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第二次回重大(1)
1980年一月，我第二次去了重大，在公共汽车上我在想：去重大找谁呢？本来，我的案子既已由重庆法院改判，那么按程序理应去法院落实我的人身赔偿和善后处理，我这一趟该去市中级法院找那姓丁的小子，但我单枪匹马的能去找法院评理么？那里有关于冤假错案的处置规定吗？
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一个只有独裁者政策，却无法律可依的地方，执政者可以随心所欲的颁布政策整人，以后，新的人上台又兴另一套政策；在这种不与人民约法三章，也不受人民约束的独裁统治下，有评理的衙门吗？！
于是我便想到当年负责处理我们右派的人事处主任宋殿宾来。听母亲说他因为爱人出身地主，在文革中受过很大冲击，坐过牢，扫过厕所，有过与我们相似的经历，兴许他会良心发现，现在会作出与当年完全不同的处理。
于是我再次回到重大，在学校传达室询问宋殿宾的住所。那门房告诉我，他在文革时离开了学校，现在在杨家坪的市卫生学校任党委书记。我要寻找的当事人还没有“官复原职”。
但是，我既又一次来重大，总不能白跑一趟。按照守门人的指点，在大校门右方的一排两层楼住宅中，找到老校长金锡如的家。
学生时代，除全校性大会上在主席台上见过他，后来在1959年的五一节，在南桐丛林小学听他宣讲摘帽政策外，我还从没对他进行任何私人拜访。
此次来访又没预先通知他，似乎很唐突。心里准备好了见面怎么开口，便登上了那排房子二楼楼梯。
他的房门虚掩着，我轻轻地扣了一下门，不一会儿，从右侧的卧室里面走出一个背略微驼，个子高高的，大约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他见到我便问道：“找谁？”我从他沙哑的北方口音和长形的脸上唤起了当年的回忆，这便是中国著名的动力专家，名噪中外的金锡如了。
只是我不相信堂堂大学校长住得如此简陋，家里也没有一个负责通报的保姆或秘书，疑惑地向他问道：“金校长在家吗？”他取下眼镜，仔细端详了我好一阵才回答道：“我就是，你找我有什么事么？”看得出他正竭力回忆面前站着的我，只是相隔二十多年，加上他年事已高，在数以万计的学生中，一时无法搜索到我这“倒霉”学生的影子。
我向他鞠了一躬，自报了姓名后，便跨进了客厅。客厅的面积大约十来平米，靠窗的平柜上堆着厚薄头精装书，放得很乱，好像主人刚刚查阅过资料，没来得及收拾。两张单人沙发中间隔着一个茶几已经很旧，茶几上堆着纸笔，零乱放着。墙上挂着的几幅对联上满布了灰尘，两扇通卧室的门关闭着，里屋静悄悄的，不知道住着多少人。
当我在沙发上落坐，开门见山的将我的经历和来意讲出后，他的脸上显得十分碍难，恐怕像落实政策这一类问题，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来打扰过他，因为这种事，实在与他毫无相干。
1959年他带领学校到丛林煤矿“慰问”下放干部工作组，仅仅是受党委的指派，履行公务而已。今天事隔二十年，对于当年反右和现在的平反，他恐怕很少过问，对突如其来我的造访，简直不知所措。
听完我的自述，立刻回答道：“啊！我已退休多年，对学校和行政方面的事，已完全脱勾了，据我所知，你的问题应当由重大落实政策办公室解决的。”停顿几秒后，他又说道：“关于你想找个合适的工作嘛，我现在正受民主同盟的委托，筹划在凉山地区办一所职工大学，正需师资，你不妨再过半年与我联系！”
听到他这话，我对他的善意指点表示感谢，但对他的推荐我已来不及考虑了。当我站起身来，突然从左面的那间卧室里，传来了一阵男孩哭声。
他连忙去开那门，里面的床上正睡着一个形体残缺的，大约已有十七八岁的男孩。因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至今生活不能自理，原来这便是他最小的儿子，刚才因为睡着了将尿撒在床上，醒来不见“保姆”，而发出啼哭声。他赶紧去替孩子更换衣裤和床单。
此时我才注意到，他的腰间扎着一条围腰，好像正忙碌着家务。不好过多纠缠他，便起身告辞。
看到这位闻名中外的老教授，堂堂重庆大学的老校长现状如此，便知道十几年文革将知识份子怎样作践！不过，此时显然不是细说详谈的时侯，匆匆告辞，结束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拜访……
走出金校长的“家”，看表已是十一点半钟，走出校门，在门口的面摊上吃了一碗抄手，想到此时去拜望钱主任正合时宜。记得1957年校园里鸣放刚刚开始，我曾为了劝止马开先离校而陪她一起去过他家。
当时他住在后校门松林坡的专家别墅里，而今二十三年过去了，他是否还住在原处？便去门房询问传达室的值班人员，他们告诉我，他现在住在滨江马路的家属区。
在一幢底层低出马路的四层楼房里，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家。
我想从松林坡的别墅搬到这里来，一定是文革的“功劳”，只是不知道当年他受了怎样的冲击？
沿着滨江马路，在一处石梯下面走到底楼，叩响一扇木门后，出来开门的是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妇女，她在门口拦住了我说：“钱老师正在午休，没有要紧的事最好不要打扰他，你有什么事吗？”她打量着我。
我猜想，她一定是钱夫人了。于是我说：“我是钱主任五十年代的学生，自我离校后二十多年没有回过母校，今天因为路过重庆，特地来探望他的。”
她听说后，将我让进了门里。这是一间大约只有8平米的小书房，那窗子正好开在马路的下面，这同当年他那个松林坡别墅的小会客厅实在无法相比。
屋子里面，书柜已将小书房占去了一大半。临窗下面，安放了一个课桌和一张靠背椅，使人感到了主人的清苦。桌上的台灯，桌面玻璃下面的许多旧照片，都使人想像出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
那玻璃上已经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想来是河风将窗子上方马路上的灰尘，随意撒在上面的！
女主人等我坐定，才告诉我：“钱老师因患脑血栓多年，记忆已完全丧失，现在行动不便，基本上像一个痴人。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拒绝想会见他的人。”
听到她这个介绍，我又环顾了一下这间狭小简陋的小书房，想开口向女主人发问，他们是什么时候从松林坡搬到这儿来的？但马上转念一想，这肯定又是主人一段辛酸的经历，何苦去勾起她对不愉快往事的回忆呢？
正在此时，里屋的门打开了，一个一头花发的老人扭曲著身子，拄着枴杖，趔趄的出现在门槛上。女主人见到他，赶紧跑过去将他扶住，我也没有顾及自己作客的身份，走过去帮着她将他扶上里屋的木床上坐好。
此时，我才注意看这位当年风采绰约的钱主任，而今枯槁的脸比那金校长还要瘦老。他正用手死劲地比划着，好像竭力想说出积郁在心里的话，却始终不能说出口来，脸因激动而歪斜发红，看到这凄惨的形状我好不难受。(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