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兹利用邦尼斯改变策略
上文提到，国务卿舒兹认为是该换一个新大使的时候了——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类型的大使——去接管在圣地牙哥（智利首都）的使馆。于是，他选了邦尼斯（Harry Barnes）。邦尼斯曾任新德里大使，是一个行事温和、善于言辞，属于事业型的外交家。他会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尽力帮助智利重获民主政治。
邦尼斯以善于运用语言而闻名。在他周游印度的时候，他用北印度语，和各个阶层的人交谈；印度政府也因为邦尼斯的闻名而感到不舒服。“对于我来讲，他们的不舒服正是对邦尼斯的道地推荐。一个语言的魔术师，去智利吧。”舒兹写到，“在新的岗位上，他会同样地把自己溶入智利人的生活和文化中。”邦尼斯选了钟斯（George F. Jones）做为他的使团的首席代表。钟斯是一个拉丁美洲专家，曾在哥斯大黎加周游过。
舒兹并且在国务院内做了另外的人员调整，以便推动智利以及其他国家走向民主政治。原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阿伯拉姆斯（Elliott Abrams）代替了牟特利（Langhorne Motley），成为负责美洲国际间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什艾夫特（Richard Schifter）取代了阿伯拉姆斯原来的位置。这两个人和舒兹一起工作，推动使智利返回民主圈的政策。当时，德科（Mike Durkee）是南部地区事务办公室的主任，钟斯说他是“绝对的实力派”。
在上任之前，邦尼斯一边在华盛顿集中学习西班牙语，一边努力去获得实质性的政策导向和援助。邦尼斯认为他有明确的使命去：（一）推动早日回归民主；（二）促进全面的人权；（三）支援自由的市场途径。舒兹认为这样一个议程会有成效，并且智利在民主的课程上并不需要太多。理念和传统早已经注入了智利社会。”除了从政府直接获得援助外，邦尼斯也利用他在华盛顿的时间建立起了一个从非政府组织和国会寻求支援的网路，这在美国对智利的政策上起了至关重要且在历史上得以更加进步的调和作用。
邦尼斯就在钟斯评估完了当代智利的政治前景之后，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上任了。钟斯的评估并不乐观。反对派已经设法联合成了一个大的联盟——“向全面民主过渡的全国协议”（the National Accord for the Transition to Full Democracy），包括以前存在的“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和两个右派党派，其中之一是前内政部长贾帕（Sergio Onofre Jarpa）的“独立民主同盟党”（Union of Independent Democrats）。在新罗马天主教红衣主教佛瑞斯诺（Juan Francisco Fresno）的鼓励下，协议对于民主统治快速过渡制定了详细的议程。协议包括呼吁全面的人权和公民权，政治团体的合法化，选举总统和国会。皮诺切特政治集团对此协议不予理睬。当皮诺切特在一九八五年的圣诞夜召见红衣主教佛瑞斯诺时，拒绝了红衣主教想要讨论此协议的任何尝试。在送主教出门和等待合影的时候，他对主教说：“我们最好就是跳过这个话题。”这种反应使反对派陷入了无望的恐惧之中。同时，协议之外的强硬左派转向了暴力斗争，说明在小集团中出现了最坏的情况，而且伤害了那些企图避免暴力政变的民主党人。一个外交官把这种反常的回圈说成是一个“良好的共生关系”。专政、恐怖主义和宗教过激主义，确实是相互依存的。
邦尼斯在到了智利后不久，向舒兹报告说：“对于许多智利人来说，美国是绝对真实的，一部分原因是智利以前的政权统治中有民主的先例和联系，一部分原因由于在美国受过教育有影响力的智利人为数很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共同的经济哲学。不管什么原因，我们被视为有天生力量的典型。我们所想、所说和所为在地球和世界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邦尼斯向皮诺切特递交国书时，他引用了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言论，“在我们国家……我们相信更加民主是治疗民主政治弊病的最好良药。”这个评论深深地刺中皮诺切特的痛处。智利外交部拒绝为邦尼斯大使安排在稍后一段时间做为新任大使和高级官员的传统会晤。
那以后，邦尼斯开始很公开地和许多政治反对派见面，包括“基督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ic）领导人维尔德斯（Gabriel Valdes）。和维尔德斯的会面显然更加激怒了皮诺切特集团。那以后不久，致力于为皮诺切特集团的受害者及其家庭提供道德支援的天主教团结牧师会，于一九八五年的十二月十日在大教堂为人权日举行了一个烛光守夜的活动。邦尼斯参加了这个守夜活动，表达对智利政府的极大不满。钟斯对这一举动的评价是“痛恨！暴怒！莫名其妙！美国大使把自己和天主教堂的那些共产主义者联系在了一起。”舒兹注意到一个亲政府的报纸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邦尼斯手里拿着一根蜡烛，在他旁边是一个戴着滑雪面罩、手里拿着一个炸弹的恐怖分子。智利政府想要把人权和恐怖主义进行同等宣传。”但是，邦尼斯使它归正。在他到任的一个月之内，他公开表示了和智利人民的团结。这种变化当时就被注意到了，很有价值。
