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区统战部的官架子(2)
我看了看面前这个老家伙，又联想到郑树勋。我想离开盐源时，就该听从他的吩咐，像背十字架一样，将他所需要的三十斤贡品一斤不少的从盐源带回来，也许现在我不至于在这里犯难。
可我仍书生气实足，满以为只要获得“自由”，在这个经历十年文革浩劫，“人才”奇缺的社会中，哪有求不到职业的道理？
沉静片刻，吴老头终于又拿出另一个办法，改口说道：“区属的企业你既不愿意去，那么你去中学教书怎么样？”吴老头的这个建议倒真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不过，这是一种政治的需要！须知，1966年为了摧毁政敌，学生成了毛泽东的政治别动队！而今新的中共官僚，上自邓小平，下自官复原职的中共大小官吏，哪一个没有尝过“红卫兵” 的拳头？刚从别人踏着的“一只脚”下爬起来的中共“新”当权派，没忘记当年红卫兵的厉害。
对待多年“伤失”理智的学生，不论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还是遍布全国，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可不是简单动用警察就能治服得了的。弄得不好，这些被毛泽东调教多年的造反“小将”们，一旦被毛泽东余孽所号召，造起反来是绝不好收拾的！
能走上课堂约束学生的老师，一时的“奇缺”起来！我在盐源时便知道，为了筹集农场子弟小学的师资，不仅从管教人员中抽人，还从就业人员中过去教过书的人（例如魏朋万）叫去当老师。
蔡家场的几所学校中将教师子女以“顶替”名义，请去滥竽充数登上讲台的人就更多了！然而，社会风气既已被毛泽东破坏到这种程度，将老师当作最低贱“臭老九”的遗风依旧！教师不但在待遇上低于当时社会上的其它职业，在人格上得不到起码的尊重，他们依然受到学生任意侮骂，甚至家长可以到学校替孩子呵责老师！好像老师是他们雇佣来的保姆。
对于我个人，“老师”这个职业，却有一层与别人所不同的隐痛！我的父母原来都是忠厚老实的“老师”，他们曾在国难当头时为中国新文化做过贡献，结果，父亲惨死囹圄，母亲遭受右派横祸。双亲之痛使我发誓，决不重走父母的老路。报考大学，绝不填师范，出了校门再不回头走进校门。
中共不能宽容“教书匠”，在我心里留下的伤痕没有愈合。想不到在落实政策的名义下，要我去接受这个我早已不愿干的工作，于是我十分果断拒绝了吴老头的“安置”。我的理由很简单：“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
第一次初访区委统战部就这样无果而归了，带着怏怏不快的心情，我回到蔡家。母亲听完我去区委落实工作的经过后却说道：“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你是清楚的，既然统战部的意见要你去教书，你不妨考虑一下。重庆市第二十四中学，就在蔡家，是一所规模很大的学校，有高中部、初中部，离这里也不到一公里，隔家也近，要不你抽个时间去那所学校看看，也好作准备。”
我看着她那多年生活重负压驼了的背，面对那张满布皱纹的脸，想到她好不容易盼了二十多年，才把自己唯一的孩子盼回来了，当然是盼他常伴身边，再不离开。可是她怎么就忘了在中共统治下为办教育，不但使她耗尽了毕生精力，还使她饱受了二十几年的苦难？
对她的劝告，真不知怎么对答，只好含糊回答道：“你不是从小就叫我不要走教书这条路吗？要不然，我再回一趟重大，按政策我该由重大落实善后处理，看看他们拿什么主意？(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