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9日讯】 灭顶之灾
父亲去高教部，要求离开青岛工学院，高教部听取了父亲的陈述后，非常同情，当即表示属于港工建筑的，有大连工学院、南京工学院，而广州暨南大学是建筑工程系。你可以选择这三所大学。父亲选择了大连工学院。
母亲自杀后，父亲非常悲痛。此时，我大姐早于8月20日到上海交通大学报到去了。母亲自杀的消息，为了怕影响她的学业，大家就瞒住，一直等到1957年7月，她回家探亲时才知道此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日，我父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乘船抵达大连。很快就被安排到了学院的招待所，临时居住。
大连工学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一二• 九街”，是在市区，由于学院的扩大，这里已容不下新专业的学生了。于是在郊区，凌水河又建设了面积更大的学院。本部就设在这里。其实，大连工学院是按照苏联建院方式建设的。无论是教学大楼，还是员工宿舍，都非常宽敞，而且每幢建筑的下面都有树木、花草，很有一种文化氛围。我们住在了凌水河，原因是父亲的水利系就设在这里。
工学院的体育教研组是当时全中国高等院校中实力最雄厚的教研组。组长刘长春是在三十年代代表中国出席奥运会的中国短跑名将。他当时的百米成绩是十秒七，这个纪录一直在五十年代都没有人打破。他在体育界享有很高的名望。另外一名是苏联留学归国的教授，在苏时曾经获得功勋运动员称号，但他学的专业是机械，学校了解他的情况，特别安排他当体育教授。……
当时的凌水河没有普通中学，我和妹妹就每天都乘车到大连市内上学。我被安排在十二中学，妹妹进入大连第十中学。
俗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喜欢体育的自然是跟相同爱好者交朋友了。这十二中的足球在全市是有名的，佟宽政是中锋，同我在一个班上学。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同青岛相比，大连要比青岛雄伟壮观的多。从港湾桥直抵市中心青泥洼桥，一派高大的建筑，煞是气派。那时节有轨电车是市民必须的交通工具，纵横整个大连市区。从“二•七”广场开始一连串的圆形广场，就像是街心花园，绿树红花点缀着整个大连市。尤其是当时的秋林公司内，食品柜台的售货员全部是身着白色的工作服，头戴白色的工作帽，给人们一种清洁、高雅的感觉。这在当时的中国内地还从来没有见过。楼上服装、家电等柜台的服务员也是清一色毛料的黑色制服装。据说，这秋林公司是苏联人办的，因此所有制度都是沿袭苏式的管理方式的。
由于初到大连，家中五口人，母亲去世后父亲不会做饭。我们的早餐就是几天一次到大连秋林公司购买大型的面包、奶油和牛奶渡过的。这个任务基本上就由我来完成。内地虽然于1955年开始实行了粮食供应，吃饭凭粮票，但当时的大连还没有实行。所以，那时的生活并不困难。父亲是二级教授，月工资在四百元上下，这在当时是很高的工资了。我们一家人生活的倒也是非常舒服。
我每天在家中复习完一天的功课后，便在大连工学院的体育场里，练习短跑和拳击。经常碰到刘长春教授，在操场带几个学生锻炼。刘长春是全国100公尺纪录创造者，这是所有爱好短跑的运动员都知道的。时间一长，他就对我产生了兴趣。我一脸孩子气，才只有15岁，他当然不会把我当大学生了。但当他看到我做杠铃下蹲时，总要加到150公斤时，他就告诉我：“你这样练只能练习你的腿部力量。短跑运动员的素质训练不仅仅是力量练习，更重要的是爆发力和弹跳力的练习。”
他从旁边拿过两个足足有十公斤重的哑铃，让我一手一个，练习蹲下后猛的跳起来，这样反复做，一组做二十个，一天做六组；后来最多加到每组做三十个，一天做十组。当然，还指导我压腿，练起跑后三十米冲刺。
