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下） 文明骤化为野蛮（Ⅲ）
不说别的，单说据我所知的彭老总的为人，骂他的人就没法与之相比。
1951年秋天，新华社总社又派出一批记者到达朝鲜前线。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社长普金，请彭总给他们讲讲朝鲜战场形势。当时志愿军司令部设在 桧仓东郊后山腰的山洞里，志愿军总分社设在前山腰的旧矿洞里。由于敌机活动猖狂，普金的意思是让记者们翻过前山的山头，爬到后山腰的山洞里聆听彭总的讲 解。
“不！”彭总说，“你们人多目标大。我只带一个参谋和一个警卫员，目标小，还是我到你们的洞子里去为好。”
不论普金怎么说“彭总的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彭总硬是带着一位夹着朝鲜战场军用地图的参谋和一位警卫员，从后山腰下到沟底，再翻过前山的山头，来到了志愿军总分社的山洞里，给记者编辑们讲了多半天。
1951年10月，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金日成给彭总送去两大箱苹果，每箱足有500斤。彭总一个也没吃，送一箱给司令部的参谋们，送一箱 给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同志们。彭总的一位警卫员悄悄地从给参谋们的那一箱中给彭总留了一脸盆，彭总发现后把这位警卫员同志狠批了一顿，坚决让他还了回去。
彭老总的这类平易近人、关心部属胜似关心自己的品格，是许多位高势显的人没法比拟的。
由此我还想到，我们党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为什么正气反而得不到弘扬，而听任毛主席的个人专断？就以1959年的庐山会议言，为什么那么多过去叱咤风云的老一辈革命家，一个个画地为牢、噤若寒蝉？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通常而言，理性高于感性。从理性出发的革命者，一般都是比较坚定的。可惜，我们党内的这种人似乎并不太普遍。大多数知识份子投身于革命，除了 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和爱国心而外，往往也掺杂着追寻个人出路等等的私心杂念。这种人一旦掌了实权、大权，个人的目的已超标准地达到，若再要他们舍弃这些既得 利益继续为真理呐喊、为正义而拚搏，他们就得掂量再掂量孰轻孰重了。很多人也许觉得当年的革命正义和爱国心这颗无比硕大的砝码，突然轻得微不足道了。
当然，在老一辈中，也不乏洞知真伪、明断是非的人。但他们为了顾全大局，维护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却又不得不顺着毛主席的意趣而牺牲别的战 友。这样，就把我们的党演变成了一个宗法大家庭，不管辈份最高的老爷子的一些作为如何地不对头，但做下辈的人都还要维护老爷子的权威与尊严：是也是，不是 也是。受了委屈的人还得被迫自打耳光：“怪我不好，是我不对！”
至于一般工农出身的人，他们之所以投身革命，往往出于追求自身的翻身解放。在革命过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能一不伯苦，二不怕死，有着百折 不挠的大无畏气概。但如果在这艰苦残酷的斗争中，他们没能升华为真正视野高阔的共产主义战士，一旦个人翻身解放的目标已彻底实现，并且还掌了权，他们则往 往不会再侧重于我们的党和国家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更甭说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了。对于毛主席，那是使我们翻身解放并掌了权的大救星、大恩人。大救星、 大恩人咋想咋说咋做都是百分之百的英明正确，谁说一个“不”字，那就和他拚命，不共戴天。
在如此这般的状态下，像谭嗣同那样“我自横刀朝天笑”的人，像鲁迅那样“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人，誓死也要改革到底革命到底的人，宁可用自己 之一死也要唤醒亿万群众而绝不苟且偷生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如此下去，则必然“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夫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爱恶各以其 正，治之至也”的至善理念，也顶多在嘴头儿上空叨叨罢了！总有一天，会出现《史记‧秦始皇本记》中所痛述的那种局面：“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 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 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
我想得很多，但只是在出工收工的长途跋涉中独自想想而已，干活的当儿仍一如既往，尽力而为。
五
十年大庆快到了。中央颁布了对“战争罪犯”和各种犯罪份子的特赦令，也颁布了对已经“改恶从善”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决定。我们奉命利用每天下工后的业余时间，在微弱的烛光下断断续续地写自己的“改造小结”。
在通过‘小结”的会议上，我以争取分清是非、提高认识的态度，简而略之地谈了前述的许多真实思想。大家认为我是诚恳的，有人还表示很赞赏，一致通过了我的‘小结”。
但是，表面上在一边旁听、实际上是临场监督指导的畜牧二队盖队长，用他的胶东口音突然说：
“戴煌的问题很严重，尤其对国家生活的一些看法，是继续对党对毛主席不信任的表现。大家没有对他进行批判，反认为这是敢向党暴露真实思想，对他赞扬，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右倾’！大家应该与戴煌划清界限，对他进行严肃的批判帮助！”
像往常一样，每当这紧要关头，一些人立即转为检讨自己“觉悟不高”、“立场不稳”、“政治嗅觉不灵”，等等，继而就对我批了一通。老实一点的人，先谈自己也有类似的“糊涂认识”，然后才浮皮潦草地规劝我几句。最后盖队长又讲了几句话，对我的“小结”会才算结束。
平心而论，盖队长是个“上级说啥都正确”那种类型的工农干部和共产党员。他作风严谨，工作刻苦，从不沾公家丁点大的便宜，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也 很有分寸，也很尊重我们的人格。很明显，他与朱麻子、武副书记之流不是一路人。但遗憾的是，他的内心世界不自觉地或本能地拥有宗教式的个人偶像崇拜倾向， 而且崇拜得极其虔诚。他对我们思考的这类问题是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而且上有他所崇拜偶像的指路明灯，他自己压根儿就不会去作这种种“无谓的胡思乱想”。
隔了几天，在打小叶草的草原工地上，盖队长和一位姓王的副指导员又找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当问我“想通了没有”，我表示“还没有想通”时，他们一脸没好气。
一天晚饭后，在瑟瑟秋风中，盖队长在食堂前的小院里“晚点名”，当着全队的面，指名批评我说：
“戴煌老是想些与党的观点不一致的问题。这样下去很危险！党把要说的话都说了，改不改全在他自己……”
不少朋友都为我捏把汗，不知道我将会再出什么事。但是我老想着好像是歌德说过的那句话：“一个真正的人所要求的最先和最后的条件，都是对真理的热爱。”要我昧着良心认黑为白，指是为非，那是十分痛苦的。我还是应该坚持走自己认准的路，其是非曲直任由别人去说吧！
中秋节的夜晚，我特地备了一瓶红葡萄酒，请几位好友举杯对明月，遥祝我母亲的七旬诞辰，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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