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我离开中国22年了，22年来我与中国毫无来往，中共国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伤害太大了，十年的文革改变了我的一生，因此我永远不能原谅造成这一切的中共。但是，过了五十岁后，我对中国的怀念逐渐萌生。想起来也真令人难过，由于文革中中国人互相揭发、背叛，为了所谓革命不惜牺牲家庭、亲人、朋友，当时人人说谎话，互相提防，所以我在中学和后来工作的单位没有一个知心朋友。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按捺对中国的怀念。尤其是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看到奥运会的节目，更加强了我回国的欲念，因此我于2008年十月一日带着我的两个澳洲出生的孩子踏上了我的故乡北京。
在我细心计划我们中国行程的时候，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忘了十一是北京度假的黄金周，更有甚者，奥运会期间，北京禁止外地人到北京旅游，（记得小时候，党给我们讲“万恶的旧社会”，在上海的外国人的租界，有牌子写道“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崛起到“华人与狗不许进京”）。而十一是奥运会后第一个外地人可以进京的假日，北京到处人山人海，连我这个北京长大的人都大跌眼镜。我小时候不兴旅游，更确切地说，那时人们穷得连旅游这个词都没听说过，我当时知道的跟旅游稍微有点关联的词是“串连”和“上山下乡”。而现在中国人富有的可以旅游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要与一队队高举队旗的旅行团和谐共处，争先恐后地向我们的目的地进军。北京被外地人全部占领，我一直在问我自己，北京人都到哪儿去了，偶尔碰到一个说老北京话的北京人，我立刻感到无比亲切，犹如在海外遇到一个中国人的感觉。长城更是惊心动魄，几乎一下车就开始排队，根本无法正常走动，在排队时仰望长城，你会发现长城中间挤满了人，雄伟的长城犹如一条巨大的长虫，缓缓地向上蠕动，而我们则是长虫的尾巴。
北京的交通令我心惊胆颤，每次过马路我都紧张万分，无论是斑马线还是红绿灯，车和行人都照走不误，我带着两个孩子，他们是澳洲长大的，过马路是先看右边再看左边，因为我们这里汽车是靠左行使，可想而知我的紧张程度了，生怕我的孩子看错方向而出交通事故，幸亏当时七十码事件还未发生，否则我可能根本就不去中国了。回悉尼以后我在网上发现一条新闻，在中国的外国人，第一死亡原因不是空气污染，不是食物中毒，而是交通事故，可见我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
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带我的孩子去了一家度假村，据说那里有水上游乐，水疗和桑那，下午有自助餐并有专车将游客送到东直门。听起来正合适，孩子们可以玩儿水上游乐，我可以洗桑拿和水疗。我们乘地铁到东直门，再乘公交到达度假村，北京的公共交通真的很好，我不明白政府为何鼓励老百姓买小汽车，北京的交通拥挤和空气污染是众所周知，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政府应该鼓励大家乘公共交通。
我的孩子玩儿的很高兴，我也得以闭目享受桑拿，缓缓几天带孩子游玩北京的辛苦。但是好景不长，二、三个小时以后我女儿开始呕吐，我只好带女儿去换衣服，穿好衣服出来，却找不到儿子，原来他在男厕所里呕吐，我急得泪流满面，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介绍我们去医务室，那里值班的很友好，按按我孩子的肚子诊断为急性肠炎，给了他们每人一把药，并且免费。虽然他们不断呕吐，还是按医嘱将药服下，随即立刻吐出，令我为孩子的不识抬举而备感羞愧，赶紧用一个桶将呕吐物接住。但那医生并不在意，将呕吐物倒入下水道，然后将桶放入我孩子不久前玩儿的游泳池内清洗，估计他们的病菌将在水中茁壮成长，为下一个急性肠炎做重大贡献。
友好的服务员给了我们一盒面巾纸和一把塑胶袋，我和孩子匆匆上了去东直门的专车。两个孩子一人拿一个塑胶袋，一路大声地呕吐到东直门。我们决定打的回到西直门外的住所，很快找到了计程车，但听说我们去西直门外，司机说正值周五下班高峰，二环路交通一路堵死，根本无法开动车，唯一的办法是乘地铁，而我的孩子此时已经痛苦得无力走动，而天渐渐地黑了，谁说天无绝人之路？！无奈还得继续前进，我们互相搀扶着，开始了我们的长征。为了省电，或无钱买车而乘地铁的屁民不配电梯，地铁的电梯都不运行。一边下楼梯一边呕吐，终于上了地铁，拿着塑胶袋站着呕吐更是艰难，但没有人给让个座位，我还不断向人们道歉，对不起打扰各位了，我们本想打的，但交通堵塞，只好请大家原谅。好容易到了，又得一步步上楼梯，当时的艰难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而我的孩子发誓永不再去中国。
我和北京的朋友把孩子的病归罪于水土不服，但回悉尼后我学会了中文打字，开始上海外的中文网，发现了一条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消息：国际奥会对北京的自来水进行了化验检查，发现北京的自来水不够国际游泳比赛用水的标准，他们不得不将北京的自来水专门处理后才达标，换句话说，我们北京人喝的水还不够外国人游泳的水干净，更别提北京度假村游泳池里的水了，怪不得我孩子呕吐的那磨悲壮。
哎，家乡的山啊，家乡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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