跟他练习的大学生虽然也是工学院的田径队员，但他们从来都不是我的对手。四月份，工学院举行校运动会。这一天是星期天。刘教授故意安排我跟他喜欢的学生在预赛时一起参加。不是本院的学生这本来就是稀奇事，于是校刊的“记者”便对我注意起来。我却没当回事。
发令枪一响，自然我是一马当先。但到冲线时，那个同学追了上来，我们几乎同时冲线。结果裁判员随即大喊：“破纪录了，破纪录了！” ……全场爆发出一片惊呼！大连工学院的校纪录是十一秒五，而当天我的成绩是十一秒二，这个同学的成绩是十一秒三。
我以一个15岁的孩子的身体，竟然破了大学生的成绩纪录，这不能不说是我巨大的荣誉。
决赛，当然我不能参加了。因为那是有名额限制的。大概预赛时我的带跑，那个同学才跑了十一秒三，而决赛他虽然取得第一名，但成绩只有十一秒七。校纪录是以决赛成绩为基准的。刘老师和他无不遗憾。最后刘老师对我说：“你的耐力还差一点。要多做一些耐力的训练，成绩一定还能提高。”
其实，从我们抵达大连开始，又一场政治风暴就已经在悄悄地进行当中。父亲自平反以后，心中那股怨气在自己肚子里总也闷不住。不久，大连工学院就开始大鸣大放。先是在小会上让大家发言，给领导干部提意见，说是帮助党整风。
对于在青岛工学院被批斗、被停职以及母亲的自杀身死，父亲理所当然地沉不住气了。于是，在水利系的小座谈会上，父亲就全部像诉苦一样的说出了工学院的事情。当时的人谁能想到，党组织对每一个人都要立档案呢？！而且，这个档案是秘密的，本人根本不能看，因此也不可能知道。父亲还是中了阴谋！
几次座谈会，父亲总是边哭边叙说，这引起了不少女教授女讲师的同情，也跟着流眼泪。男人当中当然也有摩拳擦掌者。在父亲哭诉的影响下，不少人也都谈到了外行领导内行，几年来整人的事情，一时间水利系成了院党委最为注意的单位。
哭诉归哭诉，父亲照样教课，而且因为苦水都倒了出来，心情也好受了，于是教课就效果更好了。
学生们最喜欢听父亲讲述阿斯旺水电站的雄伟和巴拿巴运河的奇迹。有时在学生当中，也讲一些父亲如何同母亲一块深入到中美洲热带森林的课题以外的趣话，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其实，父亲不仅工作严谨，治学细微，父亲更是一位思维敏锐、口齿清晰的好教授。虽然操一口纯正的青岛方言，但人们都非常愿意听他的课，这是青岛和大连学生们公认的。
一九五七年六月，“反击右派分子疯狂向党进攻”的反右斗争开始了。大连工学院无论市内分院还是凌水河分院，一夜之间都贴起了大字报！
所谓大字报，就是用旧报纸在上面用毛笔写上自己的观点、意见。向自己有意见的人提自己的想法的一种公开批评形式。当然可以不署名，但不管你写不写名字，到最后公安机关都能查出是谁写的。这自然是毛泽东发明的专利。现在我才知道，所谓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毛泽东制造“引蛇出洞”的一场大阴谋。而“帮党整风”是地地道道的引鱼上钩的鱼食。
父亲被狠狠地算计了。他的一切言论都被记录在案，什么“阿斯旺水电站”、“巴拿马大运河”，是王志超鼓吹美帝国主义神话，宣扬反动的资本主义文化啦，什么热带森林采标本啦，是散布资产阶级糜烂情调……。不一而足。
仔细想一想，当时父亲的确搞了西康省雅安、康定两座电站，但当时中国有几座水电站能给学生学习带来更多新知识呢？！讲西康水电站，明显地又是吹捧自己，而且西康水电站怎么能跟阿斯旺水电站相比呢？
但是，当时上头要整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把你平日的言论积累起来，到时候对你算总账！其实，这才是开始。
到了六月底，一切都明朗化了。工学院院长屈伯川亲自写出一张大字报，公开点名王志超。大字报说：“王志超利用大鸣大放的机会，公开向大家诉苦说：肃反运动扩大了，把他妻子逼死了……，这是公然挑动教员向党进攻。坚决不能允许！”
