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区统战部的官架子(1)
这天下午，我回到家里，母亲告诉我，被蔡家派出所扣押了两个月的户口薄，今天也由医院的王书记送来了，不过母亲补充说：“蔡家派出所对王光明讲，要你写一个检查交到派出所去！”
我回答道：“别理他。”在我的眼里，这是一群骑在百姓头上的政治痞子，现在同他们多说一句话，都有损我的自尊！
然而，1980年的元旦，对于我们母子俩，毕竟是渡过二十三年劫难，死里逃生后重逢的第一个元旦，可惜，妈妈当年想得太绝，将原先的遗照全部烧掉了，现在只有在头脑里留着他们的遗像，寄托对他们的记念了。
恰好，那一天下午，小妹和范山也来了，他们带来了一块猪肉和糍粑！我们忙碌到晚上十点钟！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将在新年才吃的团年饭，提前到了1979年12月31日晚上，就在我那间临时房间中摆下像征性祭品！一缕香烟迎接我的父亲、外婆和弟弟“回家”团年。
我为他们盛上了饭，摆上了酒，然后跪在地上祈祷他们的在天之灵。默默忏悔我对他们的不孝！特别是我挚爱的父亲，他是我们全家中最早进入天堂的人。
元旦一过，我就带着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盐源县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和重庆大学关于我右派的改正书，到北碚区委统战部要求他们根据政策，安排我一个“对口”的工作，并处理我的“善后事宜”。
统战部长姓贺，用一付不冷不热的面孔接待我，给人官气十足，架子不小的印象。像这种人既不会对被害人以同情，更不会考虑被害人的困难给予应有的解决。他看过我递给他的“平反”文件后，叫我去楼下的‘接待办公室’去找吴庆华。
这吴庆华头发花白，大约五十多岁。我向他说明来意后，他打量着我，从抽屉里取出两张表格递给我！我接过表格一看，那是两张“落实政策人员登记表”，中共的统治，唯独这种文牍式的档案材料建立得十分细密，凡涉及人事调动，不管跑那一个衙门，毫无例外的拿出这种标题不同、内容一样的表格来。
回重庆仅三个月，跑了重大、法院和中共市委，就填了三次这种表格。
当他看完了我给他的那一迭材料和我填写的表格后，问道：“你是重庆大学机械系的学生吗？你也知道的，根据中央及省委文件的精神和规定，落实你的政策是由我们区统战部负责的。不过，我们的权力和范围有限，所以，希望你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来对待我们对你的安置。”
吴老头明白贯彻共产党的政策，必令我“大失所望”，所以预先给我打一针预防针。我正等着他的下文，他突然口风一转，先行发问道：“先说说，你想干什么工作？”
在毛泽东暴政时期，向国家输送建设人才的大学已纷纷关门，几十年来技术人员的枯竭，连中共的上层官员也惊呼“人才难得，人才贵宝”。所以我不但不应成为统战部难以安排的包袱，简直是用人单位力争的“缺货”。然而，这位吴老头向我推荐了北碚区属的几个街道工厂。
国营厂和集体厂，待遇和地位大不相同。这又是中共领导下的怪象：国营、部属大工厂的工人，优于地方国营企业里的工人；省级企业又比市级企业优越；市级企业又比县级优越；县级又优于街道工业。当工人也要分贵贱，讲运气。
工人被划分出等级，体现了“国家”对企业的“分别对待”，在资金，设备原材料十分匮乏的条件下，先满足直属中央的大企业；然后层层降格。轮到那些处在最底层的街道工业，不但生产举步维艰，工人们连最低工资收入都难以保障。
“可不可以考虑将我安置到北碚境内的北碚机械厂或是红岩机械厂？”我请求道，我已经是中年人了，在求职时当然要选择，这两个厂说不上好，只是比较正规一点，生活待遇也相对稳定一点。
“啊！那可不行，这些工厂是市属的单位，我们区委是没有权力向这些单位安置人员的。”吴老头斩钉截铁的回答。
“但是，根据中共中央有关的文件中，没有规定我们的就业安置非由区一级来安置。那上面只有：“由哪一个单位处理仍由那个单位安置的规定”，我竭力忍耐着，既要揭对方在诳骗我，又不好同他争执，因为这是我来找他们。
吴老头冷笑道：“如果你有依据，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找重庆大学，偏偏要跑到这里来？”对方果然耍赖了，我明白，“平反”的门坎之外，还有“寻找”工作的门坎！对于我们这些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小鬼，在共产党的衙门下要想顺利生活下去，还不知道要爬多少门坎？！(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