美国国会继续拥护智利的人权和民主。一九八六年一月，参议员爱德华．甘迺迪在他的拉丁美洲之行中访问了智利。他一直是皮诺切特政权的批评者。皮诺切特集团本来强烈反对他的访问，但是美国政府说服了智利允许这次访问。为了甘迺迪对智利政府的多年批评，智利政府在圣地牙哥机场对于他的来访安排了一个“粗暴的”欢迎仪式；几个前来会见甘迺迪的反对派人物当场被殴打。然而，当机场里那群租来的欢迎人群散去之后，圣地牙哥拥护民主和人权的民众热烈欢迎甘迺迪参议员。
期间，华盛顿对其他几个独裁者不放在心上。一九八六年二月，菲律宾的马可仕（Marcos）专政和海地的杜维利尔（Jean-Claude Duvalier）的专政结束了；美国划定了最后界限，结束他们的统治，给这些独裁者提供一个和平的出路。甚至连白宫的参谋长黎根（Donald Regan）对皮诺切特政权也紧张不安，他曾经在支援菲律宾的民主政治的问题上与舒兹是死敌。在被问到美国是否正在试图废除皮诺切特政权的时候，他回答说：“不，不是现在”——对皮诺切特还是多所顾忌。舒兹记得在一九八六年初发生的一次争吵，那是一次“在行政部门内未公开但是却很激烈的争吵，形成了在智利问题上完全不同的立场。”一九八六年三月，美国第一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议上发起决议案，在人权方面谴责智利。这项议案呼吁皮诺切特政治集团停止对人权的折磨和其他虐待行为，并且采用民主制度。一直以来，美国喜欢“平静外交”（quiet diplomacy），避免如此公开的谴责。但是，这次行动给智利的政府和民主力量留下了强烈的感想。用舒兹的话讲，“雷根总统的行政部门现在显然支援迅速回归民主的政治和对基本人权给予更大的尊重。智利人民在美国和智利民主事业的团结中得到安慰。所以，皮诺切特政府和他的支持者们认为我们的声明和行动——具体或象征性的——‘干涉’了他们的国内事务，而民主分子们把这些视为支援和尊重的表示。好比一个国家加入联合国以后要接受人权国际公约的干涉恰恰是对的。”
就在那一年稍晚的时候，一个智利军方的巡逻队拦截了两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怀疑他们参加了圣地牙哥的反政府示威，他们把这两个年轻人泡在汽油中焚烧。被烧死的十六岁的智利人罗杰斯．乃哥瑞（Rodrigo Rojas de Negri）具有美国永久居住身份。另一个智利人昆塔纳（Carmen Gloria Quintana）严重烧伤，但是幸存了下来，她非常感谢美国大使馆为她寻找医疗所做的努力。
邦尼斯大使和妻子白特丝（Betsey）受“智利人权委员会”的邀请，回到圣地牙哥参加了罗杰斯的葬礼。其他几个外交官也参加了葬礼。在罗杰斯的棺材旁，大使夫妻以及其他外交官和罗杰斯的亲属合了影。照片是在靠着窗帘放着的花圈前拍的。邦尼斯说：“拍照的时候（那些合影的人所不知道的情况），窗帘打开了，露出有两个主要的恐怖组织徽章的横幅。”第二天，亲皮诺切特的报纸在头版放了一张照片，并写到“政府发起的评论：美国藉由大使的出席在支持恐怖主义。”员警冲过去用催泪瓦斯攻击了葬礼外的大规模示威人群，以及参加葬礼的大使和其他人。
几天以后，助理国务卿阿伯拉姆斯告诉智利在华盛顿的代办说：“智利政府必须认识到驱散葬礼的政治后果。他认为很难让在美国人民信服仅仅由于拿着布告或一点推挤和喊叫，就用水炮去对付是正确的。”但是，参议员何尔姆（Jesse Helms）在智利访问的时候，和皮诺切特以及其他政府官员会面；他只是在他到达智利后的五天左右和邦尼斯见了一面，训斥他说“用最轻蔑的方式把美国国旗放在了共产主义者中间。”以钟斯的观点，参议员“认为皮诺切特毕竟在除去阿叶德（Allende）中已经对人类做了贡献。对不进行选举的小欠缺，他已经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嘲笑。”据钟斯说，何尔姆对邦尼斯保留了特别刻薄的批评，他认为邦尼斯是一个“左翼大使，他正在试图损害这个高贵的政府。”何尔姆回去之后，试图召回邦尼斯，但是没有成功。相反的是，邦尼斯得到了舒兹国务卿和雷根总统，以及许多国会成员毫无保留的支援。
一九八六年以来，智利的经济正在逐步恢复，比它任何一个邻国都有好得多的结构条件。在这一点上，一个新的世界银行结构性调整贷款正在考虑之中，但是不像以前那样给予政治的考虑，缺乏显着的民主进程，以及对罗杰斯案例的调查都已经包括在平衡的因素中。然后，事件开始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在北部海岸发现了古巴的武器弹药库。九月七日在皮诺切特去他的农场途中发生了一起计划周详、极其近距离的谋杀皮诺切特未遂事件。一个共产主义革命组织声称对此事件负责。由于这起真实敌对示威行动，皮诺切特集团重新进入围攻状态。国务院就此发表一个声明，表达对“在没有任何诉诸司法复审的途径下的审查制度、镇压和武力重新部署的绝对权利”的关注。雷根总统也给皮诺切特发了一个对谋杀企图和新的镇压措施表示悲痛的照会。十一月，结构调整贷款更加剧了国务院和其他管理部门的不和。自七月份以来，国务院一直在想要用无投票的形式制止这笔二十五亿美元的世界银行贷款，但是被白宫否决了。白宫只允许节制。舒兹一直想传送关于智利持续缺乏民主进程的明确消息。然而，他只能在雷根总统脑中充满邀请皮诺切特来华盛顿商议贷款的想法中得到一些安慰。舒兹对雷根总统的这个想法感到憎恶，据说，他告诉总统说：“你不能邀请这个人，他双手沾满了鲜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