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主导：让独裁向民主转化的国际中心
目前，还没有一个从事民主规划的国际中心，并且在某些方面说来，缺乏国际问题专家。正如前面提到的，以前推进民主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那些正在向民主过渡的国家，即“自由之家”所称呼的“半自由化”国家，这一名词是用以与那些根本没有自由的国家作区别。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从事民主和人权的活动，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至于世界银行也开始认识到，在非洲、中东和其他的独裁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来自于缺乏良好的政府管理，因此，虽然它没有明确提到良好的政府管理需要有一个全面民主化的政府，但它已相应地在推动民间社会团体的建设。
但是，按照本书提议的步骤去实施的国际组织目前还不存在，这些组织的任务是专注于独裁问题，全面的去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是在民主化的国家，其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对于推翻独裁政府以及民主规划和计划，也相对的没有多少研究。
然而还是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的。据报导，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 Annan）曾考虑在秘书处设置一个民主办公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九九九年通过了一个民主化提案。在二○○○年六月和二○○二年十二月，“民主政体联盟”（The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分别在华沙和首尔召开大会，大多数国家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达到共识，认为倡导民主是极其重要的。二○○一年“九一一事件”更加证明其重要性。也许，建立一个独裁转向民主化的国际中心的时机已成熟。这个中心的任务就是，经由执行五年和十年民主规划和给本土民主人士提供协助，来推动四十五个独裁国家民主化。而民主政体联盟足以领导成立这样的中心。
这个中心以上述的原则步骤来展开工作，使独裁者接受那些条件，帮助本土民主人士充分利用好这些新机会，并确保民主国家尽最大的努力来施加压力，使独裁者依从。
目前，尚缺乏这样一个让卓越的民主人士和仍然居住在四十五个独裁国家的人联系起来的中心。这个国际中心应培训非暴力抵抗的领导人，教导一些策略和技巧，使他们将来可以运用这些策略和技巧，对独裁政权施压，并有助于他们最终取代独裁政权，建立一个新兴民主政权。这个中心还应培训来自世界各国的民主活跃分子，以使其能有效地活动于独裁政权的不同环境中。也许最重要的是，中心可以帮助民主人士认识到联合起来对付独裁者的重要性，及如何准备选前的台面技巧。来自民主国家的民主活动家在到领事馆工作之前，也应该在中心待上一两个星期，藉以深入了解当地的民主活动人士。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可从这种培训中获益。
这个国际中心可以像世界银行那样和联合国保持一种松散的关系，注册于联合国但却是独立的机构。这既给予中心做为联合国机构的合法权益，又可最大幅度减少联合国中独裁政权的干扰。而且，由于它不受限于联合国官方机构和档，这个中心可以更快的建立和运行起来。中心的领导人可以是有经验的民主活动家。由独裁转向民主化的国际中心的执行总裁，应该是前波兰外交部长杰瑞马克（Bronislaw Geremek）那样的人物，杰瑞马克帮助波兰摆脱了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中心的工作人员应包括有推翻独裁政权实践经验的年轻人，如菲律宾人、秘鲁人、塞尔维亚人、捷克人、匈牙利人、马利人等。
当然，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国际社会和关键国家的重视，我们不可能期望来自独裁政权的任何合作。但是，这种合作还是有先例可借鉴。国际民间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以及各国政府在推广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都和独裁政府打过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也倡导了一些重要的民主特性，如私人企业、法律条文和反对腐败。然而这种努力的效果不够充分且复杂，这是因为那些合作关系是建立在对民主的理念有危害的基础上。
