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37)

代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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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上)  绝望

                  一

没有几天,我们又奉命到第二生产队的地里去挖排水沟。
  
第二生产队位于云山场部东北,相距只有两里地。但挖排水沟的地方,是在七八里外的一座山坡下。为了省下出工收工路上的时间,我们就住在那一带1958年冬天大干水利时,“左派”精英连队留下的破窝棚里。
  
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大约是1960年5月15日凌晨,我们又奉命转移到云山场部东边小云山第四生产队去挖排水沟。
  
从“左派”精英连队的这些废窝棚直接去小云山,只有七八里地。按说,应该让我们迳直去,因为我们都已衰疲不堪,还得挑着行李与工具。
  
但是,不,那会使几十个“右派”的劳动力浪费半天时间,而让“右派”的频繁调动占用大白天的劳动时间是从来没有过的。于是云山场部让指导员刘恩强迫我 们挑着行李与工具,先到场部南面的云山水库大坝,再从几里长的大坝南端往回挑沙子修补坝顶的路面,然后利用夜晚“业余时间”,再从那儿转移到小云山去。
  
这就是说,让我们这帮一阵大风就能吹倒的人,身负重荷,先从东北方向朝西南走十几里地,然后再从那儿往东走十几里地,等于让我们走一个大三 角的约有30里地的两个长边,而不让我们迳直去这个大三角的只有七八里地的底边,而且还要利用“业余时间”。这样,这一天一夜就剩不下多少休息时间了,这 比高玉宝《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还要周扒皮。
  
可是,在云山畜牧场领导中的王副场长、武副书记、祝大队长和朱麻子、刘恩等人看来,这却是绝妙的领导“谋略”。不管对这群奴隶的调动如何频繁,从未因此耽误过这群奴隶“为农场多作贡献”。而结果,等于无形中让这帮瘦骨嶙峋或浮肿“发胖”的人,更快地走向黄泉路。
  
那天凌晨,满天乌云。我们挑着沉重的行李、日用杂物和铁锹铁铲等工具,赶到了水库大坝的最南端。
  
刘恩对大家说:
“大家使劲干!就这么一点儿活,坑坑洼洼的垫一垫,补一补,早干完早转移,早转移早休息……”
  
这种老套儿话,我们听过无数次了!他们每一次要我们干的活,没有一次是能够让我们“早干完早休息”的。
  
这一次,沙石远在大坝南面的山坡上。每挑一担沙石到坝中心,来回一趟少说也得走三四里地。我们从清晨挑到中午,从中午挑到快天黑,中午吃了自带的窝头咸菜后一刻也没歇,才终于“早干完”,挑起行李工具向小云山“早转移”。
  
这时,空中的乌云已越积越厚,阵阵冷风吹来,下起了小雨。冷风冷雨,溜滑泥泞的土路,大家摸着黑,饿着肚子向前撑。衣服外面是雨水,里面是汗 水,全身湿了个透,可又不能歇,也不想歇。因为只有到了小云山,才有晚饭吃。直到深夜12点左右,一个个都像泥猴似的,稀稀拉拉地抵达了小云山。总共不过十几里地,滑溜了五六个小时。
  
但是各班一点人数,少了两个人!
  
一个叫佟霭成,四十来岁的河南人。宽额头,高颧骨,细长的眼睛,短小的下巴颏,脸色灰黄,说话细声慢气。
  
他原是一机部子弟学校的校长。到北大荒后不久,他的妻子就和他离了婚,给他丢下几个孩子在北京。他每月只有32块钱,根本养活不了这些孩子, 他极为愧疚与哀伤。在山里剖木板时,他就曾在一座空炭窑里自尽过一次,幸亏被人及时发现。这天凌晨,离开二队山坡下的那些废窝棚时,又有人发现他不见了。 据说原在中央某个机械工业部搞过共青团工作的排长盛桂林,和据说原是《中国青年报》行政工作人员的他们班的副班长孙某,奉命到山坡上的林子里去寻找。他们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佟霭成,反而“找”回来两大挂包的野菜和山韭菜。
  
几天后,二队的推土机手们在那山坡上推平场地盖房子,才发现佟霭成是用自己的裤腰带,把自己吊在一棵小树上,结束了他那悲惨的人生旅程。
  
第二位叫赵琪,也四十来岁,原是交通部的一名干部,共产党员。他那苍白而浮肿的脸上,带有几颗浅麻子。他也是在危难之时被自己的妻子所抛弃的不幸的人。
  
半年前,他就不能再干活了。然而班排长们说他消极混泡,反抗改造,照常逼他去“苦战”。
  
这天在水库大坝上,他就一直面无人色。他老耷拉着脑袋,佝偻着背,有气无力地担着一副竹簸箕。里面的沙子几乎都漏光了,他也不知道。到了坝顶 上需要垫沙子的地段,他也把两只空簸箕照样往下抖一抖,转身再去“挑”。指导员刘恩和排长盛桂林骂他“装疯卖傻”,“一点儿干劲也没有”。可是我们不少人 都预感,他快不行了,但是还没有想到他很快就会死去!
  
傍晚,我们冒着风雨向小云山转移时,路过云山场部。基建队“右派”中一位面熟的人到小卖部去买蜡烛,在路上见到了我们。他望望满天的黑云,悄悄对我说:“老戴,看来这场雨短不了,你们在路上可得小心啊!在你们这个排,没有几个人还能干活了,尤其是你、赵琪、石铁生1三个人的脸色最难看,身体最瘦弱,可不能倒下去啊!在这个鬼地方,想关怀我们的人一个一个地被整倒了,有实权的人又往往没有人性!望自重!”
  
原《世界知识》编辑,北大毕业生。
  
经他这一提醒,我认为赵淇的情况最严重。虽然他和我不在一个班,我也想向刘恩和盛桂林建议把他先留下来,等第二天雨停了再让他到小云山去。我 们班的小罗——罗相成,就是刚到“五间房”“文明流放”初期,还在研究马卡连柯教育法的那位原高教部留学生司的青年干部——连忙阻止我。“难……难道 你……你头上的‘真……拉拢’、‘假……假同情’的帽……帽子还……还少吗?”他一急,说话就更加口吃。“这……这种事,不能再……再由你出面,我我…… 我去想想……办法。”他转身叮嘱了赵淇班里的熟人,请他们一路上多多照看老赵。
  
但这有何用?人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第二天早上就传来了噩耗:赵琪死了!
  
夜间,在我们躺倒后,队部曾接到赵琪班里人的报告:赵琪倒在半路上的水洼地中,不能动弹了,照看他的人也帮不了他,请队里的医生跟着回来报告的人一道去抢救。但队部里的刘恩等人听之任之,也不派医生去。结果这位过早风烛残年的人,就死在风雨地里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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