一锤定音。父亲绝难逃出这场反右斗争的恶运。一气之下，父亲带着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来到了北京。而我被父亲安排回了青岛西镇的老家。
父亲这次直接去了水利部，找到了副部长张含英先生。他把情况向张部长讲叙出来。张部长是父亲出国时的山东省高教厅厅长，对父亲从来非常关爱。当然不能等闲视之。
于是张部长立刻带着父亲去见了当时任水电部部长的傅作义。傅作义当然认识父亲了，他非常痛快地说：“仞仟，不必难过，你就直接在水利部工作，不必回大连了。你的一切关系由部里给你办理，安心工作吧！”
张部长说：“以前你是挂职任黄河治理总工程师。现在你就在部里当治黄总工程师。部里现有的三个总工程师都没有你资格老。你就负责山东段的治理任务吧！”
傅作义是原国民党驻北平总司令，由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同傅作义秘密谈判后，北平驻军带头起义，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了一个头等大功。建国后，傅便当了中央水利部部长。而张是民主人士，他们对于当时的“七君子事件”（即：章乃器、罗隆基的章罗联盟）是有看法的。只是身处高位，不便出面。这次父亲的到来，他们非常同情，于是决定重用父亲。
不久，我便也来到了北京。一家人住到了位于六铺坑的水电部职工宿舍里了。鉴于我初中毕业，家中动荡，没有考上高中（也可以说我学习不好），父亲便把我安排进了水电部所属的水电学校（中专班）。
在中国，人在哪里生活、工作，档案就在那里。父亲虽然人已在北京工作，但水利部的工作人员连续去了三次大连，但都没有办理成功！尤其是最后一次，简直就是被大连工学院人事科给撵了出去。没办法，父亲的工作关系只能挂了起来。父亲工资的支付方式只能用救济款的形式支给，虽然数额比大连工学院的要高出20元，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但水利部对我父亲非常照顾。一晃就到了十一月中旬。父亲收到了一封由大连工学院人事科会同大连工学院保卫科的共同公函。信中措辞强硬。几乎是命令般地让父亲立即返回工学院，向人事科报到。到时候可以视情况予以办理转职手续。
父亲拿着信，找到了张部长。张部长看事情已到如此，若不回大连也恐怕出问题，便给父亲安排了一名叫吴瑞信的勤务员，帮助家里照顾弟弟妹妹的生活，自己单身一人回大连去了。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妹妹收到了从大连市公安局寄来的一封公函。公函内容是通知家属，王志超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正式逮捕。罪名是：恶毒攻击党的方针政策！
俗话说：“树倒糊孙散”，父亲是我们孩子们依赖的唯一的一颗大树，大树倒了，为了生存只得另寻生活出路。
此时，大姐得到学校通知，赶回北京，与我共同商量弟妹们的安排方法。
当时，我不满十六岁。妹妹只有十三岁，初中即将毕业，而两个弟弟，大弟弟王德增不足十一岁，小弟弟伟伟刚满六岁。我也许可以找工作，而且水利学校当时管饭，不是太难的事，弟弟妹妹可就难办了。怎么办？！
大姐和我只得去找张含英伯伯了。张伯伯接见了我们，他非常痛惜，但人已被捕，他也没有任何办法。他从自己的办公桌内取出了四十元钱，交给了姐姐说：“不要责怪你们的父亲。事情早晚会弄清楚的。弟弟妹妹们还是投亲靠友吧！”
我们从张伯伯办公室里出来后，沿着长安街来回走了好几趟。此时，姐姐想起了四叔，他可是我们的亲叔叔啊！于是我们分了手，她自己去四叔家，我回六铺坑，给弟弟妹妹做饭去了。
两个多小时以后，大姐满脸怒容地回到家中！大家问她怎么样。她把我和妹妹叫到了另一间屋子。气愤地说：“四叔还没从苏联回来，是王立（四婶的名字）接待的我。我把父亲的情况跟她说了后，你们说，她说什么？！”姐姐顿了顿，接着说：“把德增、伟伟送孤儿院，你们大的回青岛奶奶那里。这哪里是亲婶子说的话！”
