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
安排恰当的著名人士，包括卸任与现任政府官员，对独裁国家访问也是行之有效的促进民主方式。二○○一年，两位著名捷克民运人士到古巴会见古巴民运人士。虽然这两位捷克人被关进了监牢，但这个事件提高了古巴人民的士气，引起全世界对古巴持续不断压迫的关注，而且消除了一些欧洲和美国之间就如何对待卡斯楚问题的分歧。但是，必须保证这种访问不能反而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即访问不是对独裁者和其独裁的承认，而是对人民和真正代表人民组织的承认。这些访问者或代表团应该坚持去会见反对派成员和普通民众，并且表明他们对人权、新闻自由和其他国际社会公认基本权利的严肃立场。
二○○二年二月三日至四日，墨西哥总统文生．福克斯（Vicente Fox）对古巴的访问及声明，同时说明了什么是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福克斯是第一位会见不同政见的古巴领袖的墨西哥总统。在会见后发表的声明中，他说：“我衷心希望古巴能朝向民主和人权的国际标准迈进，这样日复一日，就会促进拉丁美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我随时乐意倾听古巴社会的多种呼声……卡斯楚总统也认同这是我们的权利，并认同我对人权和民主的重大承诺和义务。”古巴人权委员会和全国协调委员会主席伊里查多．桑切斯（Elizardo Sanchez）评论说：“政府尽一切努力使人们忽视我们，福克斯总统的来访显示了我们的存在，同时也给了我们发表意见的机会。”
而此行不应该的一点是——福克斯在哈瓦纳街头与卡斯楚公开友好的散步，而他的民主声明却是在他离开古巴后发出的。福克斯的外交部长还声称墨西哥将不担任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批评卡斯楚独裁专制决议案的发起人之一（最终墨西哥还是支持了该决议案）。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在二○○二年访问了古巴，他带去的民主资讯对古巴人民来说更直接更强烈，但遗憾的是，他对卡斯楚也相当温和。
虽然福克斯和卡特的访问有其正面意义，但其他人的一些访问活动，却给勇敢且正努力推翻独裁专制的民运人士，带去了非常不好且影响深远的负面资讯。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使节霍布鲁克在按惯例连续去贝尔格勒与米洛塞维奇会晤时，却没有与反对派会谈。霍布鲁克让人觉得只有米洛塞维奇才是重要的，而他对急于想与他合作的不同政见反对派却只是傲慢地象征性挥了挥手。当然现在无法确定：假如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美国对非常活跃的塞尔维亚反对力量提供更多支援的话，会产生什么结果？但美国显然在狄托下台后，对米洛塞维奇太过信任了，以致到后来才不得不艰难地制订坚实的民主发展政策，而这些政策早该制订好了。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应该有计划地让最高层的政府官员，轮流访问最后仅存的这些独裁国家，给那里带去民主变化的资讯。当然，访问的主要目地不是去看那个独裁者，而是让那里长期遭受苦难的人民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并鼓励他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会议
独裁者们常常靠举办由外国人参加的国际会议而巩固其独裁统治，而且常常能成功地利用国外的参与来加强他们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在独裁国家，国际会议也可作为给独裁者施加压力和与当地民运人士合作的一种方式。例如在一九八六年九月，美苏在苏联占领区拉脱维亚的亚尔马拉（Jurmala）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二千位拉脱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以及二百二十位以私人身份参加的美国人，其中包括一些拉脱维亚裔美国人，还有一些美国政府官员。当地的拉脱维亚电视台，在三天会议期间大幅报导了会议讨论的内容，整个苏联都在不同程度上转播了此次会议。菲力普．特勃曼（Philip Taubman）在一九八六年九月六日的《纽约日报》上报导，“激烈的争论，包括长达数小时的美国人对苏联内外政策的批评，都是一种迹象，表明苏联人民有更多的机会听到对他们政府的强烈批评。”特勃曼还写道，“那些没有票而不能参加会议的人群，聚集在会议厅外面。美国驻匈牙利大使，不久前才离任的国务院高级苏联问题专家马克．帕玛（Mark Palmer）像电影明星一样为几十个俄罗斯人和拉脱维亚人签名，并回答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
