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知的生活是透过经验得知的，如何组织这样的经验，视人和这样的经验以何种关系赋予其意义。而经验在生命中，以何种形式表达是本文所探究的。文本类比(注一)，是一种安排自身经验的时间顺序，建立自己和周遭世界前后一致的纪录。把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会发生的事件经验连成线性，以故事或自我叙事来表达。如此，人与生活就会有连续感，觉得生活有意义。这种人与意义之间的互动，就像读者与文章间的互动，藉由阅读来看生活与自身关系的演化，透过叙事书写，作为对生活经验的省思，与提升心灵净化的方式。
钟理和小说中的生命价值观从短篇〈杨纪宽病友〉、〈阁楼之冬〉、〈野茫茫〉、〈复活〉等作品里可见其对生命的观照。钟理和的作品之所以能在没有发表的情形之下，持续写作这么久，以写作作为救赎之意义颇深。救赎文学即在面对焦虑、沮丧与不安的情境时，以正面或侧笔描述救赎的过程。救赎之道是付出、是爱；解脱的第一步是认罪、忏悔，并在付出行动中明白真正的爱。丧子的哀恸在〈野茫茫〉的铺陈中表露无疑，也对其作为父亲的过失做出叙述：
过了黄历年，寒冻严封了大地。大年初六，那是最寒的一天，我穿了许多衣服还觉得寒气砭人；然而你只穿了一件衣服。我叫你多穿，你不听。我发火，还打了你一巴掌。
傍晚你回来时，便说脑袋不好过，祇洗了一个澡，晚饭也没吃得，便上床睡觉了。待我们也上床就寝时，摸摸你的额角，有点烫手。立儿，你便这样得病了！
起初，我没好气，以为你自己招来的病；而另一半，也因为把感冒看成不足轻重的小病，因此，对你的治疗，也就未加小心。
立儿，我们对不住你，这是我们害了你，把你耽误了，并不是你想抛弃我们。……
临终前，你已经是不省人事了，还应了妈妈的大声激励，困难地把嘴张开，强把最后一粒鸡角丸咬了咽下去。你原是一个淘气、又倔强的孩子，在这时候，你便又一次表现了你的倔强和淘气来。最后，你已明白自己必须和爸爸妈妈永别了，在咽气的刹那，两颗晶莹的泪珠，由你的眼睛滴落下来。你是那样的依恋着，不肯扔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却把你耽误了！你原谅我们？然而立儿，爸爸妈妈心里有多大苦楚，你又那里知道？（《钟理和全集1‧野茫茫》，页148－150）
失去孩子的父亲，在回想起与孩子的互动时，细细说出内心对孩子的爱与愧疚，那是如此的不堪回首，椎心之痛让父亲放下尊严，承担自己的过错。
而于〈复活〉故事情节里，将丧失孩子的哀恸，巧妙地安排为视巩儿的顽皮打闹为孩子天真善良的表现，犹如孩子不曾死去，呈现出其自我救赎的生命观。
这一切都和宏儿是一个模型铸出来的，尤其是耳朵，简直是从宏儿割下来配上去的一般。孩子性淘气、犷野，像头生犊；他喜欢拿棍子打人，打起来可真凶，他一边打一边高兴地大笑，必须人向他讨饶才罢手。而他最喜欢打我，尤其喜欢出奇不意的给我一棍子；我骇然一跳，而他则仰起头来大笑，乐得一身都着了火。我经常被打得布满一条一条红红的清楚的伤痕，但我不讨饶，于是他一直打下去。他打着，笑着，我被打着，也笑着；我们俩都在笑，他是因高兴而笑，而我则在高兴之外伴随了肉体的痛痛麻麻、又痒痒的一种极微妙的醉人的感觉，这滋味是苦的，却带点辣辣的快感。这时我眼中贮满泪水，自泪水的帘幕中看过去，那已不是巩儿是宏儿，宏儿在笑！
我的宏儿不曾死，我的宏儿回来了，复活了！（《钟理和全集1‧〈复活〉》，页134－135）
上述引文中可感受到夫妻对亡儿的不舍，隐藏着自责的悲痛，面对这样的原罪，以书写向死去的孩子告白，诉说罪恶的渊源。而来自于当年违逆传统同姓不得结婚的观念，仍存在这对夫妻心中，挥之不去：
立儿，也许你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原是可悲的一种。作为你们的生身父母的我们的结合，祇为了名字上头一个字相同，在由最初的刹那起，便被诅咒着了。仿佛我们在道德上犯了多么可怕的弥天大罪，人们都用那使人寒心罪名加于我们。他们说我们是──牛、畜牲、逆子；如此等等。（《钟理和全集 1‧野茫茫》，页150）
愧疚自赎的悲情，字字句句检视着那受苦遭难的人生。让邻人对他们同姓之婚振振有词地：“天不允许啊！”在遭受层层挫折与磨难的同时，保守的旧风俗占了上风，使之摆脱不了贫穷、疾病、失亲、以及婚姻带来的病态歧视。这种“屋漏偏逢连夜雨”的遭遇，并没有让作为父亲的钟理和绝望。只是他不再逃避，点滴地诉衷与忏悔，面对自我救赎之路虽然沉痛，却坚毅了生命的本质。