第二个先例是，起始于一九七二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安会”（CSCE）。苏联想经由对话，将二次大战后的中欧及东欧苏联势力下的各国边境线合法化，并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注2），同时，苏联也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而对欧安会来说，除了这两个议题外，还有一些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提出的第三个议题，就是促使政治自由化。当就第三个议题和苏联领导层交涉时，包括季辛吉在内的众多外交家和观察家都不够重视，他们只认为这是需要提及的一个话题，但不值得深入探讨。虽然如此，苏联第一书记布里兹涅夫和他手下的人却更了解这项议题的性质，他们激烈持久地反对提议，但没有成功。随后，他们试图把这些提议变成签署后可以不需遵守且无人过问的档之一。一九七五年苏联和其华沙公约组织被说服签署另外的关键档：《国际民权及政治权利盟约》和《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历史证明，在苏联境内及其他共产党独裁国家的赫尔辛基监督机构，对于似乎“坚不可摧”的苏联及其盟国的倒台起了重要的作用。
东欧和苏联的民主人士，藉其领导人在人权文件上的签名，来证明独裁政府的非法和卑鄙的伪善行为。这一历史仍然令那些在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的民主人士记忆犹新，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是“欧安组织”（编注：OSCE，由欧安会CSCE改名而来）的成员，欧安会档也适用于这些国家。捷克的“七七宪章”（Charter 77）民运组织就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例子。
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深夜，捷克剧作家卡迪维司（Pavel Kabdivsky）、哈威尔（Vaclav Havel）及作家瓦克理克（Ludvik Vaculik）在布拉格通往捷克联邦大厦的路上被捕（注3），当时他们带着三页标题为“七七宪章”的文件。该宪章指出：“政府于一九七五年签署了《国际民权及政治权利盟约》和《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于一九七六年三月生效。遗憾的是，在欢迎这一宪政变革的同时，我们国家的基本人权只是书面上的说法而已。”档中接着列出了在共产党统治下“秩序正常化”之后，一些违背基本人权的情况。正如哈威尔的传记作家凯尼（John Keane）指出的：“宪章中的指控是严重的，捷克共和国本应朝向自由和没有阶级的社会迈进，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不讲法律的极权国家，一个不受监督的党国机器下的永久人质。”“七七宪章”明确指出，它不是一个革命组织，而是“由不同信仰、不同宗教和不同职业的人，基于为了使公民权和人权在我们国家以至全世界得到尊重，进而得以达成个人和集体奋斗的共同愿望，而组成的非官方的自由公开团体”。由哈威尔和其他几个人发起的由二百四十三个公民签名的“七七宪章”民运组织成立，正好赶上联合国“政治犯年”（Year of Political Prisoners）的开始，及以贯彻赫尔辛基公约为主题的贝尔格勒会议的前夕，因此适时地引起了极大的回响。“七七宪章”成为西方的热门话题，在捷克也是广为人知，因为共产党动用全部的媒体，花大笔钱印制了大量免费宣传品反对它。
包括“七七宪章”章程、哈威尔后来写的关于“生活在真理中”标题为《无权者的权力》的论文，以及根据“赫尔辛基最终协定书”（Helsinki Final Act）进行的其他民主运动，他们互相呼应支援。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布扎克（Zbigniew Bujak）写下了《无权者的权力》一文对他们行动的激励：“我们是在一九七九年尤瑟司（Ursus，牵引机）工厂读到这篇论文的，那时我们正处在最低潮，受‘波兰工人保护委员会’（KOR）的启发，我们在商店、各种公众场合或与人谈话中，一直到处讲述工厂、国家和政治的真相。在那时，人们认为我们这样做很蠢。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冒这个险？由于看不到任何立竿见影的哪怕是微小的影响，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这样做是否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否应该想些其他的办法，其他的路？正在这时，我们读到了哈威尔的文章，为我们的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鼓舞了我们的士气，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的运动。一年后，也就是一九八○年八月，情况明朗化了，当权者和工厂的管理层实际上非常怕我们，我们变得重要了……回顾团结工会和‘七七宪章’民运的胜利，我看到，他们是哈威尔文章中理论和预言的实现。”（注4）
经由站出来暴露邪恶政权真相的实际行动，捷克、波兰、俄罗斯、匈牙利和东德的政治异议人士，帮助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最终击败了极权政府。我们希望类似赫尔辛基的民主进程出现在中东、亚洲和非洲。
