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天使》序

巨大冲突中 看见完美协调

文/萧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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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土地、悲剧的人物、悲剧的连结。

然而,吉姆‧伍顿所成就的并非历史悲剧,而是警惕世人的一记当头棒喝。因着记者贯有的敏锐观察与流畅文笔,这篇文章的地理座标,不单单是发生在约翰尼斯堡一位爱滋宝宝的故事,它更揭露整个非洲大陆面临世纪黑死病横扫的困境;同样地,文章的时间向度,也绝非停留在穆白吉政府的时代,它更可以溯及种族隔离制度的开始。

文章的美,美在一开始就带领我们认识诺西这位爱滋小男孩,一位一出生就面临死亡、却又坚强地与命运搏斗的小勇士。当他穿梭在爱滋收容所里当个小助手、当他拖着羸弱的身体远渡重洋到美国为爱滋募款;他似乎已经完美地演出爱滋天使的角色!而这位小男孩自始至终只有一个似也纯真、似也卑微的要求:“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跟别人没什么不同;我们懂得爱和尽情欢笑,我们会伤心也会难过得哭泣;我们出生,然后死去。”

每个人都不应该因为肤色以及他所无法控制的疾病而遭受到不公平的歧视待遇。可悲的是,这种公平正义的论调,在现实的社会里,不过是天方夜谭。诺西一出生就面临肤色以及遗传疾病──爱滋,而遭受双重的不平等待遇;悲惨的命运因为遇见了盖儿妈妈,才谱出可歌可泣的乐章。

文章的动人,在于巨大冲突有了最感性的协调:盖儿妈妈,一位坚强且懂得将母爱发挥到极致的白人女性,收养了一位感染爱滋病毒、整天拉肚子、全身上下黏液不断的黑人小孩;而他们所处的环境更是极尽矛盾:一个爱滋病患人数激增的国家,但政府领导者却选择视而不见的鸵鸟心态。令人欣慰的是,巨大的冲突在这篇故事中,有了最完美的协调:不同肤色的种族、爱滋患者与健康族群、爱滋肆虐的国度与鸵鸟心态的政府,都因为盖儿妈妈与诺西小男孩的努力,藩篱被打破、冲突有了亲密的接触。

打破冲突的界线、拥抱双方,你知道有多么不简单吗?当黛安娜王妃不戴手套和爱滋病患握手、当伊莉莎白泰勒亲吻爱滋小孩枯槁的脸颊时,那画面仿佛是电影虚构情节、离现实社会太过遥远。因为,现实环境所上演的戏码是:一群居民拉布条抗议,只因社区里面有爱滋收容所。

伍顿流畅的叙事能力加入了记者的查证力道,更显铿锵有力!

这不单是描绘亲情的文学创作,也不单是爱滋议题的实证纪录,它更是关怀世纪悲剧的警钟。诚如伍顿所言,“每个人都应该以他生来的肤色感到骄傲,不管是白人、黑人,或是棕色、红色,或是白色、黄色,甚至是绿色。”如果说,爱与治疗是对爱滋患者最珍贵的礼物,那么,盖儿妈妈用爱给了诺西短暂生命中最宝贵的亲情;而伍顿则是用笔锋给了所有爱滋患者及健康族群最难得的一课。

悲剧的土地、悲剧的人物;不凡的连结。◇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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