钟理和的小说几乎篇篇都有救赎的悲苦情怀，让人在阅读时体验悲苦人生中的深刻人性。
妻那狭窄单纯的头脑里灌满了生命轮回，和灵魂不灭的思想，相信再世之说，是不足为怪的。现在我倒也愿他无此相信，……我所受的教育…… 它教我：灵魂是没有的；是物质不生不灭；……人死了就解体了，还原于它原来的基本元素，铁还于铁，磷还于磷，如此而已。（《钟理和全集1‧复活》，页122。）
〈复活〉里，妻子认为巩儿是宏儿投胎转世而来，相信“灵魂轮回、灵魂不灭”之说。钟理和陈述其自认受过现代思想，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但见妻子因为这种想法而减轻丧子之痛，也愿意去相信。因为有真挚的爱，才能去包容、支持与自己性格违逆的观念，而心甘情愿。
书写能够累积成为智慧，而叙事治疗则是推论自己或他人行为的内部状态，而将之一般化的过程。简言之，即是试图对于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寻找一可能促成因素的过程。美国心理学家温纳（Weiner）从此一概念中撷取对自身的归因部分，专注研究人如何在事件之后，对自己行为成败的认知解释，而发展出所谓的“自我归因论”（self-attribution theory）。认为“解释自己行为结果时，个人所做的归因是复杂而多向度的；而个人此后类似的行为动机的强弱，决定于他对以前行为结果所做的归因解释。温纳的研究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个人对以往经验的诠释，将影响日后对类似事件的看法，并形成对自己的认知与自我价值的判断。”(注二)因此，他人的生活经验是催化觉醒自身生活经验的媒介。在〈杨纪宽病友〉中写到杨纪宽，因为女友希望他取得大学文凭，为了完成大学学业过劳得病，在病入膏肓时，却开始后悔当初的坚持：
她的姐姐是嫁给大学生的，所以她也非大学生不嫁，如果他要和她结婚即非得大学毕业拿到文凭不可。……在这种压力和鼓励之下。杨纪宽病友师校毕业在国校做了三年老师后，便又考进台中农学院重新做学生。……毕业在即，他不顾院方的劝告，匆匆回去准备并参加毕业考试。……经此一熬，坏了──他又第二次咳血。……可悲的是他的病情由此大大的变坏，病巢已由单肺而延及双肺，医师深以他之不听劝告为惜，他本人也后悔得不得了，但后悔有什么用呢！
他的太太呢？也不再坚持一定要有文凭了，不，她内心甚至因逼丈夫身临毁灭而感到悔恨。……自她那不眠不休鞠躬尽瘁的献身里，更自她含悲眼睛里看出这一切。这时候我觉得她的悔恨有多么深刻，多么刺心呵！
至于杨病友的表现是更直接的，……“我读大学是我自己的意思，和我的爱情无关，不过现在我知道这是错的。为什么我一定要读大学呢？这是不可解的。我应该知道生活的乐趣没有高低大小之分，但我不知道，当我在国校教书时，应该在我的工作里寻求生活的乐趣和人生的目的，但我不曾这样做，结果我把自己毁了。现在我只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恢复健康；第二个是回到教坛上去。（《钟理和全集1‧杨纪宽病友》，页186－188）
人生的理想，如果是以健康换来的，即使理想达到了，恐怕也无福去体会。所以为了持续生命，只要有一线生机，即使是土法炼钢，杨纪宽都会去尝试。他一点一滴的守护着稍纵即逝的生命能量，希冀能健康的走出疗养院。
他的疗养的态度是认真的，彻底的，他遵守着疗养生活中他相信对病人有利的各种规则；他的身子躺在床上，两手折回来放在胸脯上，仿佛他要永远把持下面那颗心，不要有一刻的时间忘记他这时在做什么。（《钟理和全集1‧ 杨纪宽病友》，页187）
在松山疗养院里，钟理和眼前所见的都是生命遭受威胁的病人，致使他能以庄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受到疾病摧残的生命。在〈杨纪宽病友〉里，杨纪宽虽然最终仍逃不过病魔的威力与无情，但这种对生命的渴望与崇高敬意的表现，以及绝境中求生存的意志力，内心的理想也许无法实现，却忠实的面对自己，得到光明的救赎。钟理和以此篇隐喻自己遭受现实社会压力而致病，并以叙事书写救赎被伤害的心灵。
