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了孔子“知礼、知人、知天命”这三大学说，就知道孔子的为学宗旨是什么了。他是以“知天命”作为最高理念，以礼作为实践行为，以知人之辩作知识论来巩固礼的实践行为。这三者是互相连系的有机体：不知礼，无以为立，做人就没有立足点；有了礼，但不知人，不懂得辨别人世间的善恶、是非、小人、君子等，就不能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没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就失去礼与天命通达的桥梁。正如《中庸》所说的：“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1儒学的三大内容，就是“知礼、知人（知言）、知天命”。在我看来，后儒对孔子学说的解释是有偏差的。孟子把孔子学说的内容理解为“仁、义、礼、智”四大部分，他把此比喻为人的“四体”。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2后儒把儒学总括为“仁义礼智信”五字，大概来源于孟子这“四端”。但孔子虽以仁来贯穿其整个学说的内容，但其讲的并不限于这“义、礼、智、信”。在《论语》里，孔子讲义不多，讲“诚”，讲“恭、宽、信、敏、惠”，讲“小人、君子、士、乡愿、党人”等，何限于“义、礼、智、信”？如以《周易》、《大学》、《中庸》解孔子的学说，即是“知礼、知人、知天命”三大部分，孔子以仁来贯彻这三大内容。在整部《论语》，大部分是讲“知人”学说。早在远古的尧舜时期，帝王将相，就非常注重这个“知人”学说。《尚书．皋陶谟》有说：“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3尧年老用人不当，听了百工的话，用鲧治水，非常失败。后来舜帝善用人才，任人唯贤，治权获得很大的成功。他用鲧的儿子禹治水就是一列。皋陶对禹说这番话，意在强调知人的重要性。后来的君师，都强调做帝王的要“知人”才算是一个明君。《论语．尧曰》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在孔子时代，显然也是非常重视这个“知人”学说的。孟子也强调他“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4荀子也非常注重讲“辩言”，实质也是在讲“知人”学说。不过孟子以义来“知人”，荀子则以礼来“知人”。前者注重内在的心性义理， 后者注重外在的礼法行为。两者都是在说尧舜“知人则哲”的学说。
我之所以将孔子的儒学内容定为“知礼、知人、知天命”三大部分，是我读《论语》后产生一个迷思：后儒说孔子的学说是讲“仁、义、礼、智、信”，但我发现《论语》不单讲这五者，还讲许多做人的道理。特别是用“智、信”来概括孔子“知人”学说的内容最有欠缺。在《论语》里，与其说讲“智”的内容很多，倒不如说讲“君子、小人”的内容更多；与其说讲“信”的内容很多，倒不如说讲“诚”的内容更多。而且还有讲“士、乡党、孝、悌、勇、廉、耻、恭、宽、敏、惠、”等，这些都是孔子的“知人”学问。孔子的学生在《论语》最后章节以圣人尧曰“知礼、知人、知天命”来总结孔子的学说是有其深远意义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表明这个道不是孔子自创，他是在发扬继承圣人的道，其由来是有根据的。而孔子既已完成圣人所行的道，那么孔子就同等于圣人尧的地位了。(待续)＠
1《大学、中庸》，华语教学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91页。
2《孟子》，台湾智扬出版社，民国83年版，87页。
3《尚书．今古文全璧》岳麓书社出版，2006年3月第1版，011页。
4《孟子》，台湾智扬出版社，民国83年版，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