要记住这一点，独裁者十分顾及他们的面子。他们喜欢在门面上得到来自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与钱有关的国际组织的承认和认可，他们需要和世界的先进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而这些先进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当独裁者为巩固其政权而以掩饰、玩弄与操纵的手段来延续更长的统治时间的同时，他们也会受到民主国家因贸易和投资造成的巨大影响，有时，这种影响会迫使独裁者考虑和他们国内的民主人士调解。
为什么要参与其中
当然非常重要的是，不能让独裁者拖延更长的时间。每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计划，要对民主进程三阶段的每一个阶段确立最后期限，要和各国政府、国际财团及非政府组织的努力结合起来。当由于独裁者的不配合而错过最后期限时，要有针对独裁者及其朋党，而不是对人民采取渐进的经济制裁。如果独裁者拒绝在一定期限内向民主过渡，一开始就完全不配合，那么，可以动用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或特别法庭审判独裁者，解除他的权力。
这样的规划和实施是不是有道理、是否有必要、会不会事实上产生相反的效果？毕竟，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即使缺乏国际社会的这种特殊努力，许多独裁政府仍令人惊讶地被推翻了。复杂和阶段渐进的规划有强制性、费用又高，需要投入政治力量，而且可能被独裁者利用。努力去实施这样的计划，可能造成紧张的局势，或者，使得民主活动人士畏缩不前。历史已证明，本土民主活动人士最终会成功。为什么不直接的鼓励他们走上街头，推翻独裁者？
这种推进民主发展的规划有不容忽视的策略原因。许多独裁者签署了如《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章程》，新的类似《赫尔辛基公约》等的大量档，民主规划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从书面文字到实施民主的行动。
这样的规划，有助于民主政府之间、以及和独裁国家内的民主人士之间的广泛了解。例如，许多人认为，阿拉伯国家需要更长的时间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加速其进展的行动可能导致其不稳定，从而产生更糟糕的政府。然而，不尽快开展这样的行动，那些最糟糕的反民主的政府，几乎可以肯定会加入到独裁者的行列，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合法的民主进程来改变这个链接。当然，这是从伊朗王朝事件中得到的教训，由于没有认识到伊朗王朝是多么脆弱，且没有支持温和改革的伊朗民主派，导致给何梅尼和他的继承人哈米尼大开方便之门。
参与政治发展计划和活动项目中的另一个原因是，改变我们和独裁政府打交道的内容和重点。目前，我们只是陪他们玩他们的政治游戏，局限在具体事件或某一暴行上打交道。长期以来，只是着重在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们要求独裁者释放某个人，而不是迫使他们分阶段的走向民主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要让所进行的抗争有特定的授权和合法性，民主规划和订出最后期限可以鼓舞当地的民主人士，使其工作更有效。民主规划的最低承诺是，最终要消灭独裁。对独裁合法性的挑战，是参加这一实践的主要原因。
如果独裁者顽固拒绝与民主规划合作，那么这种民主计划对于在民主国家中，特别是对外交部乃至某些人权组织中的发言人来说，将很难把周期性的释放犯人或某些政府声明当成是胜利的“进程”。民主规划应该是加速独裁者的灭亡，而不是阻止或延缓其最后时日。如果在民主计划的期限日之前，全国性的联盟和势态就已形成，那么，就要把期限日提前。当重要的民众基础形成后，民主进程就会有众多突破，变化就会很快。采用这里建议的方式走下去，会有助于巩固极重要的民众基础。从这个概念来讲，即使是不成熟的计划，其结果也是好的。
本章前面提到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最近和乌兹别克独裁者卡里莫夫签订了一项二十页的协议书，详尽地提到了要建立一些特定的民主机构。现在，我们必须紧接着提出一个民主进程规划和时间表，应用在乌兹别克。这是很令人鼓舞的事，来自前苏联大家庭的卡里莫夫很可能如二十七年前布里兹涅夫在赫尔辛基一样，低估了这一协议的力量。
注1：〈世界人权宣言〉在许多参考书上都有，也可在联合国的网站上下载http://www.un.org/Overview.rights.html.
注2：艾．波得《从赫尔辛基向维也纳：赫尔辛基过程的基本档》（乌德勒支，荷兰：马提那斯．尼弗，一九九○）。
注3：约翰．科尼，《瓦次劳．哈威尔：政治悲剧的六法案》（纽约：基本书局，二○○○）。
注4：科尼，《瓦次劳．哈威尔》。(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