倖存者和那個時代的罪惡活見證，於一九八四年揩同蒙古妻子和兩個孩子回到中國時，已時五十開外的人了。（注２１：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報》和《探索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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