生死不是自己所拥有的，而是自然的交替与自然运行的一环，既不是解脱，也不是终结。钟理和在对现实无奈与批判的短篇小说〈生与死〉中，描述张伯和在妻子灵前的香火混合的烟雾中，想起自己孤苦伶仃一人，这一生因为“真实、正义、坦直”的个性，从学生时代一直到出社会，尝遍人间冷淡人情：
他以真实、正义、坦直这些，向盔甲般装束他自己。由他学生时代起，他对人生，标榜了赤裸裸的人间的心，结果是被人生推出远远。学生时代，祇为他笑了他的史地的教师冥顽之故，蒙了傲慢之罪，而被开除了。……社会嫌他血气太冲，朋友则认为他太骄，家庭则咬定他是个有辱祖宗的不孝子……他的课长对他说：“是监视，莫不如此，徒劳无益呀！本机关只要维持现状，维持现状……”维持现状──使一切固定于旧有状态里……他只好由社会、由家庭──由人生一直退到这不为世人所注视的角落里来了。（《钟理和全集3‧生与死》，页150）
失去妻子的张伯和，回想妻子病危时在医院遭受到的冷漠对待，忏悔自己太执著，不听妻的劝告，致使身边没有亲信，在危急时得不到救援，他在回忆中不断的想起妻子病危时却孤立无援的焦虑，而这些焦虑，已演变成无限的懊悔：
“就是他的妻……玲，原谅我……不是流着泪，如何地劝他不要太过于固执吗？伯和，你这样是要吃亏的呀……。然而，这些都已成陈迹了。都已变成如于天空上明灭的星星那么遥远的，手达不到的过去了。”（《钟理和全集3‧〈生与死〉》，页150。）
到了他不能不把妻送到医院去的时候，病似乎已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但当他听见医院对他说住院条件──得先交一笔款，而他思量自己的萧索的腰包的时候，他祇好把眼珠落于门口的石阶上，迷惘地木立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待发作的狂潮，他即出去想办法了。钱呀……大夫呀！他像野犬般，在杳无人影的睡定的街上奔跑，想办法，踯躅。到哪里筹款去呀……？我的妻病倒在家里，很厉害。快就要死了……哼，找我有事吗？我想找你借一笔款……因为……大夫……对不起……没有钱！人影晃一晃进去了。……哼，你的妻病了，与我何关？笑话……冷笑，轻蔑。与一条不动的黑块，同时被留在清冷的门外。
“子痫病”大夫随便给打了一针，懒懒地说（好似他是不耐烦这样的事情）“耽误了，要能住院，只要早两个钟头就好了！”他摇着头，领着看护走了。抛下了一对生与死的不幸夫妻。
他又走到案桌前，手捻檀香往炉里布。“玲，原谅我！”（《钟理和全集3‧生与死》，页153－154）
张伯和在亡妻灵前忏悔，有如和妻子对话般，叙说自己在面临这样悲痛的事实之下的感概与悔意。在经历自身及亲友的生死劫难后，钟理和以叙事的手法，将〈生与死〉藉由妻子的去世，引发张伯和内心对自己的省思，透过对往事的陈述，明白自己的个性，其实也是间接让妻子面临死亡的原因。贫贱夫妻百事哀，钟理和在现实生活中，有着与张柏和相同的困扰。救赎是从心中一一挑出那骄傲的自尊，过程总是教人难堪，但是却解放了徬徨的心灵。
叙事书写是一种强大的自我表白形式，书写中情绪的揭露，可以增加作者对于事物的洞察力，以及自我意识和适应现实状况之功能，有助于克服创伤的经验，从中寻觅出适合的生存模式，麦克‧怀特、大卫‧爱普斯顿着、廖世德译，《故事、知识、权力—叙事治疗的力量》中提到：
叙事模式把人当作他自己世界的主角或参与者。这个世界是诠释行为的世界，故事每说一次都是新故事的世界，人和他人共同“重写”故事，因而塑造自己生活与关系的世界。 (注三)
叙事思维是以人的生活经验为主，透过时间向度连接生活经验，以反思的态度去看自己参与诠释的行为。书写是一种媒介，治疗的是自己心里的坑洞，以及自己深处的黑暗。创作小说则是一种叙事模式，但以创作小说作为重写生命的感受，即为救赎。
钟理和〈野茫茫〉、〈复活〉、〈杨纪宽病友〉、〈生与死〉等，是以他的生活经验为出发点，在叙述故事的同时，也调合内心的创痛，这使得他能够在一生命运乖舛的情形之下，仍能坚持心中的理想，并且以书写作为内心与世界的对话叙述，从书写叙事中得到心灵创伤的治疗。
注一：麦克‧怀特（Michael White）、大卫‧爱普斯顿（David Epston）着、廖世德译，《故事、知 识、权力—叙事治疗的力量》，（台北：心灵工坊文化事业，2001年），页11。
注二：麦克‧怀特、大卫‧爱普斯顿着、廖世德译，《故事、知识、权力—叙事治疗的力量》，页51。
注三：麦克‧怀特、大卫‧爱普斯顿着、廖世德译，《故事、知识、权力—叙事治疗的力量》，页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