父亲入狱后，我们头一次感到了世态炎凉。自己的婶子连亲侄子都不接受，这还是人吗？！四叔在四机部工作，是部长级干部，月工资三百六十元，四婶随夫当官，月工资在一百八十元，两个人收入一个月五百四十元，这绝对不是收入低不收侄子，分明就是因为父亲以政治犯罪被捕入狱，她怕影响了四叔和她的政治前途，而拒绝接收两个弟弟的！这就是当时共产党的心态。
恰好，大姑从青岛来信给了极大的帮助。
大姑信上说，她有一位表侄女，在北京工作，丽令托给表侄女帮助。三姑夫妇月收入六百元（都是西安交大建筑系教授，月工资三百元，两人六百元），德增可以送西安。至于伟伟，太小了不放心，因此送回青岛西镇生活。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三姑夫妇都已成为右派，于是只得按照这个方案去办了。父亲走后，家中还剩下一百元左右。张伯伯给了四十元，大姐把钱集中起来，大家商量处理的方法。
伟增去青岛，德增去西安，青岛车票15.80 元，西安车票18元多，他们都是不足一米二的孩子，乘火车是四分之一票价。但路上要吃东西，下了火车要坐公共汽车。这样，每个人按二十元分配。但是，弟弟们太小，学校给姐姐的假期眼看就要超过了。而我还在上学，不能去送弟弟们。怎么办？！
整整想了一夜，大姐终于想出了个好主意。
第二天，大姐给两个弟弟办理了转学手续，开出年龄身高证明后，回到家里，把德增要带的衣服、棉被全部装好，便带着德增和我到了火车站。买好票后，我们站在那里等着。寻找着可靠的人。突然一名陆军军官是回西安探亲的。大姐和我领着德增走了过去。对他说：“这是我表弟，不愿在北京生活，想回西安跟母亲一块，我要上学，没有办法送他。刚才听您买西安的票，拜托您了。请您无论如何帮帮忙，把表弟带上。到了西安，请您帮他买汽车票。求求你了，可以吗？”
大姐早就跟弟弟讲了，不许说父亲的事。刚才这番话当然引起了军官的同情。于是，大姐取出20元，交给了这个军官。大弟弟就这样，跟着军官叔叔上了火车。
小弟弟是在第二天，按同样的办法委托给一名海军军官帮忙的。那时节的军官都很单纯，而且特别乐于助人为乐。两个弟弟就这样，非常顺利地去了西安、青岛。
妹妹联系上了大姑的表侄女，她是一名工程师，独身一人，对妹妹非常同情。搬到了她家去住了。
我虽然在水利学校上学、吃饭，但学校没有宿舍。住在六铺坑水电科学院宿舍，显然是不合适的。于是准备辞学找工作。这时，北京郊区南苑农场招工人，我报了名。结果一审查，父亲被捕，这个工作便泡了汤。接着，北京市教育局贴出青海省临夏市招收小学教员的布告，我又报了名，结果同样的理由也被拒绝。此时大姐早已回到上海，我在北京一直住到二月底，最后把家中的家俱以最便宜的价格卖给了拍卖行，退学后回到了青岛西镇老家。这时已是早春三月了。
祖母非常喜欢小弟弟。我住到老家以后，奶奶责怪说：“你跟你姐姐胆子太大了。这么小的孩子竟敢托不认识的人带来，幸亏你们碰到了好人。要是坏人把他卖了怎么办？”
我一问伟伟才知道，那名海军军官不但一路照顾小弟弟，而且姐姐给的二十元钱一分不少的交给了祖母。他们到青岛后，军官先带弟弟到部队报到，在招待所住了一天，然后请假把弟弟送回了西镇老家。祖母请他吃饭，他坚决不吃，同时把在路上买的几个肉烧饼给了弟弟。一次揪心的历险终于风平浪静了。
不久，三姑来信了。当然也是先把我和大姐骂了一顿，然后告知军官同样直接把德增送到了三姑家中。三姑开始被军官告知这是她的孩子，当时就糊涂了，等看过我姐姐的求援信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在三姑当时是知道父亲的事的，没有当时向军官说明。军官同样把大姐给的二十元钱全部交给了三姑，三姑非常感动……云云。
德增平安抵达三姑家，最后一块压心的石头也顺利的放下了。
这一年多的大连、北京之旅，使我们孩子经历了一场世态炎凉和亲情温暖的洗礼。从此，开始了各自在生命战场上的个人角逐！(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