在这些会议上，人们常常不大愿意去得罪“主办者”。但真正的主办者是这个国家被奴役的人民，站起来为他们的权利说话是不可能冒犯到他们。
当然，在一些封闭的国家召开某些专题的会议不一定可行。一种替代办法是在国外召开这种会议，但要把会议进程和会议结果等资讯传递到这些国家去。例如，一九八二年，雷根总统在伦敦的议会发表推行民主与和平的演讲后，我们组织了一系列的会议做为后续措施。其中一次会议把世界多国的领导人召集到一起，讨论推行自由选举。另一次会议商议了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化。还有一次会议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为外国同行举办，讨论推行法治的议题。
我们可以继续使用这种方式。在今后的十二个月中，白宫可以针对三个议题召开国际会议：为推展中国的民主化、大中东地区的民主化和非洲的民主化做努力。此类会议也可以适当地紧接在总统民主演讲之后，并可以把内容转播到这些关键地区。
自由出版、海报、徽章及制造方法
在这个资讯时代，有时人们容易忘记，最主要的自由媒体仍然是指印刷媒体，它力求报导世界的真相，尤其是关于政府的真相。对那些身处独裁国家民主人士来说，没有任何事能比独立报导未被歪曲的新闻和客观反映民众意见更具自由意义或更具威力。在上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一个地下出版物的报导，往往就会成为席卷全球的民主旋风。在许多国家，政府控制着商业出版社及其出版物，而这种单一宣传的媒体控制，却可以用地下出版物的方式来打破。
民主政府和机构可以用相对低廉的费用，提供关键性的财政和技术资助，以帮助独裁国家的人民建立自由出版社。如能从国外直接运入可携式的印刷设备，这对民主事业和民主精神的帮助更大。现在和从前一样，自行印刷出版仍然是走向民主关键的第一步，独裁者们也知道这一点。
在封闭的独裁国家，书面文字常常带有特殊的神奇力量。人们不但渴望得到国外关于每一领域的书籍，而且还渴望得到国内的有关资料。提供地下出版的工具，对民主事业的帮助，就如同在独裁体制下允许一个出版机构独自运作一样，对独裁者将产生巨大的压力。美国大使馆努力促使当局放弃禁止成立独立出版社的禁令，在这种政治援助下，“自由之家”在吉尔吉斯成立了第一家非国营的出版机构。正如我们二○○○年在南斯拉夫所见，一条简单的标语——“Gotov Je！”（他完了！）——在全国张贴，对结束米洛塞维奇的统治和使塞尔维亚人民以一个民主现代化国家重回欧洲的怀抱，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地人设计的海报和标语是由当地民运人士所主导的策略性专案，这些都是外界支援的具体例子。大量的资金和推动民主的建议可来自国外，而勇气和人才则来自本土。
语言和其他专案
外语培训是打开封闭国家的方法之一。没有英文或另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就无法让该国人民做出对两种不同社会的比较，并了解现代社会的实质。
在担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时，我先说服了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然后，在“和平组织”（Peace Corps）主任柯弗德尔（Paul Coverdell）第一天上任时我告诉他，和平组织为匈牙利提供英语教师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在共产国家提供这种方案还是第一次。柯弗德尔当天就见了布希总统，并得到了首肯。这是我所见过的官僚机构运作动作最快的行动之一。
民主国家必须检查所有语言和食品援助专案，并将这些项目集中在最后四十五个独裁国家。和平组织如把半数以上的专案和资源投入到这些国家，那将会产生戏剧性的影响。例如在古巴，这样做就能戳穿古巴独裁者的所谓“美国反对的是古巴人民而不是古巴政权”的谎言。我们给北韩提供食品援助，但是要怎样利用这种援助，来打开这个世界上最封闭的独裁国家呢？我们必须创造性地重新思考许多这些方案的缺陷。比如，为什么和平组织除了教英文以外，不能教一些公民课程呢？在和平组织提供服务的国家，了解民主政体已成为解决其他发展问题的前提之一。在这种时候，为什么我们还必须一直遵循不参与“政治”项目的原则呢？玛丽．马革若利（Mary McGrory）提醒我们：“甘迺迪（总统）最初的设想是：所有的志工都成为和平的使者。”（注5）现在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内在联系已经是很牢固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